在宋明儒者那里，所说的“释老”之“老”，往往既指道家，也包括道教，或者有时偏重于指道家，有时偏重于道教，总之二者并无截然的区分。现代学术受西方概念分析方法的影响，才将哲学与宗教截然区分，至有“道家”、“道教”之不同。一般而言，道家是指以先秦老子、庄子为主体的哲学思想。道教是指兴起于东汉末年以长生成仙、体道合真为目的，将黄老之学神学化、方术化，形成了具有修炼思想、工夫境界、信仰成分和伦理观念的一个多层次的宗教体系。道教与道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道教后来的发展中，老庄著作几乎被所有道教宗派奉为基本经典，特别是兴起于晚唐的道教内丹学，更注重内在心性的修炼，以老庄所指示的道境为究极。在中晚明儒释道三教高度融合的思想背景下，王阳明对于道家、道教思想的主动吸纳，是阳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然以往的研究多注重阳明本人与道家道教的交涉，对阳明后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留意甚少。至于王门后学的重要代表罗念庵（名洪先，字达夫，号念庵，1504－1564）与道教道家的关系，目前未见有专门研究。实际上，罗念庵与道教道家渊源甚深，在明代以及后世人眼里，他的形象一直笼罩着神秘的“仙家”色彩：外在的生活方式上，他在家乡开辟的石莲洞中有着长达十八年的静修生涯，晚年曾闭关三年，“除荤绝欲远嚣尘，松下诛茅自结邻”，[1] “兀兀类株拘”，“坐久祇单趺”， [2]形式上几乎与佛老无异。因此早在明代，就一直有关于念庵得道升仙的各种流传，[3]后世假托念庵之名的各种修仙、劝世口诀不乏其见。[4]本文通过考察念庵与道教人物交游的历史背景、念庵对道教静坐术的吸纳、对道家思想义理的融摄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念庵之于道教、道家思想的关系，以提供阳明学与道教、道家具体交涉的一个个案研究。

一．与道教人物的交游因缘

念庵自幼体弱多病，其自述云：“生少多病，当其未闻养生之说，而畏死之速也，问药抄方，形之梦寐，恨不能越疆而往就其人。” [5]对养生的重视使得念庵很早就开始留意道教养生术，甚至一度乐求长生之术，“往年泛滥于各家，深奇老氏之玄，以为握阴阳之枢纽，可夺造化”，[6] “至闻长生久视之妙，津津然同声应之，不谓其相远也”。[7]另外，其“雅有山水之癖” [8]的喜好使之流连驻足于名山大川中的佛寺道观，他曾明确表示游历山水的一个目的便是寻访高人隐士：“往时怀五岳之念，闻人谈奇胜，辄生羡心，亦以高人达士多潜其中，庶几一遇云尔。” [9]在当时三教合流、兼之明世宗崇信道教的背景下，达官名流结交山人道士习以为常，阳明学者交游佛道中人以互相取益者亦往往有之。其中，念庵交游较深且对自身悟良知工夫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时议不佳的道士方与时（号湛一），此事亦成为念庵晚年最受争议的事件之一而引起关注。

据耿天台的《里中三异传》记载，方与时少有异资，“托游方外，潜走太和山之阴，习摄心术”，“静久稍稍发慧”，“兼娴武技”，年纪轻轻便名震一时，曾与王龙溪、罗念庵、唐荆川、耿天台等名流学者交游。方比念庵年幼二十岁，属于后辈，然方的“英标雅质”一度令龙溪、念庵颇为赏识，欲“诱之归圣学”，但方后来还是走上了以道术攀附权术的道路，成为权臣高拱的幕僚，高拱罢相后，方为躲避追杀而隐匿山中病死。方与念庵的交往是在其未卷入官场倾轧之前。嘉靖三十四年（1555），方与时邀请念庵、龙溪至其家乡湖北黄陂道明山中静修，据天台记载：

山人自负得“息心诀”，谓“学圣者亦须静中恍见端倪始得”。罗先生然之，约偕之入山习静。吉州诸长老咸尼，罗先生不听，遂与王先生偕至山人里居。顷之，王先生先辞归，罗先生独留栖道明山中，短榻夜坐。逾时，念山人无所得，愤悔至发疽，无恙乃还。既还，其夫人又殂，不及诀，以是益恨山人。山人寻趋吉州谒先生，先生拒之峻。山人出橐金若干，跪请愿筑室受业终身，先生以为尝己也，叱遣焉。山人邑邑不得意归。

按天台的说法，念庵此次的楚山习静不但从方与时那里“无所得”，而且因疽痈之疾、又与夫人未及诀别，故悔恨不已，自此与方与时交恶，以至于后来方与时亲至吉水念庵处以重金跪请纳为弟子，仍被念庵斥逐。耿天台与方与时为同里，且有通家之好，因此后人多以天台之说为据。加之念庵学生胡直任湖广督学时，为维护其师清誉而对方“捕之急”，[10]这就加重了人们对罗方二人交恶的印象。然此事疑点颇为明显，早在明末黄宗羲就提出反驳，以为凭念庵的学养修为当不至于与方与时交恶，[11]抛开此事不论，就念庵楚山习静是否如天台所说的“无所得”，检诸相关史料亦难成立。念庵在《答蒋道林》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自己楚山趺坐三月的静修体验：

当极静时，恍然觉吾此心虚寂无物，贯通无穷，如气之行空，无有止极，无内外可指，动静可分，上下四方、往古来今浑成一片，所谓无在而无不在……

这段文字被当时、后世学者公认为念庵悟得良知心体或“天人合一”境界的标志。如胡直称念庵楚山习静时“静久大觉”，[12]，而天台在《念庵罗先生传》中也不得不含蓄地承认念庵于楚山习静时“自觉有省”，[13]显然与上述“无所得”相矛盾。再看念庵写于楚山习静时的《夜坐》诗，亦毫无隐瞒他对道教工夫的借取： “连宵无寐只泠然，气象依稀未发前。始信古人常待旦，不缘亥子有先天（其一）” “杀机自有生机在，此语伤奇且莫提（其八）”，“无事闲看调息箴，周天卦数试从今。有时测气非窥管，每夜焚香必正襟（其六）”。[14]从“亥子”、“先天”、“杀机”、“生机”、“ 调息”等道家术语看，念庵显然是借鉴了道家的静心术。台湾学者吴振汉先生对此事重新考订，认为念庵“确曾不耻下问，至湖北黄陂山中，追随一位后辈山人学习息心之法，并因而在静坐境界上有所突破，进而对他晚年学术思想产生关键性影响。”然而，“其门生、后学过于拘谨，深恐名誉不佳的方与时连累罗之盛名洁行，因而百般隐讳掩饰，结果反使罗的治学精神和思想转折变的暧昧不明”。[15]可以说，念庵向方与时学习道家息心术而帮助他悟得良知心体一事基本无疑。那么，念庵在何种程度上吸纳了道教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