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杭龙泉观看道教的兴衰

博客 田舍子

2011-02-05 15:37:58

题余杭县龙泉观

四回山一面,台殿已嵯峨。

中路见山远,上方行石多。

天晴花气漫,地暖鸟音和。

徒漱葛仙井,此生其奈何。

 

这是唐代中晚期诗人张祜游余杭龙泉观的时候写的一首诗,那么,龙泉观在哪儿?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三“寺院”目下记载:“灵源院,在(余杭)县东南一十三里安乐乡,旧名龙泉,咸通七年建,治平二年改今额。”并抄录了张祜的这首诗。《咸淳临安志》同治六年补刊《西湖图》对余杭龙泉观有明确标记,故址应当在今余杭区余杭镇东南的仓前镇西。

龙泉寺始建于咸通七年(866年),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名灵源院,至元朝末年被毁,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重建。宋代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人陈舜俞(公元?年——1074年)有《宿灵源院》诗:“山家皆种橘,古寺独栽松。林静时栖鹤,泉灵合有龙。何年人舍宅,今日我携筇。寓所留僧话,未眠闻打钟。”陈舜俞是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以屯田员外郎任山阴县令,因拒不奉行王安石新政被谪为南康军盐酒监税官,熙宁七年卒于贬所。想当年陈舜俞是从湖州经余杭夜宿灵源院的,再过杭州去绍兴的,这也是必经之路,此时正好是龙泉观改名灵源院五年之后。《徐霞客游记》记载:“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说明明代时期,仓前仍是官道必经之地。明代文学家田艺蘅有《三月大尽日游龙泉灵源禅寺》诗,说明龙泉寺名虽在北宋治平二年改为灵源院,但“龙泉”地名仍被广为使用。

仓前镇,余杭塘河横穿全境,东苕溪紧贴其西,西南边缘有宋家山、万征山、杨安岭、马鞍山丘陵地带,西北角是寡山、吴山孤峙,东北角有方山(撰成《西湖游览志》24卷、《西湖游览志余》26卷的明代田汝成移居方山),镇南面有白虎山,可谓山水相嵌,粮仓平原相间,的确是个好地方。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在灵源建成皇家粮仓,从此始,历经明清,粮仓不断重建、扩建,灵源这个名字就被渐渐地遗忘了。

仓前旧有“灵东”之称是成立的,其名就是因为仓前在灵源院以东。所以,至今仓前尚留灵源村、灵东村。去仓前,沿着老街西行,走过仓前镇镇政府,走到老街的尽头,一棵几人合抱的大香樟树耸立在路边墙下,其身后就是盛极一时的龙泉寺。龙泉观濒临余杭塘河,水运通大运河,又处于独松关经余杭到杭州的最古老的官道旁(《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记载,唐宝历二年,即826年,余杭县令归珧“筑甬道通西北大路,高广径直百余里”),是必经之地,曾经盛极一时,后被称为“灵隐第二”。

出生在仓前的章太炎曾避难龙泉寺,跟寺内富有佛学思想及见解的方丈相处甚好,两人纵论国事佛理十日。章太炎先生的佛学研究能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龙泉寺的方丈分不开。

最后说说张祜(约公元782--852年)为什么称“龙泉观”的问题。观,道观也;道观,观道也,概是道士修炼的地方。张祜到达龙泉的时候,龙泉还是一个道观。“徒漱葛仙井”,葛仙,就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人葛洪。回看历史,我国至南北朝开始,道教被统治者信奉,皇室和贵族等开始为道士们修建的居所,并称为馆、观;唐代开始,皇室更是大力扶持道教,有一段时期还排斥佛教,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道教的地位青云直上,道教始祖李聃姓李,被巧妙的用来证明李家皇朝的高贵;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自己也投在道教门下;从这时直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时代,除武则天(624-705年)时代外,道教一直春风得意,与李唐王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深厚渊源,道士修道的地方进而被建筑为“如王者之居”,统称为宫、观。而咸通这个年号, 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这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唐代皇帝,依然碌碌无为,不思进取,还抛弃了被其祖宗尊奉为正统的道教,改而崇佞佛教,沉溺其中,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布施钱财无数,因此,大规模的佛教法会道场在全国空前兴盛起来。“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三十四年后唐朝灭亡。龙泉观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演变成了龙泉寺,继而被改称灵源院。所以,张祜看到的是龙泉道观,而陈舜俞夜宿的是佛寺灵源院。

从这里也可以看明白,中国的历朝历代对思想都采取了钳制的做法,对宗教尤其如此,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自主信仰自由信仰?能够回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年代?这样的时期是最值得肯定和回味的。

从余杭龙泉观看道教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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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田舍子

2011-02-05 15: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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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杭龙泉观看道教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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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余杭县龙泉观

四回山一面,台殿已嵯峨。

中路见山远,上方行石多。

天晴花气漫,地暖鸟音和。

徒漱葛仙井,此生其奈何。

 

这是唐代中晚期诗人张祜游余杭龙泉观的时候写的一首诗,那么,龙泉观在哪儿?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三“寺院”目下记载:“灵源院,在(余杭)县东南一十三里安乐乡,旧名龙泉,咸通七年建,治平二年改今额。”并抄录了张祜的这首诗。《咸淳临安志》同治六年补刊《西湖图》对余杭龙泉观有明确标记,故址应当在今余杭区余杭镇东南的仓前镇西。

龙泉寺始建于咸通七年(866年),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名灵源院,至元朝末年被毁,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重建。宋代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人陈舜俞(公元?年——1074年)有《宿灵源院》诗:“山家皆种橘,古寺独栽松。林静时栖鹤,泉灵合有龙。何年人舍宅,今日我携筇。寓所留僧话,未眠闻打钟。”陈舜俞是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以屯田员外郎任山阴县令,因拒不奉行王安石新政被谪为南康军盐酒监税官,熙宁七年卒于贬所。想当年陈舜俞是从湖州经余杭夜宿灵源院的,再过杭州去绍兴的,这也是必经之路,此时正好是龙泉观改名灵源院五年之后。《徐霞客游记》记载:“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说明明代时期,仓前仍是官道必经之地。明代文学家田艺蘅有《三月大尽日游龙泉灵源禅寺》诗,说明龙泉寺名虽在北宋治平二年改为灵源院,但“龙泉”地名仍被广为使用。

仓前镇,余杭塘河横穿全境,东苕溪紧贴其西,西南边缘有宋家山、万征山、杨安岭、马鞍山丘陵地带,西北角是寡山、吴山孤峙,东北角有方山(撰成《西湖游览志》24卷、《西湖游览志余》26卷的明代田汝成移居方山),镇南面有白虎山,可谓山水相嵌,粮仓平原相间,的确是个好地方。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南宋在灵源建成皇家粮仓,从此始,历经明清,粮仓不断重建、扩建,灵源这个名字就被渐渐地遗忘了。

仓前旧有“灵东”之称是成立的,其名就是因为仓前在灵源院以东。所以,至今仓前尚留灵源村、灵东村。去仓前,沿着老街西行,走过仓前镇镇政府,走到老街的尽头,一棵几人合抱的大香樟树耸立在路边墙下,其身后就是盛极一时的龙泉寺。龙泉观濒临余杭塘河,水运通大运河,又处于独松关经余杭到杭州的最古老的官道旁(《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记载,唐宝历二年,即826年,余杭县令归珧“筑甬道通西北大路,高广径直百余里”),是必经之地,曾经盛极一时,后被称为“灵隐第二”。

出生在仓前的章太炎曾避难龙泉寺,跟寺内富有佛学思想及见解的方丈相处甚好,两人纵论国事佛理十日。章太炎先生的佛学研究能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龙泉寺的方丈分不开。

最后说说张祜(约公元782--852年)为什么称“龙泉观”的问题。观,道观也;道观,观道也,概是道士修炼的地方。张祜到达龙泉的时候,龙泉还是一个道观。“徒漱葛仙井”,葛仙,就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人葛洪。回看历史,我国至南北朝开始,道教被统治者信奉,皇室和贵族等开始为道士们修建的居所,并称为馆、观;唐代开始,皇室更是大力扶持道教,有一段时期还排斥佛教,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道教的地位青云直上,道教始祖李聃姓李,被巧妙的用来证明李家皇朝的高贵;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自己也投在道教门下;从这时直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时代,除武则天(624-705年)时代外,道教一直春风得意,与李唐王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深厚渊源,道士修道的地方进而被建筑为“如王者之居”,统称为宫、观。而咸通这个年号, 是唐懿宗李漼的年号,这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唐代皇帝,依然碌碌无为,不思进取,还抛弃了被其祖宗尊奉为正统的道教,改而崇佞佛教,沉溺其中,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布施钱财无数,因此,大规模的佛教法会道场在全国空前兴盛起来。“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三十四年后唐朝灭亡。龙泉观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演变成了龙泉寺,继而被改称灵源院。所以,张祜看到的是龙泉道观,而陈舜俞夜宿的是佛寺灵源院。

从这里也可以看明白,中国的历朝历代对思想都采取了钳制的做法,对宗教尤其如此,什么时候能让老百姓自主信仰自由信仰?能够回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年代?这样的时期是最值得肯定和回味的。

从余杭龙泉观看道教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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