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崇封吕祖，对于吕祖信仰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与繁荣，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学者利用地方史志以及教内文献资料，对此已有很好的探究。1但因资料所限，目前研究侧重于清廷崇封吕祖之后在各地的影响，即其“后果”，而关于这一史事具体出台的“前因”，仍相对简略。近期复发现相关的原始奏折，据此或可稍补相关史事。

嘉庆九年（1804）刑部尚书姜晟等人恳求敕加吕祖封号之折，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案卷内。原档共4页，行草，系军机处据奏折所作的抄录副件。第一页右侧所书“姜晟等遵旨祀谢河神并恳加吕祖封号。奏，交。○单二，不交。十一月二十三日”字样，系军机处办事人员记注奏折处理的简略情况，以备日后查检。其下为奏折全文，因迄未引用，今全录如下（/表示抬行或分行，//表示分页）：

臣姜晟、臣陈大文、臣吴璥跪/奏，为钦遵/谕旨赍香祀谢/河神，并恳/褒封崇祀，仰酬/神贶事：窃臣等钦奉/谕旨：“颁发头号、二号藏香各十炷，交姜晟等分诣/河神庙敬谨拈香祀谢。/其各处/河神庙，从前曾经/皇考高宗纯皇帝临莅拈香，颁挂/御笔匾联。比著姜晟等详细查明，除经朕书过匾联之处，毋庸列入/外，其余均著开时地方及匾联尺寸进呈，以备亲书发交悬挂等因。钦/此。”臣等钦遵涓吉斋宿，恭赍藏香，分诣清江河口各//神庙虔诚祀谢讫。伏查河口之惠济祠崇祀/天后，护佑河漕，灵应最著，遐迩钦瞻，屡蒙/高宗纯皇帝圣驾亲临拈香，恭悬匾联。嘉庆六年复奉/皇上御书匾额，恭摹悬挂，合无仰恳/圣恩加赐封号，益崇报祀之寅虔，永荷/灵庥之佑庇。/此外则/河神、/风神、/淮渎各庙，于嘉庆六年均奉有/御书匾额，此次应同惠济祠一并恭请/御书对联恭悬，以答/神贶。至河口尚有/大王庙两处并/张将军庙，又清江浦之/禹王台、/关帝庙、/文昌宫、/斗姥宫、//观音大士殿、/吕祖师庙，均应恭请我/皇上御书匾额，俾远近咸瞻/宸翰，至迓祥辉。谨量进匾联尺寸，另开清单进/呈。又淮郡山、清两邑士民，奉祀/吕纯阳祖师最虔，凡遇祈晴祷雨，保障堤防，每求辄应。前于十/一月初三日，臣恭赍/御香，敬诣清江浦/吕祖师庙虔申祈祷，初四日河口即得通顺，灵感昭著，信而有征。谨查/吕祖师于元时封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嘉庆五年浙江湖州府/吕祖师庙，曾经抚臣阮元奏蒙/钦颁“玉清赞化”匾额。伏念/吕祖师忠孝垂教，功德在民，庙宇遍于海内，祀典未荷/褒封。现据淮郡绅耆李超玠等公同具呈，吁恳/奏请封号崇祀，并据该□□等详情前来，理合一并仰恳/天恩，准加封号崇祀，以顺舆情，益邀/佑贶。臣等谨合词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钦此。

/十一月十七日。2

据此可知，请求清廷崇封吕祖的原始奏折，上奏时间在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日递至御前，嘉庆帝阅后朱批“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钦此”。这亦有当日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为证，其中记载“朱批姜晟等折报（十七日发）：一、粮船挽渡情形（欣慰览之，另有旨）；片一，未渡船数；一，祀谢河神恭请御笔并恳加吕祖封号由（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交）；片一，祥符等二闸请留以减黄下游均属宁谧由（另有旨）；（姜单衔：）一，审明熊明中控案再行回家（知道了）；（姜单衔：）一，江苏船帮全数挽渡由（另有旨）”。3可见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共收到姜晟于当月十七日拜发的奏折6件，其中联衔4件、单衔2件。第三件“祀谢河神恭请御笔并恳加吕祖封号由”即为上文所录，经朱批“大学士会同礼部议奏”后，交发大学士与礼部衙门等进行后续处理。这不仅可以坐实学者关于“嘉庆九年，大臣上奏请封之事，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但因为上奏之时，已是年底，故批复下来，可能已到嘉庆十年”的推测4，而且可借以探究清代吕祖崇拜“从民祀到正祀”的详细进程。

二

首先，清代对于吕祖的崇封，是明清以来吕祖信仰在江南民间社会不断扩展的结果。吕祖成道后发下宏誓，以“度尽天下众生”为己任，因此其屡屡“显迹”世间、慈心度人的事迹，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吕祖的信仰和崇奉，大约于北宋末年开始繁兴，南宋时已建有专祀道庙，并塑像供奉。入元之后，世祖至元六年（1269）褒赠“纯阳演正警化真君”，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加上《吕洞宾度铁拐李》《八仙过海》等元杂剧的的流行，对吕祖信仰的传播进一步起到推动作用。到明清时期，以吕洞宾为“北五祖”之一的全真龙门派，“几成全真道之主脉，传遍大江南北，江南地区尤盛”。龙门派格外突出吕祖崇拜，反复强调“吕仙之道，传丘长春”，并将湖州金盖山视为“吕仙纯阳子化身所游之地”。因此，江南地区的全真道观多建吕祖殿、纯阳宫专祀吕祖，在民间培养了大量信众，“吕祖往往成为当地最占香火的神仙”。5清初人刘献庭（1648-1695）曾以湖北黄鹤楼每层均供奉与“黄鹤仙踪”全无干涉的吕纯阳之像，大发感叹：“予尝谓佛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其故甚隐而难见，未可与不解者道也。”6地方志载淮安清河县内，除嘉庆九年所建赞化宫外，又有“吕祖社，在云昙坝东，康熙五十五年建”。7前引档案亦谓“淮郡山、清两邑士民，奉祀吕纯阳祖师最虔，凡遇祈晴祷雨，保障堤防，每求辄应”，其实不过是江南地区吕祖崇拜盛行的缩影。

除了大的社会氛围之外，吕祖成为淮安山阳、清河两县民众供奉的重要神祇，还有其特殊原因。相传吕祖的伯父吕温、父亲吕让先后出任衡州、海州刺史，吕祖因之有机会多次南来楚州（即今淮安），并在当地留下雪泥鸿爪。如古道观紫霄宫为淮安著名胜景，其照壁上曾刻七律回文诗一首：“宫近东城城近宫，松遮宝殿殿遮松。月筛竹影影筛月，风弄花香香弄风。鹤伴孤猿猿伴鹤，钟谐暮鼓鼓谐钟。去上紫霄霄上去，通玄妙道道玄通”，历代传为吕祖驻足紫霄宫时所题。清康熙丁巳年（1677）秋月，道俗两众又以“吕祖留题紫霄宫壁诗”之名上石，现仍存淮安勺湖碑廊。淮安万柳池湖心岛上紫极宫小轩内的壁间题诗，亦传为吕仙所作，早在宋代就被文人叶梦得（1077-1048）记入笔记中，称“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入，独凭栏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以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无异处，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刔其黑，服如黍粟，皆愈”云云，愈传愈神。8又万柳池西南角有茶楼一座，三层皆阁，背城面湖，当地人传说吕洞宾曾在楼上陪同铁拐李、汉钟离品享佳茗，故名“三仙楼”，楼前凌空飞架的长桥亦号为“三仙桥”。所有这些关于吕祖的传说，并无确凿可信的史料依据，在当地却津津乐道，众口一词，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吕祖信仰在淮安地区的繁荣。

其次，地方精英的有力推动，是吕祖崇拜“从民祀到正祀”的重要一步。作为乡土社区的精神领袖，地方精英往往通过积极组织或参与各种形式的宗教与民俗活动，以提高其个人声望，获取社会认同。而他们在与官府的互动过程中，尤其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档案明确记载此次上奏的最初动因，系“淮郡绅耆李超玠等公同具呈，吁恳奏请封号崇祀”，可见李超玠其人在吕祖崇封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重视。《清实录》中有涉及李超玠的记载，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吏部将仓场侍郎咨送押运漕船之江西同知刘国烜、湖北通判福克精阿、州同李超玠，带领引见”。9再查淮安人曹镳所著《信今录》，当地捐职入仕的贡生、监生名录中，恰有“李超玠，湖北荆门州州同”，与《清实录》的记载互证。《信今录》又载有李超玠的传记，由此可以得知更详细的信息。其传称：

李超玠，字卓堂，号璞安。中岁由监生捐职布政司经历，分发湖北，补荆门州州同。历署黄梅县、武黄同知、宜昌府同知，特奏名，代行粮道事，领全楚粮运抵京。在黄梅值江水涨溢为灾，抚字有方，始不俟报闻即开仓赈恤，上官奖之，去后士民刻碑颂其德。旋引疾归，归而为惠于乡里甚巨。淮城内旧有渠引运河之水，入城周浃，而闸座河身久湮塞，生气壅阏。璞安奋力修复，乾隆五十年禀于河台、太守，开西水关，城市得活水厌火，从此火灾宁靖。科名立，占大魁，综理洒扫。会一钱庄整葺两学宫，任勤劳者十三年。联青云会，以佽计偕之缺乏者。己未，大启巽关，继治亥水，皆借其老成指画，而任事者尤心溯其荜路蓝缕也。生平仁厚悱恻，见人之急，竭力拯济。至于忘已受其恩者，往往相负，不因此而倦。丙辰与千叟宴，拜御诗灵杖尚方珍币之赐。年八十二，以老寿终。10

可见二十多年前，李超玠捐职在湖北担任州同期间，曾以押送漕粮表现突出，得到朝廷的肯定与表彰。此后他因病辞官回到淮安，又竭力尽心于地方事务，凡开河引水、整葺学宫、联会拯济，均勤于劳任，在当地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名望。丙辰即嘉庆元年（1796），李超玠受到地方与官府的推荐，“与千叟宴”，参与了乾隆帝举行“禅让”后的盛大庆典。“千叟宴”是清帝为显示太平盛世而举行的笼络人心之举，整个清代仅举办过四次。据清宗室昭梿所记：“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馀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百余年间，圣祖神孙三举盛典，使黄发鲐背者欢饮殿庭，视古虞庠东序养老之典，有过之无不及者，实熙朝之盛事也。”11李超玠赴京参加“千叟宴”，得到“御诗灵杖尚方珍币”的赏赐，不仅是其个人与家族的巨大荣誉，无疑也成为整个淮安的骄傲。受此激励，李超玠在淮安的威望进一步上升，关注地方事务的热情也更为高涨。己未年（嘉庆四年，即1799年）漕运中枢淮安整治水运，“大启巽关，继治亥水”，作为地方耆老的李超玠全力参与，“皆借其老成指画，而任事者尤心溯其荜路蓝缕也”。李超玠由此与漕运大臣、河道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为他后来能够以地方绅耆倡议崇封淮安吕祖庙，打下了坚实的人脉基础。

再次，经由某种特殊机缘“上达天听”，是区域性民间信仰转为国家“正祀”的关键。对此，后人多将其事归于钦差巡视河工的刑部尚书姜晟，但从原始档案可见，当日上奏实为三人联衔，除姜晟以钦差大臣、新授刑部尚书列于首位之外，尚有两江总督陈大文、南河总督吴璥。而此三人中，到底谁才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仍需进一步探讨。据光绪《平湖县志》记载：“吕仙观，在东湖栖心寺后，放生院南。嘉庆九年南河总督吴璥创建，大殿三楹，植梅数百本，四围缭以短垣，名‘东南第一观’。”12平湖为南河总督吴璥的家乡，其创建吕仙观的时间，又恰好在他联合姜晟、陈大文“向朝廷请封吕祖的当年”，无疑值得格外注意。13

吴璥（1747-1822），字式如，浙江平湖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曾任安徽学政。因其父吴嗣爵任过江南河道总督，乾隆帝召见时特意“询以河务，所对称旨”，后复因驰防河水暴涨有功得到嘉奖。嘉庆四年，吴璥实授河东河道总督，开始出任治河主管。五年又调任江南河道总督，以堵合邵家坝漫口，加太子少保。但嘉庆八年秋，黄河再于衡家楼决口，严重影响漕运安全。嘉庆帝命吴璥“相度治之”，成效却并不理想。尤其是九年因淮安清江浦河口水位过浅，空载粮船都难以通行。嘉庆帝认为处置失宜，特命刑部侍郎姜晟前往查勘，“会筹蓄黄济运”。吴璥试图补救，但年底嘉庆帝仍“以璥多病，治河不力，虽宥其罪，命解职”。14很可能是在此治河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促使吴璥前往淮安各庙进香祈祝，其中即包括清江浦口的吕祖庙，并亲身感受到当地对于吕祖崇拜的虔诚。

光绪《平湖县志》又载：“仙观，在北门外九里，明宣德间朱寰清舍基三亩四分建，嘉靖间曹丹并修”，其后附记“嘉靖丙戌，有仙附乩降于邑之锦川，自称吕洞宾，能悬笔作诗，书画极工，请事者无虚日。众因创仙观，诸木俱集而少正梁，乩书‘吾自取来’。夜半见基畔飞至古木一枝，乃梅树也，遂以为梁，不逾尺寸。凡月朗风清，尝闻音乐隐隐在花影树梢间。一日冯少山在坐，仙出一对曰：‘杨柳株株蛀’，冯谢不敏，仙自对曰：‘莲房孔孔空’，众叹奇绝。构放鹤亭，四壁诗画皆仙笔也。书匾曰腾龙第、梅溪草堂，字势飞舞”。15可见吴璥的家乡浙江平湖，自明代以来就有信奉吕祖的浓厚传统。尤其是在明清吕祖风行江南的大背景下，吕洞宾降乩及灵应奇绝的传说，在平湖当地文人墨客间亦是代代相传。吴璥亦受到深刻影响，应是合乎情理的。由于方志记载简略，尚难判断吴璥在平湖创建吕仙观，到底是在他与姜晟等联衔奏请崇封清江浦吕祖庙之前，抑或在此稍后。若考虑到其上奏时年底的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十二日嘉庆帝又以吴璥“近日多病”，命召京另用，另调河东河道总督徐端为江南河道总督。次日，嘉庆帝又下旨强调吴璥素本体弱，“近来患病更甚，不能躬亲勤历河防，工员渐有懈弛，外间传说纷纷”，故调徐端“以资整饬”，16则吴璥在上奏之前，因自己身体病弱及治河的任职压力，先已于家乡酝酿创建吕仙观的可能性更大。

由上可见，吴璥其人对于吕祖信仰，显然具有比姜晟、陈大文两人更为强烈的重视与认可程度。因此在折中吴璥虽以官衔名列第三，但在奏请崇封吕祖一事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方面有其个人信仰因素，另外与他作为治河主管的身份也有很大关系。也正是出于此种原因，他在复任江南河道总督后，又致力于淮安孚佑帝君庙的修建。地方文献有载：

孚佑帝君庙，在（淮安）府东夯轮寺巷头，俗呼吕祖殿。嘉庆九年崇封吕大仙帝号，河督诸公资其灵乩妙应，择城内淮扬道署旧址鼎建。此庙用银万余两，皆吴河台之婿彭翰林韫辉膺其名。工已完成，而意尚未已，而彭殁矣。建在戊辰、己巳（嘉庆十三年、十四年，1808-1809）间。淮城自道署撤后，东门一带日就萧索，兹亦略为挽救。17

所言“吴河台”即复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吴璥。其婿彭韫辉不仅承担了建庙的白银万余两，且最终殁于其事。可见吴璥及其亲属在修建淮安孚佑帝君庙一事上，付出了远超一般官员的特殊热情。

三

学者认为，自宋代以来，朝廷通过赐额或赐号的方式，将各地流行的民间信仰纳入国家“正祀”体系，“反映了国家与民间社会在文化资源上的互动和共享”。但在不同的地方，“通过民间信仰表现出来的国家——民间社会关系，会有着相当不同的表现”。因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个案，对于全面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民祀”与“正祀”之间的互动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学界同时注意到，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学界的焦点几乎集中于宋至明，忽略了在清代特有的历史发展脉络下，国家对祠神信仰态度的特色。因此，专就清代来探讨国家与祠神信仰的关系，有其特殊意义。经由此一主题的探讨，我们不仅可分析权力与信仰的互动，亦可了解清代菁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间的关系”。国家通过“民祀”转“正祀”的途径对地方信仰进行“收编”，具有互相利用的双向效果，“在这里，民间社会利用了国家，国家也利用了民间社会；前者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为了自己的壮大，后者这样做的目的则仍是为了控制后者”。18这种做法，对于道教的传播及其在民间社会影响的扩大，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嘉庆年间正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前夕，清廷崇封吕祖事件因而也就具有了更为典型的意义。促成其事的人员，既有当地士绅李超玠等人的禀呈恳请，亦有河道总督吴璥的积极推动，钦差大臣姜晟亦利用奉旨“赍香祀谢河神”的时机，通过渲染“灵感昭著，信而有征”的“神迹”联衔奏请。而朝廷同意批准崇封吕祖，首先基于明清以来江南民众对于吕祖信仰的日益浓烈，其次也是切合“佑护”漕运安全的现实需要。其中既有必然的群众信仰基础，也有偶然的个人中介因素。透过嘉庆年间奏请崇封吕祖的各个环节，对这一个案的前因后果进行详细考察，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关键人物在这一事件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也有助于考察地方精英如何利用国家的关切，通过将“地方神”纳入国家神统以获得地方利益。这对于进一步把握道教文化在传统中国的发展与传播途径，也不乏积极的启发意义。

（作者郑永华，单位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注：

1、4、13.尹志华：《清朝嘉庆年间敕封吕祖及其影响》，《中国道教》2014年第3期，第53-56、54、55页。

2.军机处录副奏折，工[刑]部尚书姜晟等奏为遵旨祀谢河神并恳加吕祖封号事，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1608-073，缩微号：110-2511。

3.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0041-2-0809-293，第1页，序号：00231。　

5.参见尹志华：《深入人心的道教神仙——吕祖》（《运城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22-23页），孙亦平：《论全真道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16页）。

6.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6册，第633页。

7.吴棠修、鲁一同纂：咸丰《清河县志》卷三，建置，坛庙，第19页。咸丰四年刊本。

8.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63册，第687页。

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戊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21册，第952页。

10.曹镳：《信今录》卷一（第18页），题名，贡监捐职入仕；卷三（第27-28页），人物传，惠德。道光元年刻板。

11.昭梿：《啸亭续录》卷一，千叟宴，中华书局1997年印刷版，第386页。

12、15.彭润章修、叶廉锷纂：《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五，寺观，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据光绪十二年刊本影印，《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89号，第2478、2477-2478页。　

14.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列传一百四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印刷版，第37册，第11371-11372页。

16.《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九册，第566-567页。吴璥接到解职旨令并交卸印务，在嘉庆十年正月初四日，参见录副奏折，《奏报交卸南河总督印篆日期并起程进京事》，档号：03-2072-001，缩微号：151-2523。

17.曹镳：《信今录》卷九，香火志，第6-7页。道光元年刻版。

18.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总第1 50 期），第18-26页。并参见蒋竹山：《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新史学》1997年第8卷，第2期，第187-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