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志》卷11《上清品》“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传”曰：“绍圣四年（1097年），敕江宁府即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临江军閤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宋哲宗的这道敕令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证明北宋时逐渐形成符箓派三山鼎立的局面。

汉魏六朝时期主要派别之一古上清派逐渐演变成茅山教派。隋唐五代时期茅山派在诸符箓派中似乎垄断了对朝廷的影响。北宋初年茅山派继续受到朝廷优宠。历史表明，元代以前，茅山派一直保持着与历代朝廷的密切联系。

东汉末年，张陵、张衡、张鲁三天师的五斗米道割据汉中达三十年之久。魏晋五斗米道继续流传民间，同时深入上层社会。五斗米道至南朝多称为南天师道，以天师后裔为首领，行正一箓。北魏寇谦之改造五斗米道，自称天师，为北天师道。六朝末年至唐初，天师后裔有迁至茅山和龙虎山者，默默无闻。隋唐五代时期，南天师道的正一经法被继承下来，形成正一派，主要活跃于民间。北宋初年，汉天师后裔在龙虎山接过正一经法，举起祖先张道陵的大旗，重建教团，声势渐大，引起朝廷重视，人称天师派或龙虎山派。历史表明，该派经箓悠久古老，但教团衰微或中绝了很长时间，在北宋属于中兴或再起。

汉魏六朝时期灵宝派也是主要经派之一，灵宝科仪和经法影响很大，为各派所吸收。如茅山十四代宗师韦景昭受玄静经箓前，“惟习灵宝经法”。但灵宝派作为教团的势力和影响却一直不甚显著。至北宋，灵宝经派中逐渐衍生出灵宝教派，以閤皂山为中心，崭露头角，人称閤皂山派。历史表明，閤皂山派的经法虽然源远流长，但作为教派却属后起之秀。

历史上的太平道、古三皇经派、洞渊派、天童派等等，均销声匿迹了。随之又有许多新教派、法派诞生。不过在北宋时期，新形成的三山符箓鼎立的局面比较重要，宋哲宗的敕令对这种新的形势给予了承认和支持。

《茅山志》卷16《采真游篇》“黄澄传”曰：“初，三山经箓：龙虎正一、閤皂灵宝、茅山大洞，各嗣其本宗。先生请混一之。今龙虎、閤皂之传上清毕法，盖始于此”。“先生”指茅山玉晨观住持黄澄。宋徽宗召见他，命他住持金山神霄万寿宫，累授太素大夫、冲素静一先生，领玉堂高士、左右街都道录兼管道门公事，食实封一千二百户，赐紫金方符。他是当时道教领袖。他向宋徽宗请求混一三山经箓，获得批准。

符箓各派自六朝以来，始终处于既坚持个性，又互相靠拢、融合的过程之中。黄澄提出“混一”， 表明三山经箓互相靠得更拢了。宋徽宗批准黄澄顺应形势，采取积极促进融合的态度，使三山经箓增加了融合的深度，表现为龙虎、閤皂二山开始传上清毕法。

到宋理宗时，龙虎山后来者居上，影响超过茅山和閤皂山。理宗因势利导，于嘉熙三年（1239年）命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提举三山符箓，又对融合的进程有力地推了一把。此举确定了龙虎山在符箓诸派中的领导地位，对符箓派的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哲宗敕三山鼎峙，宋徽宗批准黄澄混一三山，宋理宗命张可大提举三山，属于国家单项宗教政策调整的范围。三次政策调整，客观上均达到了尊重宗教自身变化的规律和客观实际，既不凭主观意志去强行干预，又不放任自流的效果，及时准确，可谓得当。符箓派的融合与联合，有利于提高道士的素质，对社会和民众有益，对维护封建统治也有好处。

符箓诸派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最终混合为正一派，与元政权有意无意地引导也不无关系。但是，如果没有宋代三帝对三山符箓的自然形成和融合，相机给予支持和促进，作为符箓派大联合体的正一派的出现也许还要推迟。三次政策调整，一直影响到六十余年（就理宗而言）至二百余年（就哲宗而言）之后，其积极效果才完全显现出来。某些宗教政策见效之久远，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封建帝王的宗教政策与我们今天的宗教政策有本质上的不同，三帝对三山政策的调整不过是偶然中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那就是，只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以务实的精神审时度势，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高瞻远瞩，真正掌握并尊重宗教自身变化的规律和客观实际，采取因势利导的态度，就能保证宗教政策的正确性。我们比封建帝王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些，更不可能完全自觉地做到这些，而我们可以自觉地彻底地将这些坚持做下去。

（本文选自朱越利《读<茅山志>札记》，原载《道教考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