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顽寇  道徒赴国难

焚九霄  火焰连天烧

黎遇航静静地坐在父亲和茅山元符宫诸位遇难道长的灵位前，眼中夹着泪花。多年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了，师爷让人抬出自己的楠木大棺材给父亲先用了，现在他早已在大家的哀痛悼念中入土为安了。在人间亲情中，还有什么能代替父子之情呢？一九三八年九月间他曾作诗《痛悼慈父遇难》诗曰：

昔日中秋节，令人欲断魂。

神州来日寇，烧杀进山门。

玉殷遭回禄，琼楼瓦砾存。

推窗亲冢现，含泪忆尊恩。

诗中表达了他对仇敌的激愤和对亡父的哀悼。

黎遇航道长在元符宫新建的木楼中，走到向南的木窗前，遥望大茅峰顶，现在大茅峰顶驻扎着鬼子兵。日本人狡猾得很，他们威胁着九霄宫的道士，将那里作为据点，在山下南镇街则修起一个与之遥遥相对的大炮楼，山上山下联络沟通情况。在大茅峰九霄宫的建筑中，鬼子设有瞭望哨，方圆数十里范围有什么情况发生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他们对茅山进行了扫荡和烧道观，是因为茅山是新四军出没的好战场，道观可让新四军驻兵休整。他们野蛮地屠杀道士，是因为道士就是中国人，会给新四军送情报办事，或者认为许多道士穿上道袍是道教徒，脱了道袍就是新四军。

黎遇航看着鬼子竖在大茅峰上的膏药旗，心中愤愤地说：“小鬼子也学会利用茅山的地理优势了，不能让他们这么得意！”此时他公开身分虽然是道教人士，但在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后他实际就已经是一名抗日战士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毅、粟裕领着新四军进入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地方名流、知识分子诸如樊玉林、巫恒通等人都投笔从戎，挺身而出。他们的同窗、朋友、学生、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被动员起来，团结在共产党新四军的周围开展抗日工作。茅山的道观中，当时有两名教小道士念书的先生，黎遇航就是他们最得意的学生。

吴济之参加抗日工作后，一九三八至一九四零年担任抗日政府县参议员，并曾任抗日政府茅山游击区副区长，一九四零年十月随大军北撤过江，建国后转地方工作，这是后话。另一名叫张明贵，是九霄宫的教书先生。抗战爆发后，张明贵也加入到抗日队伍之中，曾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一九四三年他用在茅山道观中学到的道教书符知识，设计过一幅似符似画义似篆字的漫画，称之为“钟馗符”，在敌占区到处张贴。漫画之下有注释文字内容为：“癸未年（一九四三年），大劫年，人畜遭灾，若逼此难，须军民合作，共赴国难，抗击日寇”等等内容。道士书符驱邪是南方民风民俗，而钟馗捉鬼打鬼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借用传统形象，号召南方军民团结起来抗日，学习钟馗大无畏的精神，痛打小日本这个恶鬼！建国后，据知张明贵也转入地方工作。

日寇在茅山道观中所施的暴行，进一步告诫宗教界人士，爱教更要爱国，尤其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依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存在，所以茅山的道士中许多人在抗战中参加了抗日部队。黎遇航的徒弟汤念义和陶念忠，后来也先后找到师父，这两个钻入水沟中才逃出性命的小道士对师父说：“国已不国，斯道安存？道观已被日寇烧毁了，请求师父让我们参加新四军队伍去吧，我们要到战场上去，要与日本鬼子直接战斗！”

黎遇航看着两个尚存稚气的徒弟，虽不忍心让他们去冒险，但国仇家恨，他自己的心中也恨不能与徒弟同去投军上战场，痛痛快快真刀真枪地与日寇厮杀，但他有更重要的任务。他对徒弟说：“好，没有国家，哪有道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打日本救中国！”他慷慨激昂地答允了徒弟们参加新四军的请求：“不过不要一下子全走，念忠年龄太小，等一等再走吧！”那时候樊玉林负责句容、丹徒、丹阳、金坛四县总会的抗日工作，人称樊司令，这位樊司令在抗战年代使敌人闻风丧胆。他是黎遇航内子的表叔，平时很开心黎遇航政治上的进步，黎在于他交往中也很敬重其人品情操，故在一九七三年黎遇航曾作《忆樊老》诗颂扬他：

樊君多智性刚强，杀敌威名震四方。

义重情长人敬佩，宽宏大量非寻常。

话说当年黎遇航去找他，请其安排让徒弟汤念义参加新四军。樊司令赞许黎遇航和道教界人士抗日救国的义举，表示会将汤念义安排在四县总会的抗日队伍之中。

汤念义的俗家是常州金坛市（原属丹徒）登科乡朱村人，他加入樊司令率领的四县总会抗日武装后，在队伍中进步很快。因他工作踏实，作战勇敢，很快就由战士被提升为后勤处干部，任事务长。后勤处干部接触前线的战斗较少，这可不合汤念义的脾味，他参加新四军就是要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终于有一次，汤念义所在的部队于日本鬼子在茅山乾元观附近接上了火。当时后勤部门设在后方句容县境内的唐家边，由于日寇集中的兵力较多，前方打得很激烈，我们人员伤亡较多，战场压力很大。汤念义知情后主动请战，获准后他提着盒子枪，带着队伍从后方赶到了前线，与战友们一起并肩战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汤念义为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汤念义牺牲后，黎遇航又将另一个徒弟陶念忠送到了区大队参加了抗日队伍。陶念忠在战斗中也表现得英勇顽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多次立功负伤，建国后转入地方工作。

尽管日寇十分残暴、疯狂、野蛮。但黎遇航和他的道友们并没有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相反更激起茅山儿女的反抗精神。他们埋葬了同伴的尸体，擦干腮旁的泪水，又挺起胸膛去与敌人战斗。在抗战的年代里，茅山道教徒不仅主动为新四军带路，筹备军粮、送情报、看护伤员，还直接配合新四军派出的武装人员进行锄奸活动。

那时茅山南镇街的大碉堡里有一个经日寇专门训练过汉奸特务潘翻译，真名叫苏光普，他经常往来于鬼子设在大茅峰九霄宫的据点和山下南镇街的大碉堡，给日本人效劳起来点头哈腰很卖力。平时在山下这个汉奸特务经常跟随着鬼子在茅山四乡挎个盒子枪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茅山人对他恨之入骨，新四军武工队的便衣班也早就要逮捕他，但这个汉奸很狡猾，一时无法下手。

黎遇航自从秘密参加抗日工作，不仅担任着新四军军粮保管员，而且还在茅山任一个情报站的站长。他就如何活捉潘翻译的事情，与武工队便衣班的人商量了具体办法。当如此这般敲定方案后，还决定潘翻译如愿意反正，还可以放他回鬼子碉堡，目的是为新四军做内线，为抗日做些有益的事情，如他顽固不化就干掉他。  

这个潘翻译不仅贪财好色，且嗜赌如命，黎遇航根据山里人打狼套狗的方法想出一个主意。提出了套他的方案，其时适逢南镇街鬼子大碉堡缺一名烧饭伙夫。在山下老百姓中找，鬼子又不相信，于是黎遇航托人将茅山九霄宫道士李浩歧设法介绍给潘翻译。李浩歧到山下大碉堡给鬼子做饭后，不久即与潘翻译混的很投机，潘翻译每次外出都要带上他。这个汉奸特务的赌瘾很大，李浩歧就诱他到大碉堡外南镇街去赌。

潘翻译为人行事十分谨慎，出外赌钱嫖女人，都带儿个挎短枪的伪军做保镖。但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这次潘翻译带着李浩歧和两个伪军又到南镇街白鹤泉东的茶馆里来玩麻将，他神气活现的屁股上插支王八盒子，李浩歧也在腰上插颗手榴弹。潘翻译在椅子上坐下后，翘起二郎腿，茶博士立即热情送上好茶，两名伪军则被让到一边的房间中去灌黄汤了。潘翻译正玩得开心，不想凭空里一块黑布飘来，遮住了他的眼睛，枪很快被摘去，随之嘴巴被堵上，双臂被反扭用麻绳捆了起来，然后麻袋一丢，便衣班的大个子麻利地往肩上一扛，几大步转入屋后的山林中消失了。

等到万事停当，只听得李浩歧大呼小叫起来，并且还追出屋去扔了颗手榴弹。当两个伪军提着枪醉眼朦胧地跑出来时，李浩歧惊慌地说：“潘翻译被新四军抓走了！”两个伪军哪里弄清东西南北，朝着李浩歧手指的方向，胡乱开一阵枪，知道没甚么结果，只好慌慌张张地跑回大碉堡给鬼子报信。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做得天衣无缝。谁知两个月后。潘翻译又神奇的跑了回来。原来这是由于抗日政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星，打击日本侵略者，部队首长给潘翻译讲形势，讲政策，讲希望和要求。潘翻译是个很狡猾、很有心机的家伙，他满口答应了抗日政府对他提出的要求，但被放回去之后却没有放弃汉奸卖国的行径，反而将他在根据地所见所闻向敌军做了详细的汇报，随之大碉堡的鬼子开始四处抓人，茅山四乡许多百姓和茅山九霄宫等处道观的道士，都被赶到南镇街大碉堡的广场上，潘翻译和日寇军官一起站在大碉堡的窗口，让人群不停地从窗口走过。潘翻译初步辨认，有四十余人被逐个从人群中拉了出来，道士陈宪荣、徐钦神亦在此列。潘翻译对茅山道士虽然不能个个叫出姓名，但却每个人他都认得，四十余人受尽日寇残酷凌辱后，一个一个陆续被地方保长保了出去，唯有陈宪荣和徐钦神任何人去保也不出。

原来潘翻译被抓到新四军的交通站后，陈、徐两位道长不慎被这个汉奸发现认出，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再说李浩歧虽然扔响了手榴弹后和两个伪军跑回了大碉堡，但当场就他一个人随着潘翻译，其他两个伪军也一个劲将事情往他身上推，所以鬼子认为是他在其中弄鬼，就对他严刑拷打，他的头发被鬼子兵一撮撮地全部揪光，但他终究一字未吐。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后，他才获得自由，随之参加了新四军。陈宪荣和徐钦神被日寇押到了句容县城，鬼子对他们用尽了酷刑，在严刑拷问下他们始终没有招供。日寇无计可施，于是就将陈宪荣枪杀于句容东门桥畔，徐钦神则被丧心病狂的日寇放出狼狗活活咬死。建国后潘翻译被人民政府逮捕，公审后枪决。现在回忆起这件往事，黎老仍为当年由于经验不足而造成行动失误，导致两位优秀道长牺牲而伤神和内疚。

自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趁茅山扫荡之际占据了大茅峰九霄宫这个茅山制高点，对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妨碍很大。新四军曾组织数次偷袭强攻，试图挖掉日寇安在大茅峰这双眼睛，但敌人居高临下，新四军损失很大都没有成功。每次战斗从深夜打到黎明，牺牲好几名战友，却最终解决不了问题。到了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抗日政府在金坛境内支高河南庄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开会讨论这件事情，提出在日军换防之际，出其不意冲上大茅峰，拔掉这个据点，将九霄宫道观放火烧掉。

各界人士都看着道教在场的人士如何表态。为了中华民族御敌与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道教界又有甚么舍不得昵？黎遇航代表道教界站起来从容地表态：“顶宫（即九霄宫）是道教的庙观，但现在鬼子在利用它监视我抗日军民的行动，不利我们革命工作，烧了吧！”于是他回茅山道观后积极做九霄宫道长人称“七老太”的腾瑞芝等有威望道长的工作，要他们留心找机会将道观贵重的宗教物品转移出去。因为是战乱年代，当时茅山的社会情况也很复杂，中央军、汪派、土匪在茅山的活动都非常猖狂。为了保障九霄宫道士搬运贵重物品的安全。新四军有关负责人说：“你们搬东西下山，有我们新四军暗中保护，没人敢来抢夺、现在将庙观烧了，待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了，再盖新的！”后来，新四军利用大茅峰据点日寇换防的间隙，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冲上九霄宫一把火把庙观给烧了。这以后直至一九四五年日军撤走，敌人再没有上大茅峰去。

新时代  道教脱旧胎

振教育  道长任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了，为了局势和平稳定，新四军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北撤过江。黎遇航是道教界人士，他的身份便于留在茅山地区工作，所以这位元符万宁宫的住持就留在了江南。又经过漫长的三年时间，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总算度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

黎遇航道长并不因自己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对革命的贡献而居功自傲，或向政府索要回报和待遇。他认为“国家存亡，匹夫有责”，自己虽然是一名道教徒，但每个人与国家关系就如同毛发于肌肤的依附关系一样，皮肤不存，毛发无依。他觉得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在祖国需要自己的时候，都应该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他和其他道教人士一样，欢呼新中国的成立，同时认真去做自己的本职。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没有忘记道教，江南解放不久，江南行政公署立即派来一名叫张燕的干部，到茅山来把全山道士组织起来学习时事和政策，帮助道教界跟上时代的进步。黎遇航道长积极配合政府派来的干部，做好道众工作。他们将三宫五观的道士都集中到元符万宁宫来学习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时茅山前辈道长有九霄宫腾瑞芝道长、元符宫吴明皋道长、二茅峰魏明皋道长、乾元观赵永海道长等人；同辈道友还有朱易经、施觉义、马易芳、王浩俊等人；徒弟辈则有周念孝、欧阳念平等数十位道教徒。他将大家发动起来，团结在政府周围，响应政府号召，学习中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的方针政策，了解中国革命的道理，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黎遇航和茅山的道教徒通过学习坚决表示，茅山道教界要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组织道教徒学习的基础上，茅山道教界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黎遇航道长的带领下，茅山道士炼过焦炭，烧过石灰，还用山地的荆棘条编织箩筐，耕地种粮食等。他们的劳动成果除自给自足外，还运出山外参加交流，换回劳动生产中需要的农具和各类物资。

政府并没有忘记黎遇航道长，根据他的年龄、工作能力和文化才干等条件，有关部门专门找他谈话，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为茅山地方教育多做些工作。找他谈话的部门负责人说：“今后国家的建设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未来的社会没有文化可不行啊！”于是他服从政府教育部门的安排，下山到茅山地方下泊宫担任学校教师。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七月，他无怨无悔地一自坚持在那做教育工作，从教师直做到校长。

政府部门更关心黎遇航道长本人政治进步和茅山道教事业发展，一九五一年他被选为句容县人大代表，一九五四年又被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道教界名宿在北京发起组织成立中国道教协会，他被推选出席会议，在中国道协首届代表会议上，他被全国道教界选举担任副秘书长，同年九月他奉调北京，到中国道协本部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国道协第二届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举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职务，从此他带领中国道教界为道教事业的进步作着积极的贡献。

受教诲  大义解情结

护庙观  巧计保文物

随着中国道教协会的成立，因为工作需要，黎遇航道长被调往北京，从事中国道协的日常工作。这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接触面更宽，并且有机会亲身聆听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教诲，直接反映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许多难忘的往事中，当己经退居二线的黎老仍常与人谈起的是他对新中国政府首任总理周恩来的钦佩和敬仰，周总理的思想、智慧、儒雅及高尚的人格对他的教育和感召，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震撼。

黎老说起自己被调到中国道教协会工作后曾遇到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一次外事接待中。自从他到北京后·外事接待任务日渐频繁，那时他曾接待过外国要人及学者苏哈托、施博尔等人，外事活动在中国道协也是常有的事。一次有个日本代表团到京访问，要求参观著名道教场所白云观，中央通知中国道协黎遇航副秘书长负责接待。黎老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累累罪行难以释怀，他对日本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仇恨。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华民族受到的侵略，他们任意践踏祖国领土，残害同胞，仅“南京大屠杀”死难的中国人就有三十余万啊！还在茅山道场烧我道观，血洗道场，连山中修道手无寸铁的出家人都不放过。他那艰苦一生的父亲当年只有四十余岁，也被日寇杀害！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小鬼子们仍下血淋淋的刀枪，拍拍屁股就摇摇晃晃回国去了。每想及此，他恨不得抓一个日本人来痛打一顿解恨。

黎遇航道长虽是修道之人，讲慈悲为怀，与人为善，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所以当中央有关部门安排请他接待日本这个访问团时，他想都没想就立即在电话中回答说：“我与小日本不共戴天，我不愿意接待他们！”，这使负责安排工作的领导人颇为为难。此事终于惊动了周总理，当他弄清楚黎遇航道长心灵的创伤和心中情结后，特地打电话开导说：“过去侵略我国的是日本反动军阀，现在来参观的是日本百姓，不能混为一谈。我们与日本人民是要友好的。”周总理的话拨开了黎遇航心中的迷雾，于是他接受了接待任务，并圆满完成。后来日本来访的团队日趋增多，他都有礼有节，周到圆满地给予友好的接待。

纳百川方为海。黎老说：“周总理的胸襟和智慧就如同海洋一样”。他说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来加以证实。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拼命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在这些青少年眼中，北京城什么东西都是要破的“四旧”，许多文化古迹都被砸得一塌糊涂。北京白云观是历史悠久的道教场所，留存有许多宗教文物古迹，这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社会的财富。但是，那些不懂事的红卫兵可不理这些，在他们眼中一本纸张发黄的书，就是“黄色书籍”，塑有神像住有道士的庙观自然是“牛鬼蛇神”聚集的场所，当然是要砸烂的了。

眼看红卫兵们就要闯白云观破“四旧”了，黎遇航非常焦急，情况紧迫，他急忙向中央求救。李富春副总理接电话后转告周总理，总理亲自接电话听他汇报：“总理现在红卫兵闹得很凶，白云观快守不住了，您是否能派部队来保护白云观防止红卫兵破坏文物啊？”，周总理很为难地说：“部队都派到颐和园等地方去了，现在已没有部队可派了。”

这时候黎遇航确也不愿周总理为难，忽然他心中一亮有一个主意，于是急忙对着话筒说：“我有个办法看行不行，我有个师弟的儿子是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头，我们把价值大的文物收藏起来，然后叫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来，把价值不大的坛坛罐罐砸一砸堆在观门口，就说红卫兵已破过“四旧”，您看这样行不行？”总理听了哈哈笑着说：“这个办法我看行，就这么办！”征得总理同意后，道协人员连夜准备，很快实施了这个方案。后来人大附中的红卫兵还没到，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先来破“四旧”，但白云观中除了建筑物，他们什么也找不到，扫兴之余红卫兵就把白云观的住持道长拉到钟楼中痛打一顿。

黎老还常谈起周总理和大家在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情景。一九五八年，中央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 黎遇航道长被分配到国务院第二小分队。 一天，周总理也来到工地参加劳动，他和大家一样住账篷，喝小米粥，吃窝头咸菜。周总理听大家与自己讲话都要先称总理，小分队的赵队长也不给他派重活，于是他对赵队长说： “在这里你不能叫我总理，要叫到国务院再叫，现在你是队长，请把重活累话分给我干。”总理被分配为推土车拉纤，人们怕拉车时磕了总理的脚，便把他拉车上的绳子放得比其它拉车的绳子长一些，但总理却将长出的绳子绕起，他说这样拉车用得上劲。周总理虽然在水库只劳动了两天半的时同， 但他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却铭刻在黎老心中。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建立，黎遇航曾结识了许多中共党人，如陈毅、叶飞、汪大铭、胡宏、宋亚欣、彭炎等等，他们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付出，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民族大义、牺牲精神，无时不在感召着黎遇航道长这位道教界人士。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总理曾数次到北京白云观，黎遇航道长多次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如沐春风，如春风化雨！他对中国共产党更产生了由衷的敬爱之情。 一次他向周总理说：“我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总理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是道教的头，加入了共产党，人家问你； 你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信仰道教？就不好回答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入党”。看着黎遇航颇感失望的神态，总理鼓励说：“你好好干，把道教协会工作做好，那你比在共产党内发挥的作用还要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黎老正在上海，当他突然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脑中浮现着周总理一幕幕活生生的画面。他眼晴不由的涨满了泪水，他用震惊而颤抖的手展纸提笔，写出这样一首悼念英魂的诗作：

惊闻噩耗突传来，无比悲兮无限哀；

热泪盈眶强抑制，丰功伟绩难忘怀。

毕生奋战创新业，昼夜操劳志不衰；

马列精神为指导，全球共赞是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