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学术会议纪要

道教之音整理 沐元风

2018-07-20 10:28:17

2018年7月14日,由中国道教协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卢国龙研究员担纲的“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启动仪式在北京丽维赛德酒店举行。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陈宗荣,原国家宗教局一司司长王健,原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任继春,原国家宗教局一司副司长李寒颖,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凤林,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吉宏忠,各省市道教协会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学者,以及道教之音等单位受邀参与此次启动仪式。

此次“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构建”将有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社科院等科研院校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编撰,预计将耗时五年时间完成。

卢国龙研究员介绍课题思路:

目前而言,近几年虽然道教研究方向涌现出很多人才,但是相对于道教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而言,道教研究依然显得人才匮乏。此次课题十分宏大,非个人所能完成,因此中国道教协会设立此课题,必须要邀请如此多的专家学者,来组织一套写作班子,并统一写作思路,才可能合作完成。既然是合作,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写作主题、写作目的,而不能分散。

对于什么是道教,什么是道教教义体系,过往已经有十分多的繁复的诠释。对于我而言,道教教义体系是对于中国几千年文化体系的诠释,而不仅仅是道教的教义,也不仅仅是道教的神仙信仰。但是道教始终有一个传统,即《庄子齐物论》所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但此次课题重在建立道教教义体系,因此不但要论要议要辩,还要相示众人。

因此,此次课题不能如以往一般将道教教义混为一团,要进行条理分疏;而且还不能如混沌凿七窍一般把圆融的教义凿破。我们既要保持道教教义体系的完整性,还要对其内里进行细致梳理。

对此,此次课题打算书写一套五部共四十余本的丛书,包括《道经通义》《道理通绎》《道门威仪》《道法修持》《道教通史》五个部分。

第一部为《道经通义》,由卢国龙来主笔。此部书是希望从道教经典之中抽绎并剪裁成一套首尾完备、圆融自洽的教义体系,但同时还必须要保持道教的真精神。这项工作极为困难,历史上很多人都试图完成此项工作,但又没能实现。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道教文献不足,恰恰相反,正是道教经典过多而显得芜杂,文字遮掩了道教的真面目。对于这一困难,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经典作为资料基础,而后抽选相关内容再剪辑成一套天衣无缝、符合道教教义信仰的模型。如果这一部书完成,按照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应该是属于“本文”类。

除“本文”外还需要写作一部诠释“本文”、相当于“玉诀”、“神符”的体系,可名《道理通绎》,希望北京大学郑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主持。1981年任继愈先生编纂《宗教辞典》,该词典中道教没有教义类词目,而多了方术类。说明当时学术界对于道教背后的理论教义是没有定论的。课题组认为,所有道教教义体系都是围绕“常道”展开,一是对“常道”内涵的理解与深入,此是哲学研究方法;但同时道教并非将此视为认识论,对于“常道”的解读是建立在生命体验和神圣经验之上的——这将会对研究形成长期的困扰。此次课题并不希望为了达成逻辑上的完满而却将“常道”如混沌凿七窍一般凿破,也不希望虽有充足的经验但却难以在理论逻辑上展开充分地讨论。《道理通绎》与《道经通义》两部分互为表里。

第三部《道门威仪》,此部分重点讨论道教的表现形式、礼仪制度。此部分希望由清华大学陶金教授、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主笔。但科仪不仅仅是仪式,也是个人信仰与修行的具化,因此邀请李邵华道长、任宗权道长,辅助解读道教仪式中个人的宗教体验。道教仪式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很多仪式在漫长岁月中渐渐消亡,但 “礼失求诸野”地保留在道教科仪之中,要将科仪放入中国整个礼乐文明之中去解读。

先秦礼乐文化传承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考维度即制度思维。这一思维方式从周公制礼作乐时就已经开始,但并未传承下来。汉武帝用儒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根本,但是儒家无法确立一套合适的礼乐制度和神仙信仰体系,譬如国家信仰的集大成体现——封禅,武帝尽弃儒生不用。西汉儒家所用乃是公羊家和士礼。礼失求诸野,礼乐文明或许会存在于民间传承。至此,不能简单将道教礼乐视为迷信,也不能将其神秘化、神圣化。

第四部为《道法修持》。道教修行不单单是哲学,更要的是落实到实践之中。这对于学术界或许是比较困难,而道门中人也可能处于能修难讲的状况。此部分邀请上海道教学院王驰教授、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主持,由刘世天道长、李信军道长辅助。如何将“道法修持”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仅仅当成知识对象描述,这需要学界与教界合作,细致论述。此部分所获得关注度或许会超过其他各部,要对历史传统作出完满的理性的解释。

第五部分《道教通史》。此次课题对于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梳理之上的。不能有针对的对道教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的话,道教教义的体系诠释就无法具有坚定的基石。《道教通史》部分将分为十卷,邀请十余位学者完成。

道教与西方宗教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宗教的创立时间地点人物很明确;但是道教所谓的道教创教者大部分都是具体教派的创教者,而不是整个道教的创教者。道教在中华传统中自发形成。历史上多以黄帝为创教者,但这是古代秦国为融入中华文明而创立的五帝崇拜。在教理上,所有创道者的源头是元始天尊。那么道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否还要依据传统的汉末五斗米道、太平道创教说?在此闻一多为道教史提供贡献,提出古道教说,认为先秦道家是对古道教的理性化提炼。闻一多之说避免了基督教教团说对中国道教研究的影响,着实有益。因此第一卷将为《先秦卷》,邀请张宏斌博士及魏明慧博士主笔,希望观照在大中华信仰体系、华夏作为信仰共同体的源流的道教。

第二卷为《两汉卷》。邀请华东师范大学蔡林波教授、原大众科技报主编曹佳麟先生主笔。对于两汉时期,要摆脱将教团史当成道教史的误区,重点是梳理思想文化源流。其一,道教在精神实质、价值判断上更接近于两汉经学,而不是黄老学。两汉经学的很多精神都保留在道教之中——但这并不是说与黄老学无关,而是文化内涵更近于经学。还需要注意道教产生与纬书关系极为密切。其二,要关注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产生。魏晋以后,道教教团在官方是禁忌,对于道教的攻击,往往也会从教团组织出发。对此要更换思考角度及提问方式,为何两汉时期需要调整社会形态,为何道教最容易凝聚中国社会共识,为何道教最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固有信仰。由此,道教与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关系,或许比以往所讨论的更加密切。

第三卷《三国魏晋卷》。此一卷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强昱教授、章伟文教授主笔。道教按照自己思维对社会进行调整后,如何建立中国信仰体系。两汉经学体系,在汉末民间土崩瓦解,三国时在上层社会瓦解。此时道教着手进行着上层社会文化体系的重建。佛教东来以来,建立起“空无”的本体论,道教却始终坚持着先秦以来自然造化之理是真实不妄这一观点。从中华精神传统来看,从三国魏晋道教来看,中国文化没有走向“虚无”,着实是道教的坚持所致。此外,衣冠南渡以来,对于吴越地区的文化融合,道教发挥的作用比玄学更加深刻。中朝名士找不到的自身生命立足点,对于如何融入东南社会没有着落,道教灵宝派真正推动了这次确立与融合。以往对于灵宝经的研究,都是沿袭日本讨论其思想中所借鉴的佛教思想源流,但是忽略灵宝经中对于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坚持。

第四卷《南北朝卷》。邀请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主笔。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并行,面对的对象是中国社会共同体。中国是共同体,也就需要共同信仰。此一时间的社会矛盾不仅是政权纷争,而且包括民族冲突。面对这种状况,三教都有家国情怀,但是三教对于民族问题又各有差异。儒家主张夷夏之变,并非反对少数民族,而是从礼仪文化而来;佛教没有民族意识,因此在异族政权阻力较小,异族政权也往往借助佛教力量。儒释之间的中间路线就是道教。道教以伦理为本位,但不强调教派差异;道教既有家国情怀,还强调造化之恩。道教认为生在中华是造化之恩,但是不同地方有不同情况,中原有中原的生活状态,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因此家国情怀与平等观念本身是一致的而没有根本矛盾。

第五卷《隋唐卷》。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冯鹤博士,以及郑州市委党校高丽杨副教授主笔。在不同历史时期,道教始终与中华文明共同体息息相关。孔颖达《五经正义》对汉代章句之学的回归,也是典章制度的统一。唐代也在努力构建信仰共同体,譬如全国各地都要建立玄元庙。对于重玄学,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与佛教大乘空宗的对话,如何维护“常道亦有亦无,为造化之本”的中华思维。还有内丹学也是极为值得关注的角度:内丹学修行与生命体验以及中华文明体系构建的关系。

第六卷《五代北宋卷》。邀请樊光春教授主笔。这段时期道教在中华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研究发现,北宋初期有八十余年是黄老之学主政。此前儒家、道学家等主流看法,忽视了杯酒释兵权后如何解决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整合社会的努力,也便忽视了道教在此中起的作用。解决社会共同体建设、整合社会这个问题的是道教。后来的对于道教南北礼仪之争,同样也可以从对于共同体的建构角度出发进行理解。

第七卷《南宋卷》。由云南大学郭武教授,以及苏玮玮博士主笔。南宋时期中原第二次衣冠南渡,政治中心迁移至东南。政治中心迁移,带来北方知识群体南迁。南宋笔记展现的南迁知识群体,除了对于北方家故园、朋友圈的回忆,还有面对与东南融合的问题——这也是社会重建的问题。此时儒释道三教共同推动社会共同体重建,而道教是离不开的中坚力量。道教的作用表现为形而上制高点不能是单一的儒家伦理,也不能是佛教的空论,而是生生不息之道。道教此时与民间生活层面融合极好,包括科仪等都深入民间。道教对于南宋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第八卷《金元卷》。邀请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主笔。此时再度面对民族问题,讨论如何建构一个包含汉族以及少数民族安身立命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道教史要面对社会重建这一定位来重新解释。道教具有整合社会,推动社会重建的努力,譬如张留孙的玄教,在北京建庙所建的不是道教自己的清修庙,而是国家祭祀相关的东岳庙,进入国家祭祀体系,此外玄教还汇聚了吴澄等汉族知识群体。这说明道教此时在做着整合社会的努力。此外,金元时期有大量的道教修持、修炼、文化、思想等记录,以往都视为儒家对于道教的看法,现在应该转变观念,划归道教对社会的影响。

第九卷《明代卷》,邀请古屿鑫博士、吕师尧博士主笔。明代整个文化路线是文化复古,包括名义上的礼仪复古,不断压缩佛教道教的空间。明代道教在明初科仪受到缩减,并且压低道士的社会地位。但值得注意是是,方孝孺事件后,道教、士大夫与政权始终若即若离,士大夫深入观察道教,并记录大量道教文化的细节。譬如王世贞等士大夫在道教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第十卷《清代卷》,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汪桂平、李志鸿主笔。清代学术思想在乾嘉时期主张汉学。对比宋初编纂《太平御览》和清代《四库全书》,这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进行维稳。因此清代学术的发展不代表思想的发展。此时在文化大格局上,道教回归民间。以往对于清代道教史有成见,认为清代道教式微。这个判断的准则是道教领袖受到政权的重视程度。但是此时道教宗师不比其他时代为少,大量宗师退而隐修,在没有政权关注下自然生长,这是极为值得注意的。而且民间教派的发展,说明道教对于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课题是中国道教协会重要课题之一,旨在对道教的教义体系做出明确、清晰的梳理,以整合道教包罗万象的教义思想,构建道教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主体性。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中国礼乐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道教的组成部分极为驳杂,思想来源多途,历史上虽然有过多次的教义整理行动,譬如南朝陆修静、北周武帝等都有过尝试,但并未完成。此次课题试图整理道教思想,确立一套系统的道教教义体系,并与现代社会相容,对道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道教之音 沐元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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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学术会议纪要

道教之音整理 沐元风

2018-07-20 10: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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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学术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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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4日,由中国道教协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卢国龙研究员担纲的“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启动仪式在北京丽维赛德酒店举行。原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陈宗荣,原国家宗教局一司司长王健,原宗教文化出版社社长任继春,原国家宗教局一司副司长李寒颖,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凤林,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吉宏忠,各省市道教协会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学者,以及道教之音等单位受邀参与此次启动仪式。

此次“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构建”将有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社科院等科研院校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编撰,预计将耗时五年时间完成。

卢国龙研究员介绍课题思路:

目前而言,近几年虽然道教研究方向涌现出很多人才,但是相对于道教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而言,道教研究依然显得人才匮乏。此次课题十分宏大,非个人所能完成,因此中国道教协会设立此课题,必须要邀请如此多的专家学者,来组织一套写作班子,并统一写作思路,才可能合作完成。既然是合作,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写作主题、写作目的,而不能分散。

对于什么是道教,什么是道教教义体系,过往已经有十分多的繁复的诠释。对于我而言,道教教义体系是对于中国几千年文化体系的诠释,而不仅仅是道教的教义,也不仅仅是道教的神仙信仰。但是道教始终有一个传统,即《庄子齐物论》所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但此次课题重在建立道教教义体系,因此不但要论要议要辩,还要相示众人。

因此,此次课题不能如以往一般将道教教义混为一团,要进行条理分疏;而且还不能如混沌凿七窍一般把圆融的教义凿破。我们既要保持道教教义体系的完整性,还要对其内里进行细致梳理。

对此,此次课题打算书写一套五部共四十余本的丛书,包括《道经通义》《道理通绎》《道门威仪》《道法修持》《道教通史》五个部分。

第一部为《道经通义》,由卢国龙来主笔。此部书是希望从道教经典之中抽绎并剪裁成一套首尾完备、圆融自洽的教义体系,但同时还必须要保持道教的真精神。这项工作极为困难,历史上很多人都试图完成此项工作,但又没能实现。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道教文献不足,恰恰相反,正是道教经典过多而显得芜杂,文字遮掩了道教的真面目。对于这一困难,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经典作为资料基础,而后抽选相关内容再剪辑成一套天衣无缝、符合道教教义信仰的模型。如果这一部书完成,按照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应该是属于“本文”类。

除“本文”外还需要写作一部诠释“本文”、相当于“玉诀”、“神符”的体系,可名《道理通绎》,希望北京大学郑开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主持。1981年任继愈先生编纂《宗教辞典》,该词典中道教没有教义类词目,而多了方术类。说明当时学术界对于道教背后的理论教义是没有定论的。课题组认为,所有道教教义体系都是围绕“常道”展开,一是对“常道”内涵的理解与深入,此是哲学研究方法;但同时道教并非将此视为认识论,对于“常道”的解读是建立在生命体验和神圣经验之上的——这将会对研究形成长期的困扰。此次课题并不希望为了达成逻辑上的完满而却将“常道”如混沌凿七窍一般凿破,也不希望虽有充足的经验但却难以在理论逻辑上展开充分地讨论。《道理通绎》与《道经通义》两部分互为表里。

第三部《道门威仪》,此部分重点讨论道教的表现形式、礼仪制度。此部分希望由清华大学陶金教授、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主笔。但科仪不仅仅是仪式,也是个人信仰与修行的具化,因此邀请李邵华道长、任宗权道长,辅助解读道教仪式中个人的宗教体验。道教仪式是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很多仪式在漫长岁月中渐渐消亡,但 “礼失求诸野”地保留在道教科仪之中,要将科仪放入中国整个礼乐文明之中去解读。

先秦礼乐文化传承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考维度即制度思维。这一思维方式从周公制礼作乐时就已经开始,但并未传承下来。汉武帝用儒家制度作为国家制度根本,但是儒家无法确立一套合适的礼乐制度和神仙信仰体系,譬如国家信仰的集大成体现——封禅,武帝尽弃儒生不用。西汉儒家所用乃是公羊家和士礼。礼失求诸野,礼乐文明或许会存在于民间传承。至此,不能简单将道教礼乐视为迷信,也不能将其神秘化、神圣化。

第四部为《道法修持》。道教修行不单单是哲学,更要的是落实到实践之中。这对于学术界或许是比较困难,而道门中人也可能处于能修难讲的状况。此部分邀请上海道教学院王驰教授、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主持,由刘世天道长、李信军道长辅助。如何将“道法修持”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仅仅当成知识对象描述,这需要学界与教界合作,细致论述。此部分所获得关注度或许会超过其他各部,要对历史传统作出完满的理性的解释。

第五部分《道教通史》。此次课题对于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梳理之上的。不能有针对的对道教历史进行重新解释的话,道教教义的体系诠释就无法具有坚定的基石。《道教通史》部分将分为十卷,邀请十余位学者完成。

道教与西方宗教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宗教的创立时间地点人物很明确;但是道教所谓的道教创教者大部分都是具体教派的创教者,而不是整个道教的创教者。道教在中华传统中自发形成。历史上多以黄帝为创教者,但这是古代秦国为融入中华文明而创立的五帝崇拜。在教理上,所有创道者的源头是元始天尊。那么道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否还要依据传统的汉末五斗米道、太平道创教说?在此闻一多为道教史提供贡献,提出古道教说,认为先秦道家是对古道教的理性化提炼。闻一多之说避免了基督教教团说对中国道教研究的影响,着实有益。因此第一卷将为《先秦卷》,邀请张宏斌博士及魏明慧博士主笔,希望观照在大中华信仰体系、华夏作为信仰共同体的源流的道教。

第二卷为《两汉卷》。邀请华东师范大学蔡林波教授、原大众科技报主编曹佳麟先生主笔。对于两汉时期,要摆脱将教团史当成道教史的误区,重点是梳理思想文化源流。其一,道教在精神实质、价值判断上更接近于两汉经学,而不是黄老学。两汉经学的很多精神都保留在道教之中——但这并不是说与黄老学无关,而是文化内涵更近于经学。还需要注意道教产生与纬书关系极为密切。其二,要关注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产生。魏晋以后,道教教团在官方是禁忌,对于道教的攻击,往往也会从教团组织出发。对此要更换思考角度及提问方式,为何两汉时期需要调整社会形态,为何道教最容易凝聚中国社会共识,为何道教最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固有信仰。由此,道教与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关系,或许比以往所讨论的更加密切。

第三卷《三国魏晋卷》。此一卷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强昱教授、章伟文教授主笔。道教按照自己思维对社会进行调整后,如何建立中国信仰体系。两汉经学体系,在汉末民间土崩瓦解,三国时在上层社会瓦解。此时道教着手进行着上层社会文化体系的重建。佛教东来以来,建立起“空无”的本体论,道教却始终坚持着先秦以来自然造化之理是真实不妄这一观点。从中华精神传统来看,从三国魏晋道教来看,中国文化没有走向“虚无”,着实是道教的坚持所致。此外,衣冠南渡以来,对于吴越地区的文化融合,道教发挥的作用比玄学更加深刻。中朝名士找不到的自身生命立足点,对于如何融入东南社会没有着落,道教灵宝派真正推动了这次确立与融合。以往对于灵宝经的研究,都是沿袭日本讨论其思想中所借鉴的佛教思想源流,但是忽略灵宝经中对于中国传统天人关系的坚持。

第四卷《南北朝卷》。邀请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主笔。魏晋以来儒释道三教并行,面对的对象是中国社会共同体。中国是共同体,也就需要共同信仰。此一时间的社会矛盾不仅是政权纷争,而且包括民族冲突。面对这种状况,三教都有家国情怀,但是三教对于民族问题又各有差异。儒家主张夷夏之变,并非反对少数民族,而是从礼仪文化而来;佛教没有民族意识,因此在异族政权阻力较小,异族政权也往往借助佛教力量。儒释之间的中间路线就是道教。道教以伦理为本位,但不强调教派差异;道教既有家国情怀,还强调造化之恩。道教认为生在中华是造化之恩,但是不同地方有不同情况,中原有中原的生活状态,少数民族也有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因此家国情怀与平等观念本身是一致的而没有根本矛盾。

第五卷《隋唐卷》。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冯鹤博士,以及郑州市委党校高丽杨副教授主笔。在不同历史时期,道教始终与中华文明共同体息息相关。孔颖达《五经正义》对汉代章句之学的回归,也是典章制度的统一。唐代也在努力构建信仰共同体,譬如全国各地都要建立玄元庙。对于重玄学,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与佛教大乘空宗的对话,如何维护“常道亦有亦无,为造化之本”的中华思维。还有内丹学也是极为值得关注的角度:内丹学修行与生命体验以及中华文明体系构建的关系。

第六卷《五代北宋卷》。邀请樊光春教授主笔。这段时期道教在中华有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研究发现,北宋初期有八十余年是黄老之学主政。此前儒家、道学家等主流看法,忽视了杯酒释兵权后如何解决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整合社会的努力,也便忽视了道教在此中起的作用。解决社会共同体建设、整合社会这个问题的是道教。后来的对于道教南北礼仪之争,同样也可以从对于共同体的建构角度出发进行理解。

第七卷《南宋卷》。由云南大学郭武教授,以及苏玮玮博士主笔。南宋时期中原第二次衣冠南渡,政治中心迁移至东南。政治中心迁移,带来北方知识群体南迁。南宋笔记展现的南迁知识群体,除了对于北方家故园、朋友圈的回忆,还有面对与东南融合的问题——这也是社会重建的问题。此时儒释道三教共同推动社会共同体重建,而道教是离不开的中坚力量。道教的作用表现为形而上制高点不能是单一的儒家伦理,也不能是佛教的空论,而是生生不息之道。道教此时与民间生活层面融合极好,包括科仪等都深入民间。道教对于南宋社会稳定、社会融合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第八卷《金元卷》。邀请山东师范大学赵卫东教授主笔。此时再度面对民族问题,讨论如何建构一个包含汉族以及少数民族安身立命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道教史要面对社会重建这一定位来重新解释。道教具有整合社会,推动社会重建的努力,譬如张留孙的玄教,在北京建庙所建的不是道教自己的清修庙,而是国家祭祀相关的东岳庙,进入国家祭祀体系,此外玄教还汇聚了吴澄等汉族知识群体。这说明道教此时在做着整合社会的努力。此外,金元时期有大量的道教修持、修炼、文化、思想等记录,以往都视为儒家对于道教的看法,现在应该转变观念,划归道教对社会的影响。

第九卷《明代卷》,邀请古屿鑫博士、吕师尧博士主笔。明代整个文化路线是文化复古,包括名义上的礼仪复古,不断压缩佛教道教的空间。明代道教在明初科仪受到缩减,并且压低道士的社会地位。但值得注意是是,方孝孺事件后,道教、士大夫与政权始终若即若离,士大夫深入观察道教,并记录大量道教文化的细节。譬如王世贞等士大夫在道教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

第十卷《清代卷》,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汪桂平、李志鸿主笔。清代学术思想在乾嘉时期主张汉学。对比宋初编纂《太平御览》和清代《四库全书》,这都是为了统一思想,进行维稳。因此清代学术的发展不代表思想的发展。此时在文化大格局上,道教回归民间。以往对于清代道教史有成见,认为清代道教式微。这个判断的准则是道教领袖受到政权的重视程度。但是此时道教宗师不比其他时代为少,大量宗师退而隐修,在没有政权关注下自然生长,这是极为值得注意的。而且民间教派的发展,说明道教对于中国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课题是中国道教协会重要课题之一,旨在对道教的教义体系做出明确、清晰的梳理,以整合道教包罗万象的教义思想,构建道教在现代社会的文化主体性。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中国礼乐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道教的组成部分极为驳杂,思想来源多途,历史上虽然有过多次的教义整理行动,譬如南朝陆修静、北周武帝等都有过尝试,但并未完成。此次课题试图整理道教思想,确立一套系统的道教教义体系,并与现代社会相容,对道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道教之音 沐元风整理)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