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戒活动的延续

从光绪八年第一次传戒后，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就延续下来，除了光绪八年的传戒活动外，见于史料的至少还有4次。

1、光绪九年十月，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道长传戒

己载本次传戒活动的最重要的资料是《杭州玉皇山志》，原文如下：

光绪九年十月，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弘道传戒。

评盟洪明通、监戒储明安、保举黄圆怡、演礼夏明馨、纠仪王明清、提科何明、登箓金明纯、迎请陈明海、纠察徐明真、道值叶明义，引礼吕圆功、杜圆修。

“评盟洪明通”中“评盟”应该为“证盟”，原文应该为印刷错一误。监戒大师储明安道长是在京都白云观受的戒，在《白云观同治癸酉坛登真箓（1873)》中有记载，原文如下:

出字四十六号/龙门/储明安/德然子。年三十岁。甲辰相。八月二十三日已时生。系江南省松江府南汇县人。在浙江省杭州府钱唐县玉皇山福星观出家。度师楼圆和。

白云观

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早期玉皇山福星观的弟子绝大部分都是到北京白云观受戒。原因可能是晚清同光年间在江南地区早于玉皇山福星观传戒的宫观较少，已知的只有同治六年镇海渊德观、同治十二年委羽山大有宫、同治十一年和光绪二年天台山桐柏宫的四次传戒。这个地区的戒子都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受戒，更重要的是北京白云观作为天下龙门祖庭，在白云观受戒更能够获得教内外的认可。

登篆大师金明纯在《道统源流》中也有记载：

金明纯律嗣，道号还初，浙江海宁人，重兴湖州弁山佑圣宫，其力居多，系陈圆仙传。

湖州弁山佑圣宫，蒋永林道长在此任过方丈。玉皇山福星观的监院黄明怡道长曾经就担任过佑圣宫的监院。和金明纯同时代的人，蒋永林道长的弟子褚圆炳道长曾经也任过弁山佑圣宫的主席。金明纯道长是陈圆仙道长的弟子。陈圆仙，浙东人，其字辈刚好比蒋永林道长小一辈，是否为蒋永林道长的弟子或者玉皇山福星观出来的道士还有待考证，但玉皇山福星观和湖州弁山佑圣宫往来之密切毫无疑问。

2、光绪十一年，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道长传戒

记载这次传戒最主要的文献是《杭州玉皇山志》中的匾额，原文如下:

道贯三乘。

光绪十一年乙酉，第十九代蒋律师弘道传戒。

证盟朱明亨、监戒冯至安、保举陈至峻、演礼范至受、纠仪褚明炳、提科吴至能、登箓郑至珍、迎请陈明海、纠察陈明融、道值姚明亮，引礼褚明松、郑明行。

此次传戒律师为蒋永林道长，在光绪九年传戒中任第二十代传戒律师的朱圆亨道长此时任证盟大师，可见在道教内部各种关系中，师徒关系还是最重要的。监戒大师为冯至安道长，在光绪二十二年传戒中证盟大师为冯明安道长，冯至安道长可能就是冯明安道长。据考冯圆安为其道号，冯明安为其传戒法号。冯至安中“至”字辈就不合理，可能为误写。冯圆安道长，为蒋水林道长的弟子，“江宁府上元县人，在仁和仓桥水德道院”。保举大师传戒法名为陈至峻，冠巾道名陈明峻，其担任保举大师说明此时其应该为玉皇山福星观监院。

纠仪大师传戒法名褚明炳，冠巾道名褚圆炳。褚圆炳道长是蒋永林道长的弟子，和在光绪九年任登箓大师的金明纯道长一样，也是以弁山佑圣宫为自己的主要宗教场所。可见弁山佑圣宫应该为玉皇山福星观道教教团重要宗教活动场所。褚圆炳道长有较多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在江南活动，形成了一个主要在湖州活跃的玉皇山福星观分支。孙明清道长，褚圆炳道长弟子，浙江归安人，在玉皇山福星观受戒，时间不详，是重建河口山顶武圣宫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章明真道长，褚圆炳道长弟子，在弁山黄龙洞庙中数十年闭关参玄。他的弟子还有陈明通道长、郑明春道长、沈明伦道长、吴明善道长，再传弟子还有张至南道长、施至坤道长、周至昆道长、高至鳌道长、杜至云道长。

道值大师姚圆亮道长也在光绪二十二年传戒中任监戒大师。

3、光绪二十二年，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道长传戒

记载这次传戒最主要的文献是《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另外在《杭州玉皇山志》中有该年传戒留下的匾额证明，此次传戒律师是蒋永林道长无疑，蒋永林道长在本次传戒后不久即羽化，具体主持本次传戒工作的是此时玉皇山福星观监院陈明峻道长。

此次传戒的戒师共有8人，《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和匾额上的记载是一致的。

在每一个戒师的最后面都有“浙江本山某某期”的记载。分别是“浙江本山癸未期、浙江本山乙酉期、浙江本山壬午期”，这种记载在己知的其他登真录中没有出现。“浙江本山”无疑是指的玉皇山福星观。后面是时间，分别是1882年（壬午，光绪八年）、1883年（癸未，光绪九年）、1885年（乙酉，光绪十一年），这些时间刚好和已知福星观传戒的时间相重合，应该是戒师在玉皇山福星观受戒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本次传戒戒师都是在玉皇山福星观受的戒。

冯圆安道长任此次证盟大师，其职能是指授教典，给戒子讲经解惑，回答戒子提出的问题。姚明亮道长此次任监戒大师，光绪九年在玉皇山福星观受戒于朱圆亨律师。李圆升道长此次任演礼大师，其光绪十一年受戒于蒋永林，蒋永林传戒律师法名为蒋圆林，李圆升为表示道统和尊崇降一字辈，传戒法名为李明升，其中登真录中记载的度师名为李圆升。方圆根道长任保举大师，职责是荐引入戒，具体负责保袡、保戒、保香，应该由开戒丛林监院担任。

戒师李圆升道长本次传戒有两个弟子，一人来自杭州府杭城观音洞，一人来自绍兴府诸暨县龙王庙。绍兴府诸暨县龙王庙即为龙王殿，此时应为玉皇山福星观的下院，玉皇山福星观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曾经在接任监院后有被“派往诸暨牌头镇斗子岩龙王殿为住持”。另外李圆升道长的籍贯是浙江金华东阳县，这和当时玉皇山福星观的方丈蒋永林道长为同乡。本次其招收的一名戒子籍贯也刚好是浙江金华东阳县。李圆升道长能在玉皇山福星观的下院招收弟子，其也很有可能就是蒋永林的弟子。

方圆根道长能担任保举大师一职，可能是其曾经担任过玉皇山福星观的监院。宁波府镇海渊德观正处在戒师方圆根道长的籍贯地，应该是其当时宗教活动的主要场地。此观也为当时浙江境内丛林之一，但光绪年间渊德观并未有传戒的记录，已知渊德观在光绪年后的传戒为:1927年，黄律师传戒；1940年，方圆明传戒。晚清时期，道观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时常受到地方豪强的侵占和战乱的破坏。弱小的宫观就会和实力较强的丛林之间形成名义或者实际的依附关系来保护自己。渊德观在晚清的生存环境很恶劣，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惨受兵祸，同光年间蒋永林道长曾主管该观，后该观自己选举方丈。1928年，由于军队驻扎，又由时任玉皇山福星观方丈的李理山道长主管。玉皇山福星观在渊德观最为困难的时候出面扶持，使其得以延续，以致后来发展壮大。《玉皇山庙志》云:

(蒋永林)往余杭、临安二县之洞霄宫、杭城之佑圣观、镇海县渊德观、嘉兴之玄妙观、四乡之东岳庙，整顿规模，后均派徒分往住管。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玉皇山福星观和镇海渊德观这两个丛林之间的交往是很频繁，通过传戒等方式可以加强各个主要丛林之间的联系，相互支持，共同应对近代道教外部环境的突变。

刘讯编辑的传戒表中和康豹《由<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来看近代江南道教网络的发展》文中均提到光绪二十一年，第十九代律师蒋永林有一次传戒。两者的资料来源均是王松渠编纂的《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原文如下:

孔至训嗣师。

李理仁宗师。

瑞城铜钱洋人，出家盖竹堂，礼孔子为师。乙未在杭州玉皇山蒋永林律师受三大戒法。

另外，在《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三中，也有道士在光绪二十一年到玉皇山福星观接受传戒的记载，原文如下:

彭理聚嗣师。

谢宗炼宗师。

岷冈人，生于庚子十一月初十日戌，出家于太平山，墓在岙上，受玉皇山乙未大戒。

“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可是笔者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查阅到孔至训、李理仁、彭理聚和谢宗炼的资料，原文如下:

龙门/裳字第八十八号/季理仁/敬修子。年四十三岁。甲寅相。五月初五日辰时建生。系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人氏。在本府平阳县全真观出家。度师孔至训。

龙门/往字第二十号/谢宗炼/既济子。年二十七岁。庚午相。十一月初十日戌时建生。系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氏。在本府瑞安县二十七都太平山天庆观出家。度师彭理聚。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来，《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的“李理仁”和《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的“季理仁”度师均为孔至训，瑞安人，并且以平阳为自己的主要宗教活动地。所以季理仁即为李理仁，“季”字为误写。《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和《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的谢宗炼也是同一人无疑。从中可以判定《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记载的光绪二十一年的传戒即为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二十二年传戒。

4.光绪二十七年传戒。

刘迅编辑的传戒表中提到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二十七年有一次传戒。资料来源于王松渠编纂《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原文如下：

林圆勤宗师。

温岭萧村人，出家于双门洞，礼管子为师。辛丑冬从杭州玉皇山蒋永林律师受三大戒。墓在萧□太平山墙□□。

“辛丑冬”即光绪二十七年冬，蒋永林是在光绪二十二年秋去世的，所以此次传戒的律师不可能是蒋永林道长。第二十代律师朱圆亨道长何时羽化尚不得知，还需考证，但其年龄比蒋永林道长大3岁，并未出现在光绪二十二年传戒活动中，很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羽化。光绪二十二年后李理山道长接任陈明峻道长为玉皇山福星观监院，但在《杭州玉皇山志》、《道统源流》、《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和其他各种义献中并未提及李理山做过律师，主持过传戒活动，此次传戒律师也不可能是李理山道长。所以关于本次传戒的真实和细节还有待于资料的挖掘和考证。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玉皇山福星观的中兴首先得益于蒋永林道长的个人才干；其次，太平天国运动后乡绅等社会上层人物致力于对旧的社会秩序的恢复也及其重要。所以在同光年间的杭州，不管是相对当时全国而言，还是相对于以后的清末民国初年间，道教的生存空间都较为宽松。从其他晚清丛林宫观的传戒活动个案研究来看，这个时候开始进行的传戒活动也多是道教在遭遇太平天国运动的摧残后利用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之势，以图恢复和扩张道教自身势力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途径。

中兴后的玉皇山福星观在江南形成了一个以杭城为中心的松散的道教教团，这个教团以师徒关系为纽带，各个宫观为基础，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组织。五次传戒中戒师字辈以“圆”和“明”为主，刚好为蒋永林弟子和再传弟子字辈，所以玉皇山福星观传戒的传戒大师还是以“本山”弟子为主，显示了教团实力之大和自我发展能力之强。这个教团出来的道士不断向外扩展，在各地借助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中兴”陆续恢复或者重建宫观，广收弟子，道士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此时的江南，却缺乏实力能够连续放戒的丛林宫观，所以江南的大量道士需要到北京白云观或者其他省份接受传戒。这不利于道士获得道教身份的认同，不利于道士的自我修行，当然也就不利于道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所以玉皇山福星观在光绪年间的传戒活动恰逢其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好解决了艰难道教在这一时期发展的瓶颈问题。尤其是在玉皇山福星观之后紧接着传戒的大有宫、渊德观等宫观，均有高功曾到玉皇山福星观参加传戒活动。可以说是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为江南道教培养一批中坚力量，促进了江南道教的发展，影响深远。

道教在晚清社会环境剧变中日益没落，生存空问愈来愈狭窄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道教本身没有完全丧失其生命力，在各种外力的冲击下，也开展各种应对措施。全真丛林在近代加大传戒力度就是有效应对措施之一，通过传戒，可以使“全真道各门派仍得以保存、扩张和繁衍”。

（道教之音根据郭峰、梅莉所著《近代浙江丛林宫观传戒历史探索——以玉皇山福星观为例》整理，文章略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