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把邱处机描述成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一位抗金护民的民族英雄人物。尤其是这几部武侠小说被拍成影视剧后，邱处机更是家喻户晓，被国人所景仰。

邱处机（1148—1227年），是道教主流派别全真道的掌教、真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养生学家和医药学家。1174—1187年，邱处机主持关中教事，先后在宝鸡的磻溪和陇县龙门洞修行13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刻苦攻读儒、释、道三教经籍，文化修养和社会认识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并且创立了龙门派。自明清至近代，以他为祖师的龙门派一直是全真道的主流。

邱处机历经南宋、金朝、蒙古帝国三朝，受到当时的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共同敬重。特别是他在古稀高龄时，远赴西域雪山，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被成吉思汗赐予“神仙”称号，成为道教史上的风云人物，是道教史上罕见的大爱大德大才之士。

一、隐居西秦

大名鼎鼎的邱处机，是山东省栖霞市人，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邱哥”。不幸的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所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由于乏人照顾，所以他在童年时就向往着修炼成“仙”。少年时的他，栖身在村北的山上，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传说，他为了磨炼意志，曾经一次次将一枚铜钱从石崖上扔进灌木丛，然后再去寻找，直到找到为止。

（一）祖庭言志

1166年，19岁的邱哥出家了，20岁开始学道、修道。所谓“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渊源于轩辕黄帝，史书记载，黄帝“且战且学仙”；尊老子为道祖，老子著有《道德经》五千言，以尊道、贵德为纲领，以“自然无为”为法要，以“修身治国”为宗旨，以“天人合一”为境界，道学因此成为显学，即著名流派。道教成教于东汉张道陵。张道陵建立教团组织，以《道德经》为圣典教化徒众，被奉为“天师”。此后，道教逐渐深入民间，高道辈出，全真道便是其中之一。

1168年，邱哥21岁，在山东定海的全真庵，拜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王重阳与邱哥终日长谈，见他悟性非常高，而且对道教的看法与自己十分接近，心中大为欢喜，就为他取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在“全真七子”中，邱处机是最早拜王重阳为师的高徒。他日后能够有大作为，与王重阳的赏识和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全真道是南宋以后最重要的道教派别之一，因始祖王重阳所居的庵堂题名为“全真堂”，全真道因此而得名。“全真”者，全其本来真性也。人的本性，纯粹不杂，朴素无伪。修道，就是要打扫人的心地，去除一切蒙蔽本性的一切“尘世污垢”。就像《道德经》中所说的“损之又损”，以复归本性之真。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圆融、三教合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全精、全气、全神”；提倡克己忍辱、清修自苦精神，全真道士必须出家、住道观，遵守严格的清规戒律，保持“自甘勤苦、自放草泽、安贫守苦”的“全真精神”。

王重阳认为邱处机堪当重任，日后定能成大气候，所以对他寄予厚望，千方百计想要锤炼他。为了锻炼邱处机独立思考、修道悟性的能力，王重阳每次对诸位弟子讲道时，总是把门窗关紧，独独不让邱处机听讲。所以，师父王重阳在世时，并没有对邱处机面授机宜。在《邱祖语录》中有“吾侍重阳师三载，未沐一言之诲”的记载。也就是说，邱处机拜王重阳为师，却未真正得到过王重阳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本来，邱处机自幼成为孤儿，没有钱上学读书，识字念文都是靠父母去世前教给他的那点知识，不断自学有所进步的，现在师父讲道时又不让他听讲，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但邱处机心中毫无怨言，他十分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认为师父“鞭策之甚，真为爱我之切”，这样磨练自己是为了让自己今后更加发奋图强有大出息。

在师父的鞭策下和师兄弟们的帮助下，邱处机勤奋自觉，刻苦修道，深得师父赏识和同门喜爱，受师命掌管道内的文书翰墨之事，干起了师父随身秘书的差事。这样一来，他追随师父修道，亲身体验师父如何融道教的“丹鼎”、儒教的“忠孝”和佛教的“戒律”于一炉，尽心尽力协助师父完善全真道的教义，结束了道教杂乱无章、派别林立的局面；同时，他积极参与了师父的弘道活动。

王重阳在羽化之前，要求马丹阳着力培养和造就邱处机，因为他一直认为邱处机日后“地位非常，必大开道门”，非他人所能比。邱处机的师兄马丹阳经常吟诵的两句话：“纵日消万两黄金，正好粗茶淡饭。”就是说，一个人纵然积累数不清的财富，纵然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你也要依然保持一颗清净恬淡的心灵，不能改变纯朴自然的本性。马丹阳与邱处机同门之谊最深，个人感情最好，对他的影响也最大。马丹阳是王重阳的大弟子，在王重阳去世后接替师傅掌教，在《邱祖语录》中有“反复得道兄丹阳马大师接引”的记载，可见邱处机基本上是在这时跟着马丹阳学会了作诗吟赋。

1170年，师父王重阳逝世后，邱处机与师兄弟们一起，在刘蒋村（今户县祖庵镇）结庐而居，守丧3年。然后分散到四方传教，各自创建全真道的分支。在分别前，1174年八月的一天月夜，邱处机与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三位师兄共坐于户县秦渡镇的真武庙，激情奋发，各言其志。邱处机言“斗闲”，马丹阳言“斗贫”，谭处端言“斗是”，刘处玄言“斗志”。师兄弟四人虽然所言不尽相同，但大家的终极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要继承师志、参道悟道、修炼心性、提高修为、光大道教文化。

邱处机志在斗闲，因为人生性喜动厌静、喜闹厌闲，必须以闲寂来磨炼自己的心性，才能战胜自我，达到磨炼心性、悟道成真的目的。他在以后写的《答虢县猛安镇国》诗中说：“酷爱无人境，高飞出鸟笼。吟诗闲度日，观化静临风。杖策南山北，酣歌西坂东。红尘多少事，不到白云中。”充分表明了他欲无为应缘、优游恬惔、安闲度岁，即在闲寂中磨炼心性的志趣。

这次聚会，史称“祖庭言志”。这个真武庙后来被更名为“志道观”，以纪念祖庭言志事件。“祖庭言志”，共商了全真道的发展愿景，为日后全真道的传播与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天。邱处机与三位师兄就分散开来，各奔东西，自谋发展，边修炼、边弘道，为传播全真教义进行了不懈努力。

（二）穴居磻溪

邱处机先西游至宝鸡凤翔，短暂逗留后，又赴宝鸡磻溪，在此隐居修炼长达六年之久。

邱处机之所以留在关中一带修道，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忍远别年过半百的师兄马丹阳，二人虽然是师兄弟，但年龄上相差很大，马丹阳对邱处机照顾有加，让邱处机感受到了父亲般的温暖，二人实际上形同父子，感情颇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关中的美妙景色、风水形胜所吸引，在他所写的《秦川》一诗中，便有“秦川好，一片锦纹华”这样的赞美诗句，还有“秦川自古帝王州”的诗句显示出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

根据《宝鸡县志》记载，在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城东南50里处，有一座成道宫，是邱处机修炼成道之处，原名磻溪观，其中有天真、烟霞二洞。由于元朝以邱处机为国师，诏令将磻溪观改名为“成道宫”。在县城（今宝鸡市陈仓区）东南45里处，有一座启灵观，观旁有清泉，是当年邱处机的避暑之处。在县城东南50里处的八鱼原后面，有一座丹阳观，险僻而幽静，是当年马丹阳的修道遗迹，邱处机也常到这里游览。

磻溪是块风水宝地，邱处机认为此地是绝佳的修炼场所，就动手凿山洞用以栖身，并赋诗一首形容说：“福地名山何处有，长春即是小蓬壶。”小蓬壶又名南昌宫、玉泉观，位于今陈仓区虢镇东北10里处。在磻溪附近还有一座常宁观，也是一处颇为优美的风景名胜和著名道观，邱处机也将它作为游览修道之处。

据史料记载，邱处机在磻溪穴居时，生活寂寞，条件艰苦，每天只要能吃上一顿饭即可，不问饭菜冷热，只求填肠塞肚。他平时出门，总是蓬头垢面，头戴斗笠，披挂一身蓑衣，背人渡河，积累功德，人称他为“蓑衣先生”。对这样艰苦的日子，他已经习以为常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平心静气地修行参道，恰如他在诗中所说：“物换星移人事改，多少翻腾沦落。”是啊，功名利禄哪里值得去拼命追求，人间繁华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有这么一个传说：一天，邱处机化缘到了一个杨庄主家，杨庄主对着他看了半天，本来准备递给他一个馒头的手又缩了回去，只掰了半个馒头给他，说：“人家都叫我‘赛麻衣’。我今天仔细观察你相貌，你日后必当饿死。所以，我今天只给你半个馒头，不要怪我吝啬，我是想让你积下一些余粮，这样你也许就能多活几年。”

邱处机听了赛麻衣的话，又想起师父当年说他当有饿死之报的事，心灰意冷，决定不再化缘，每日在磻溪观里打坐不动，准备坐以待毙。就这样过了几日，在饿得奄奄一息生命垂危之际，惊动了天界的神仙。这一天，吕洞宾化成樵夫来到小庙，对邱处机说：“仙经上说：‘我命由我，而不属天地。’可见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坚持不懈地积功累德，神仙也是可以做的。”说完，送给他一个桃子，然后隐身而去。邱处机吃了吕洞宾送的仙桃，顿时体力大增，立即容光焕发，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悟，不再“斗闲”等死，而是寻机为社会做贡献。他在磻溪背人渡河，一背就是六年。后来，那个“赛麻衣”见到他后，吃惊地说：“道长究竟在何处修德？居然修成了今天的真仙之相！”

在邱处机思想深处有个核心理念，就是以老百姓之念为己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一方面，遵照父母的遗言：“要吃苦，求真知，走正道。”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博览群书，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吸取儒道释三教精华，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修炼自己的心灵，知识越来越渊博，修行越来越长进。

另一方面，他经常到民间去寻访民众，了解社情，探求道教的真谛和报国救民之道。为了增强百姓的体质，祛除疾病的痛苦，邱处机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医学知识，向百姓传播健身常识，并经常去深山悬崖采药，走村串户，送方治病，深得百姓的敬仰。

在磻溪修行期间，邱处机经常为百姓、王公做道场，他的身边总围绕着很多道友。他反对铺张浪费，经常注意提醒信众在斋醮时要注意节俭。这种入情入理的宣传，特别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当时有位杨姓道友想东游海上，去寻仙访道，邱处机就劝他说，不必拘于何时何地，只要你做好清净无为的功夫就行了。

在宝鸡民间有个传奇故事至今仍然被老百姓津津乐道。在磻溪宫对面有座山，史书形容这里“翠柏苍苍，水声潺潺，幽鸟相逐，境界清雅”，当年邱处机也经常在这里“修真养性，躬耕持道”。至今在山上道观中，仍存有球形的“磨性石”数个，大的直径达一尺多，小的直径也有五六寸。相传，邱处机当年每天早晨从山上把石头滚下去，再把石头扛、背到山上，如此反复循环、长期坚持，以磨练自己的心性。于是，人们就把这座山称作“磨性山”。

邱处机穴居磻溪六年，苦修悟道，逐渐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高道了。磻溪宫也因邱处机而名声远扬，在宋末元初时成为宝鸡道教的第一道场。

（三）龙门潜修

1180年，32岁的邱处机从磻溪迁居到陇州的龙门洞继续修炼。

龙门洞位于宝鸡市陇县西北约70华里的陇山北侧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神仙思想已经形成，已经有些隐士居住了龙门洞，这里开始成为道家隐修者的福地。龙门洞大多是天然形成的洞穴，所以最早被称为“灵仙岩”，最适宜那些想远离社会的隐士隐居修行。相传，西周函谷关的关令尹喜，当年在得到了老子《道德经》五千真言后，就归山隐居于这里。

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方士叫娄景，在晚年时曾经隐居于龙门洞。娄景早年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谋士，被封为关内侯，晚年为避吕后之乱，遁世山林，修仙养道，最终丹成于内，尸解成仙。汉景帝听说了娄景德事迹后，十分景仰，下诏将娄景所居的灵仙岩赐名为“景福山”，取神仙万年大福之义。龙门洞所在之处，无论是叫灵仙岩，还是叫景福山，都是充盈着浓郁的仙气、有着丰厚福德的一处福地洞天。

当1180年邱处机来到龙门洞时，当地人称这里为龙门山，这是因为此处山奇水秀，洞深潭邃，号称“三十六洞，洞洞有仙；二十四潭，谭谭有龙”。

邱处机之所以前往龙门修炼，主要还是因为如父如兄的大师兄马丹阳的缘故。马丹阳早于邱处机两年先到就龙门山修炼，居住在佑德观，并在龙门山及其附近地方进行修炼、行医、传教活动。宝鸡市陇县今存药王洞，原名就叫“丹阳洞”，马丹阳曾隐居于此，以针灸济世救众，扩大全真道的影响，故名之。

在龙门洞的修道、传道之途，并非一帆风顺。除了生活条件艰苦外，还曾经受到金统治者的干扰。如1178—1181年间，金朝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民间修建寺庙、道观，并遣返道人回自己家乡，邱处机的师兄刘处玄、马丹阳相继返回山东。马丹阳在回乡前，把关中教事全部托付给了邱处机。

陕西是邱处机的师父王重阳的老家，当年王重阳曾对徒弟们说，陕西是养神仙的地方，是养道的地方，一定要保留下本派的种子。牢记师父的遗命，带着对师父和大师兄恩情的牵挂，肩负着弘扬全真道精神的使命，在这种艰难无比的大气候下，邱处机没有消极等待，而是非常智慧地处理这件事。他没有与朝廷硬顶，而是很有策略地 “随缘下山”，在达官贵人和乡绅、百姓中活动，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到了“州中官民同状保甲”，从而合法地回到龙门山上居住下来。

邱处机在这件事情上所下的功夫、所受的委屈、所经的波折，今人已无法详考，但结果则是皆大欢喜。能够在朝廷的严令之下留在陕西，极大地提高了邱处机本人的声望，而且对于以后确立户县刘蒋村祖庭在全真道中的重要地位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刻苦自学、不断精进，邱处机已经成为全真道中有学问、有影响的高道，特别是他非常具有政治眼光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审时度势，以全真道的发展大局为己任，并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开展活动。他是个有心人，非常注重与当权者的密切来往，如陇州通判萧防、京兆府（今西安市）统军夹谷（复姓）龙虎、金朝宰相的亲妹妹唐括姑、金朝的曹王妃等，都与邱处机成为道友，相互来往密切，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可知，邱处机在龙门洞修道及以后若干年，在龙门洞及其周边之地有近三十年没有发生战乱械斗，这与邱处机在民间行医问药、以全真教义来教化百姓和权贵，充分发挥他作为宗教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龙门洞的日子里，邱处机广收弟子，扩大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其中不乏赵道坚这种家世显赫、才学出众的人才。另外，马丹阳不断从山东派弟子前去龙门洞与邱处机作伴。1182年，马丹阳返回山东后，命毕知常赴龙门洞陪伴邱处机一起作伴、修道，通宵达旦在一起不离左右长达5年之久，可见师兄弟之间的情分何其深厚，令人感动。山东文登县有位迟先生向马丹阳求教，马丹阳立即赋诗一首，请他前往龙门“参问邱仙”。

由于全真派的主要主旨——丹道修炼，但这样做起来未免封闭，所利只有道士自己，无法惠及百姓。所以，邱处机教导弟子，要通过斋醮活动联系众人，传扬教义，争取更多的民众信奉全真道，就像他在诗中所说：“幸遇门庭开教化，临逢斋醮莫推辞”。邱处机本人就是全真道高功祖师。他晚年在西行蒙古途中，也做了大量醮事，主要是为了祈雨和超度亡灵。比如在1226年五月，燕京一代发生大旱，邱处机应朝廷之请，作醮求雨，之后大雨连下三天，人们称之为“神仙雨”，名声大震。邱处机做为全真道的高功法师，主持法事，祥瑞频现，求雨得雨，求福得福，提高、增加了他以及全真道在统治者和老百姓心中的威望。

邱处机在磻溪、龙门洞修炼时期的著作，主要收于《磻溪集》中，其它如《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鸣道集》等，至今尚无史料可以证明是其在此期间所写。应该注意的是，《磻溪集》并非只是邱处机在磻溪修炼时的诗词汇编，而是邱处机的诗词汇编总集，其中便收录有他在龙门洞修炼期间以及重返山东后所作的诗词。《磻溪集》中的诗词以阐述宗教思想、描述宗教活动见长，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

二、龙门创派

邱处机立志“斗闲”，就是以闲寂来磨练自己的心性。他认为，要修心养性、修成正果，就必须战胜自我，坚决与人的喜功厌静、喜闹厌闲的天性做斗争，达到修炼心性的目的。他在磻溪和龙门洞隐居修行期间，时时刻刻“静思忘念，密考丹经”，力求把“全精、全气、全神”精神与济利民世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以无为之念行有为之事，备受当地百姓的关注和喜爱，更受全真道众的支持和拥戴。

（一）一代宗师

在宝鸡的十三年间，邱处机潜心于道教文化和养生学的研究，并且广泛地结交本地文人学士，互相讨论、切磋人生哲理，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他的文化水平和个人修养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为他以后作为宗教领袖的几十年的弘道活动，为他日后成为成吉思汗的“神仙之师”打下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

邱处机真正能够静心读书钻研，应该是在我们宝鸡磻溪、龙门修炼的13年间。宝鸡各处的各种各样的碑文，能够看到的、借到的道教经典、儒家经典、佛教经典以及历史典籍、武学资料，他都如获至宝，无所不读，并且能够朗朗上口，具备了极深的学问和修养。

在宝鸡虢县有个叫张五的秀才，家学源远流长，家中有很多藏书，与邱处机特别能谈得来，二人之间交往密切。邱处机经常上张五秀才家里翻阅图书，经常去他那里借阅书籍。他还专门写了首诗，表达了对张五秀才的感恩之情：“顾我德才弘道晚，知君博学贯心灵。”喜爱读书、认真学习、提升素养以及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跃然纸上。

邱处机曾经说过，自己成道的时间是在追随师父王重阳之后的十八九年时间。按此来推断，他成道的时间与地点显然是他在宝鸡龙门洞时期。心性修炼成功与否，是全真道衡量一个道士是否成道的标志，在这方面，邱处机造诣极深。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三实”风格：一是朴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来不会玩虚的，绝不用方术神异欺骗世人；二是诚实，与人为善，诚信待人，言而有信，摒弃、杜绝虚伪之风；三是踏实，经世致用，兴教济世，只做那些对社会、对民众有益的事情。由此可见，邱处机所作所为均是由“虚”而“实”，存无为而行有为，把全真道的超越精神与作为社会人的济世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修成、进入得道高人精神境界。

邱处机的门下人才济济，高道辈出，这与他善于发掘每个弟子的特长密切相关，保证了龙门派的沿袭传承。比如说，赵道坚是他在龙门洞修行期间收下的高徒，是他高功秘学的继承者；尹志平温文尔雅，负责执掌教务，电视剧里描述的他轻薄小龙女的细节，那是虚构的，不能把文学与现实等同起来，不得当真；还有学问深厚、性情温和的宋德方，负责编纂道藏，使全真道后学有书可读，有法可依。在认为自己心性修炼已达到很高境界时，邱处机便离开龙门洞，下了陇山， “常善救人”、“无为而无不为”。国人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邱道长、邱仙人，就是他下了陇山、离开龙门洞以后的事情了。

客观而言，邱处机在世时，尚未明确形成宗派，只是在他身后，龙门派弟子尊王重阳为全真教祖、邱处机为教主。因传地不同，各支派分立门户，尊龙门派为宗。龙门道派的教旨，系王重阳制定的《全真教旨》十五条：一、出家须先投师住庵院，即必须拜师、出家；二、云游求道不避险阻，即不畏艰难险阻，一心一意；三、学书（读书、练书法）以心解为主，就是要融会贯通，不可浅尝辄止；四、研究药物济世，研究医学知识，向民众传播医药常识，为百姓寻医、问药、看病，不辞劳苦；五、庵房须有屋顶，就是说，道士所居之处必须建有屋顶，以避日月之光，但是不能建成高屋大厦，因为高无大厦会隔绝地脉；六、道士应有道伴，即要求道士结伴修道，互相切磋、交流修道心得，共同进步；七、静坐清修；八、求定心绝虑；九、调和五行精气于一身，以正配五气；十、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十一、修性命；十二、积功德；十三、超出欲界、色界、五色界；十四、养身；十五、脱落心地，真离凡世。

（二）创立道教丛林制度

纵观邱处机的一生，将修行与济世作为首要原则，进行了大量的弘道扬道工作：一是创立全真道各种教团，吸收了大批教民；二是大修道观，保证弘道扬道有场所；三是举办各种道教法事活动，为民治病或祷安祈福，尤其是数度祈雨成功解除了干旱之灾，被百姓称之为“神仙雨”，影响甚广；四是参考、借鉴和吸收了佛教丛林制度的做法，将佛教、儒家的一些有益之处与道教结合起来，做到了儒、佛、道三教圆融、三教相通、三教合一，为全真道创立了丛林制度，从而达到“欲求心清而意静，必须蹈矩以循规”的目的。

邱处机在道教史上最大的贡献是首创道教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最初专指佛教禅宗的僧团制度,明清之后，泛指所有汉传佛教寺院制度。丛林，指可以挂单接众的大寺院，许多僧众合聚在一起，就像大树丛丛聚处，所以叫“丛林”。丛林的各项规章制度，俗称“清规戒律”，就是指的中国佛教传统的“丛林制度”。邱处机参照禅宗丛林制度，创立了道教全真派丛林制度，并在北京建立了道教第一个丛林——白云观。从此，十方丛林遍布佛道两教、大江南北。

全真道所属宫观，分为子孙庙和十方丛林两种。子孙庙，无论规模大小，都只能叫“小庙”，可以收徒并世代传袭，师徒相传，但不能留单接众，不能安排挂单道友相应职务，不能传戒。十方丛林，又称十方常住，有传戒特权，但不允许收徒，这种宫观为全国道教徒所共有，接纳全国各地道友挂单或常住，并设有十方常住执事体制。在十方丛林中，常住道士有细致分工，道观内最高负责人是方丈和监院（住持），即观主，由住庙道众选举产生。方丈、监院以下，有知客、寮房、库房、账房、经堂、典造、十方堂和号房八大执事，分别负责八种事务。

清代，陕西有三个半丛林，即楼观台、八仙宫、张良庙三个丛林，龙门洞乃半个丛林。龙门洞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既收徒又留单，还悬挂钟板，属于子孙常住，又称作半个丛林。而且在十方丛林中，只要是全真道士均可担任监院；但在龙门洞则不同，只能在龙门派子孙中选任。

邱处机规定的全真龙门道士研读的经典，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全真教祖王重阳提示的“三教合一”经典，即儒家的《孝经》、佛家的《心经》、道家的《道德经》；另外一类，一般道士只念诵《玉皇经》、《清静经》、《三官经》即可，文化程度高的道士则念诵《道德经》、《南华经》、《黄庭经》等。根据师父王重阳的全真教义，邱处机规定全真龙门道徒必须住丛林静修，不得娶妻室，不能食荤腥，可以接收门徒、传授戒律等，这就进一步完善了全真教义。

邱处机在理论和修行上，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圆融”。邱处机以全真道的“全精、全气、全神”最高境界为根本，认为儒学主“理”、禅宗主“性”、道教主“命”，虽然看似各不相同、各有旨趣，但实际上是一理相贯的， “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日”（《蟠溪集》卷一）。在处世上，邱处机认为：“和光月尘随是非，化声相待无相洁”（《蟠溪集》卷三）。儒释道三教之学，均离不开大道，实际上都一统于“道德性命之学”里。邱处机还吸收了禅宗“明心见性”理论，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以性为主，认为诚信敬意以修身养性，才是修道成仙的正道。只有内心纯净，杜绝功名利禄各种物欲干扰，集中精气神，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之外，才能进入物我皆忘、天地混一的状态，这恰与《道德经》中的抱朴归真、天地合一境界相吻合。内修真性，外修阴德，做到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时刻想到的都是利于他人、利于社会，永远保持身心健康，从而做到将无为与有为结合起来，以无为行有为，以道教普化之心行救苦救难之本。

邱处机还恢复了公开传戒，开创了道教全真道的传戒规范。开坛传戒，是传承道教规制、规范教徒言行、提高教徒品德修养的一项重要活动。到了清朝顺治年间（1644—1662），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在北京开坛传戒，传授《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合称“三坛大戒”。综合而言，道教戒律主要有戒杀生、戒偷盗、戒淫邪、戒妄语、戒贪欲、戒嫉妒、戒诽谤、戒纷争以及讲诚信、尽忠孝等等。总之，就是要积极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公益事业，不得损害社会公序良俗，在自然面前要敬畏、虔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善待自然、服从自然、学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西行谏杀

邱处机生活在金元交替之际，目不忍睹社会兵荒马乱、人民生计艰难、百姓流离失所的现状，渴望人人平等，个个行善，社会安定。

（一）主持“万春节”

1188年二月，邱处机奉诏自咸阳前往金朝京城——中都燕京，与金世宗谈得非常投机，倍受礼遇，主持了“万春节”斋醮，即庆祝金朝皇帝诞辰的节日。“春”在字义上有“年”和“岁”的意思，“万春”与“万寿”、“万岁”是同意词。

金世宗如此器重邱处机，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因为全真道是中国北方颇有影响的道教教派，为了笼络统治区的人心，金统治者希图通过礼遇全真道领袖人物，来争取全真道的信众，而邱处机的声望与影响使他成为金统治者重视的首选人物。

金世宗还请邱处机在京城的北部，住持、修筑了全真道庵堂，金世宗亲自御书“全真堂”匾额，大大提高了全真道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

当金世宗前往道观求教时，邱处机诚心告诫世宗说，我从未见过什么仙丹法术，虽然贪求富贵、骄奢淫逸是人之常情，但只有兢兢业业、自警自律才是长治久安之良策，能做到这一点，就离仙道不远了。他写了五篇应制文章呈上，为金世宗剖析“天人合一”观，阐述《道德经》的宗旨，还赞誉金朝治国有方，对朝廷重视道教也评价甚高。金世宗对邱处机的言行大加赞许，特赐上林桃以示尊重。八月，邱处机离开中都，上表坚辞不受世宗所赏赐的十万钱，朝野上下交口称赞。

但此后，金章宗曾请邱处机出山辅助朝政，被邱处机婉言谢绝。南宋朝廷也数番请他南行，他仍未应召，并告诫弟子说，南方不是故乡，非长久居住之地。

但他却在古稀高龄时，三年间跋涉万里，到达西域大雪山与成吉思汗相会，用博厚仁爱之心成功地化解了大汗的杀戮之气，在中国宗教史上可谓是一次壮举。

（二）御帐答询

“无情不过帝王家”。这句古训对于绝大多数古代帝王都是适用的，但用于成吉思汗与邱处机之间的关系，则不适用。

1217年，邱处机接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时期。此时，南方有宋，中原、东北有金，西部有夏；三年后，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建立蒙古帝国，中华大地由“三国演义”变成“四国演义”。一时间，群雄逐鹿，狼烟滚滚。

历代帝王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长生不死。成吉思汗晚年也是这样。道家在中国源远流长，道家的“长生术”在民间广为流传。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听身边有个叫刘仲禄的汉臣说，邱处机法术高超、道行深远，于是就产生了与邱处机相见的想法，立即派刘仲禄前往山东邀请邱处机。跟随刘仲禄同行的有20名蒙古兵，刘仲禄传达了成吉思汗的圣旨，恳切邀请邱处机莅临草原。

在当时的“四国演义”之中，有3位帝王先后邀请邱处机，首先是金宣宗，他请邱处机赴汴梁（金朝都城，今河南开封）；第二是宋宁宗，他请邱处机到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第三是成吉思汗，他请邱处机到草原去。邱处机认为金朝有“不仁之恶”，南宋有“失政之罪”，都被他拒绝了，邱处机选择了成吉思汗。

1220年正月，73岁高龄的邱处机带赵道坚、尹志平、夏志诚、王志明、李志常等18名弟子离开昊天观，阴历二月到达北京。邱处机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万里迢迢，恐有不测，他想约成吉思汗来北京见面。于是，他给成吉思汗写了一封信。但是，直到8个月后，邱处机才收到成吉思汗的回信，说自己无法前往北京，希望邱处机西行。于是，邱处机之所以不顾自己73高龄，决然应请去面见成吉思汗。

做出西行决定，主要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南宋、金、蒙古国三方较量中，势力最强大的是成吉思汗，为全真道的生存与发展考虑，与蒙古交往乃是上策。再就是他耳闻目睹成吉思汗部下杀戮太重、战乱中民众生灵涂炭的悲惨情景，深感自己慈善救人、劝止杀戮的责任重大。

1221年春，邱处机在成吉思汗使臣的护卫下，带领尹志平等十八位弟子启程西行。他们一行人由蒙古取道新疆，七月抵达达阿不罕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多布多省东南部）时，留下宋道安等9人在当地修建栖霞观，自己带赵道坚等9人轻骑前行。途径金山（阿尔泰山）、阴山时，赵道坚不幸病逝。这个意外情况，令邱处机伤心不已。

邱处机从北京到成吉思汗的驻地，历时14个月，行经数十国，行程万余里，终于在印度大雪山之阳（今阿富汗境内）赶上了成吉思汗部队，受到大汗召见。成吉思汗给他赐座，并欣慰地说：“其它国家征聘，你都没有答应，今日不辞万里而来见朕，朕心中十分高兴，倍感欣慰。”

邱处机诚心回答：“召我者，大汗也！像天一样伟大，我怎能不来呢？”成吉思汗非常高兴，给他赐坐之后，又命人端上吃的。大汗直截了当地问：“真人远道而来，给我带来了什么长生药啊？”

邱处机坦诚地回答：“有强身健体的方法，却没有长生之药。”成吉思汗被邱处机的坦诚所感动，命人在自己住的宫帐东侧，搭起了两顶帐篷，供邱处机一行人居住。

在大汗亲征西部山区叛乱时，邱处机派人送信过去，请大汗“止杀”、“赦叛”，并希望确定论道的日期。大汗回批，请邱处机西行。

终于在第一次会面的四个多月之后，在大汗行宫，邱处机与成吉思汗再次会面。邱处机自称“山野之人”，非常低调谦虚，受到大汗的敬重和殷切关怀。大汗要求他每天到自己御帐中，一起用餐。

邱处机说：“我是修道之人，喜欢安静。不过，既然大汗说了，那就按大汗的意思办吧。”

随后几次会面，大汗多次向邱处机讨教养生与治国之道。邱处机虽然只是一位修行传道者，但却不乏雄才大略。当时成吉思汗正领兵西征，邱处机与他讲道时，总是劝诫他：不可嗜杀，要以敬天爱民为本，才能统一天下；只有修身养性，才能延年益寿。

邱处机对大汗阐述了“道”是宇宙的本原，劝戒大汗“清心寡欲为要”，戒色节欲以养生长寿，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卫生（即养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建议大汗选拔精干正派官员主政，提倡孝道、制止杀戮，才能赢得人心、治国安邦。他对大汗说，如果能布德、推恩，行仁义之举，“自然六合大业可成”。

邱处机言辞极为中肯，成吉思汗听得龙颜大悦，尊称他为“仙翁”、“神仙”，下令将邱处机的一系列言论，翻译成蒙古语记录下来，交给各大臣传阅，并整理、装订成册，令子孙世代传承。

一天，成吉思汗问道时，天上响雷阵阵，他便以此相问。邱处机回答说：“我听说蒙古人夏天不在河中洗澡，不洗衣服，不洗毡子，野地里有蘑菇也不准采食，怕触怒天威，这不是敬天之道。天下间的罪行有千种万种，但最大的罪是不孝，上天打雷就是在警示不孝啊。我还听说，在蒙古国的风俗中，很多人不孝敬父母，大汗您可凭借您的影响力，禁止这些不合天道的行为。”

成吉思汗高兴地说：“神仙这番话，正合朕意。”成吉思汗把他的儿子、诸王和大臣也叫来了，让他们牢记邱处机的话。大汗还立刻颁下条令，查明事实，惩戒那些不孝之人。

一天，成吉思汗在东山狩猎，一只大野猪从林中窜出，大汗驱马追赶，张弓搭箭，正要瞄准时，那马打了个回转，一发未中，弄得大汗很扫兴，罢猎回宫。邱处机听说后，立即入朝进谏说：“真道庇护苍生呀！现在圣上年事已高，不宜经常外出狩猎。这次险些坠马，这是上天的告诫啊！”成吉思汗回答说：“神仙劝我的话，我以后都听。”

1223年，76岁的邱处机以年老欲归为由，三次请求东归。成吉思汗只得答应，赏赐给邱处机牛马，邱处机坚决不接受。

于是，成吉思汗给了邱处机一道圣旨，免除邱处机师徒的所有税赋和差役，邱处机欣然接受；命邱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并授予道士免除一切差役、赋税的特权。

邱处机对成吉思汗说了很多很多，但归纳起来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治国之理：止杀；二是强身之要：清心；三是教民之法——行孝。这三个方面的核心，就是“止杀”。

邱处机跋山涉水，西行万里，换来全真道的繁荣鼎盛。他手握虎符、玺书，载誉东归。他带着弟子，四处寻找被俘将士和百姓，打着成吉思汗的旗号，靠着诏书和通牒拯救他们的性命，使沦为奴隶的人获得新生，一时间获救之人达两三万，侠义之心感天动地，其恩德广被中原人民传颂。《元史》《新元史》特地为他立传。

分别之后，成吉思汗对邱处机十分关心，多次写信给邱处机，表达自己对神仙真人深深的思念之情。他捎来的口信问道：“神仙春天时离开我，现在已经是夏天了，沿途艰辛，吃的好不？住的好不？车驾好不？到了宣德等地，地方官安排的满意不？那些归降我的人迎接你没有？朕经常想起神仙，神仙也不要忘了朕。”从信件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和体会到，成吉思汗对邱处机想得有多么的周到。

1227年阴历七月初九（公历8月22日），邱处机在北京白云观仙逝。那一天，邱处机在长春宫东溪洗浴。突然间，狂风大作，天降暴雨，太液池的水从北奔涌而下，声势浩大，东湖里的鱼鳖也随之全部散去。太液池干枯了，堤岸也崩溃了。俯视此情此景，邱处机长叹道：“山崩池枯，我也将一同去了！”说完，溘然长逝，终年80岁。

三天之后，即阴历七月十二（公历8月25日），成吉思汗病逝于甘肃省清水县，享年66岁。

从成吉思汗和邱处机相见到各自离开人世，前后5年多，他们相处的时间不算长，但邱处机的“止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成吉思汗，此后蒙古铁骑征战，大大减轻了对平民的伤害。

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写了一本名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元中书令耶律楚材写了一本《玄风庆会录》，均是有关他万里西行谒见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事迹的记录。

后世对“长春真人西游”的壮举评价甚高。清朝乾隆皇帝为北京白云观内邱祖殿所题对联曰：“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是幅绝妙的对联，包含有对邱处机的敬仰，也体现出对成吉思汗从善如流的赞誉，还能让人感受到成吉思汗和邱处机之间至诚至深的交情。

（作者：邱峰，中国老子文化研究院院长。宋婉琴，陕西省宝鸡市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