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志》卷25《录金石篇》收录张商英绍圣三年（1096年）撰《江宁府茅山崇禧观碑铭》说，崇禧观中轴线上原依次排列三清、北极和本命等三座神殿，玉皇殿偏居东隅。绍圣二年（1095年），张商英向主持整修工程的朝奉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兵马钤辖柱国何正臣（字君表）建议，重新排列神殿布局，改为中轴线上列三清、玉皇和北极三殿，本命殿移于左侧。他解释说：“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气之始也。其天为清微，其境为玉清，其天尊为元始，其帝为玉皇。所谓道者，气之纯清也。其天为禹余，其境为上清，其太上为大道玉晨君，其帝为天皇。所谓天者，气之积清也。其天为太赤，其境为太清，其太上为老君，其帝为北极。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统于北极者也。北极者，天中之枢，以承玉皇者也”。

张商英，《宋史》卷351有传。传中说，当初他任南川知县拜见上司时，曾“着道士服”，口若悬河。后商英曾“责监江宁酒”。所谓“管库”大概指此。徽宗时商英升任相职。他撰有《三才定位图》《黄石公素书注》《金箓斋三洞赞颂仪》和《金箓斋投简仪》等著作传世。可知他不仅是一位官员，也是一位信奉道教的学者。故而何正臣向他讨教，并完全按照他的建议于绍圣三年将崇禧观整修完毕。张商英十分满意，不仅撰写了碑铭大加赞扬，而且建议绘制何正臣像悬于观中配享。

道教是由许多派别联合、融合而成的，各派别都有自己的最高神或主神，称号众多。在漫长的趋同过程中，逐渐形成共同的最高神三清。在署名东晋葛洪的《枕中书》和萧梁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已经出现了包括元始天尊或元始天王在内的三清的雏形。至唐朝的《老君圣纪》，居玉清境、上清境和太清境等三清境中的三位最高神仍是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没有灵宝天尊。《云笈七签》卷3《道教本始部》说三清境也就是清微天、禹余天和大赤天等三天，治三境三天的是天宝君、灵宝君和神宝君等三君。而在三境三天之上还有最高的大罗天，最高的神元始天尊居其中。这与《老君圣纪》的说法又不同。《道教本始部》又说，三代天尊是过去元始天尊、见在太上玉皇天尊和未来金阙玉晨天尊。这里吸收了佛教的三世佛的思想，但没有被道教普遍接受。

张商英继承了三境三天以及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和太上老君等三神的传统说法。他试图借助《老子》“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为三清提供哲学依据，将自然、道和天解释为清气之始、气之纯清和气之积清三种状态。这也就是一气化三清的意思。这种解释当然是牵强附会，谈不上什么哲学，但是颇奇特。它与传统的无先、妙一和三元等三气，或玄、元和始等三气的说法，都不同。从崇禧观的整修和张商英的解释可以得知，北宋时三清最高神的地位在茅山已经确立，但灵宝天尊在茅山三清中还没有位置，对三清的神学解释尚未统一。

玉皇或玉帝之称早已有之。但六朝道经中所出现的各种玉皇或玉帝号，不过同虚皇、道君或天尊等称号一样，是编制神名的一种泛称，有时只是小神的名字。大约唐朝时，玉皇之称才渐渐具有独立神格的意味，但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仍较低。玉皇成为天帝、上帝，位尊望重，实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始。《宋史·礼志》记载，宋真宗于此年梦见神人传达玉皇之命，命他供奉赵氏始祖。于是，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上玉皇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

《崇禧观碑铭》告诉我们，宋真宗上玉皇大帝尊号后，玉皇大帝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仍不如皇帝和百姓尊崇的那么高。玉皇殿在崇禧观中偏居东隅，排在北极殿和本命殿之后，就是证明。这种违背皇帝旨意和百姓习俗的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故整修后的崇禧观将玉皇殿调整到北极殿和本命殿之前。张商英也为这种调整编造根据，为三气、三境、三天、三尊又配上玉皇、天皇和北极等三帝。

崇禧观的整修生动地表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因素的作用，为适应这些外在条件的变化，道教的神和神学也在自觉地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化。结果之一是，北宋以后，玉皇在道教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至今如此。这并没有对道教带来不良影响，反而为道教吸引了更多的信众。广而言之，任何宗教都在不停地变化，适者生存的规律对宗教同样适用。

儒家学者对于天和皇帝的崇拜，总是高于对佛道二教的接受。南宋朱熹对于玉皇大帝没有调整到三清之前，仍不满足，忿忿不平。《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216 引《朱子语类》曰：“（三清）岂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但这是不容易再调整的了。因为任何宗教都有自己不容易改变、不容易放弃的那部分内容。如果这部分内容完全改变、放弃了，那么这种宗教也就变成别的宗教、新的宗教，或者不是宗教了。最高神就包括在不容易改变、不容易放弃的那部分内容之中。

（本文选自朱越利《读<茅山志>札记》，原载《道教考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