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重言和卮言，是《庄子》独特的言说方式，历来歧解纷出，其中，“卮言”尤为学界所重，英语世界亦多有探讨。《庄子》的各种英译本及相关论文中，卮言的译法只有几种，大多遵从中国古代有影响的注疏。

19世纪有三位英国汉学家将《庄子》全译成英文。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是首译者，曾任职于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他没有将卮言译成对应的英文词语，而是译解其含义，根据郭象注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突出了卮言“因物随变”的特点。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译为“Goblet words”（高脚杯言辞），卮为酒器，古注如此。这一译法以其简洁形象、贴近原义而广为接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译作“Cup，or Goblet Words”。对《庄子》中与卮言相关的论说，理雅格主要依据成玄英、王雱及陆树芝的疏解加以翻译，在其译本的序言中一一列出了这些庄学要籍。

进入20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兹生（Burton Waston）的全译本最受学界推崇。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全译本偏重《庄子》的文学性，也颇有影响。华兹生沿袭了翟理思的译法，在《寓言》篇首段的脚注中解释卮言，强调其无穷变化的特点，源自郭象注。梅维恒将卮言译为“Impromptu words”（酒席间的即兴之言），也是基于中国古注。

此外，卮为何器，是古今本土学者都曾予以考辨的问题，英语世界的学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傅云博（Daniel Fried）认为，卮是一种用于农业灌溉的尖底瓶，而非玉制礼器，其说详见论文《永不稳定的言辞：庄子的卮言及用于灌溉的尖底瓶》。

西方学者有其特定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遵从中国古代注疏之外，其研究视角必然会有别于本土学者。

首先，宗教因素的介入十分明显。翟理思在翻译“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时，直接把“天倪”译为“God”。天倪绝非上帝，这一译法赋予卮言以宗教意味。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李耶理（Lee H. Yearley）所撰《道家的表述与说服：徜徉于庄子的语言类型》一文，从宗教伦理学角度对卮言进行了阐释，给予卮言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如何用劝说的方式展现一个超越我们通常理解的世界，是宗教伦理学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卮言才能令人信服地展现那个世界。此外，李耶理在阐释卮言时，将其与“天倪”和“天钧”两个概念相联系，提出一个新异之说。他认为卮言参与天倪（whetstone of Heaven，天之磨刀石）塑造万物的过程，天倪又被译成天钧（The potter’s wheel of Heaven，天之制陶旋盘）。磨刀石和陶钧都是通过控制暴力而生产出新的更好的形态，庄子以此为喻，凸显了他对精神提升的理解，也凸显了用以表现这一思想的卮言。这种解读是对《庄子》的过度阐释，以何种态度对待暴力是西方宗教学的一个话题，并非《庄子》讨论的问题，更不是卮言的意义。尽管这种分析明显有悖《庄子》意旨，却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经典对于解决西方学术问题的助益。

其次，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特别注重从论辩角度出发研究如何说服听众或读者。西方修辞传统上一直被等同于“言说的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或者“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persuation）。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英美学者在研究卮言时，特别重视论辩。从发生角度考察，强调卮言产生于论辩背景。从论辩过程角度考察，关注运用语词的技能。从论辩目的角度考察，关注卮言的说服力。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指出：寓言、重言和卮言这三个术语是特殊的词汇，是由庄子在批评辩论时发展出来的。这一论断很准确，对研究《庄子》的言说方式及文本形态具有启示意义。葛瑞汉将卮言译为“Spillover saying”（流溢的言论），并加以解说：它可以自由地从一个观点转换到另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它，我们无法延长论辩或是生存。换言之，在他看来，卮言是论辩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言说方式。然而所谓“无法延长论辩”，《庄子》原文并没有相应的表述，这是译者添加的内容。关于卮言的目的及功效，李耶理认为，卮言是一种不同于其他逻辑性辩论的修辞形式，其作用是具有说服力，说服人们去思考甚至接受那些他们本以为是古怪、令人困惑或完全错误的思想、行为和角度。笔者认为，卮言虽然是在战国诸子论辩背景下提出的，但其意并不在说服他人，而是超越论辩，李说未能切中肯綮。相较而言，葛瑞汉的看法更接近卮言的特性，他认为道家并不想用词语揭示真相或现实，只是提醒我们语言的局限性，并以此来引导我们理解世上变化的角度和生活的真谛。

再次，西方学术传统还特别重视口头与书面语言的分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就论及这一问题。美国密歇根大学东亚系教授林顺夫（Shuen-Fu Lin）在《庄子内篇的语言》一文中提出，卮言是道家唯一的理想言说方式，指的是与心灵的作用方式一致的口述行为。卮言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而后转化为书面文字。他还进一步探讨了卮言作为书写结构与《庄子》哲学思想的关系。他认为晋代司马彪注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辨识出了“卮”与“支”双关的意义，这就将《庄子》散文的形式与支离一词所描述的不正常身体形状做了类比，这是对内篇及全书其他很多部分书写风格的重要洞察。庄子是唯一一位尝试将其观念以相应的散文形式表达出来的思想家。

最后，作者、文本和读者是研究作品的三个视角。中国古代文论以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为代表，特别重视推原作者之意，重视对作者的研究，相对忽视从读者角度对文本进行探讨。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接受美学，突出了读者在建构作品意义过程中的作用。在对卮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接受美学的影子，具体表现为探讨如何阅读卮言，发掘对读者而言卮言的意义。曾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的吴光明（Kuang-Ming Wu）教授在《卮言 寓言 重言——庄子的哲学方法论》一文中提出，卮言是这样一些言辞，它要求我们改变、被评价及变形，面对事物时绝对地聪敏与灵活。我们感到阅读时被奇怪地净化了，那些言辞的宣导功能使我们思考。它们的晦涩难懂不能归因于庄子的笨拙，而是因为阅读方式的错误。我们必须放弃创设方式（无方、无为），放松自身，并且让我们自在自为（悬解、天放）。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并理解。它们使得读者一遍遍地重读，直到停止思考而只用直觉去感受。

美国罗文大学哲学与宗教系王又如教授（Youru Wang）在《道家庄子和禅宗的语言策略》一书中，也从读者角度对卮言有所论析。他说：将卮言与其他普通语言模式区别开来的是，卮言包含庄子关于交流的认识，庄子认为交流是分享及参与，而不是传播信息或知识。庄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信息要传达，存在的—精神的唤醒或转化以及一种新的生活，才是庄子要与读者分享的。庄子只是想让读者质疑他们自身的思考方式，卮言的目的是激发对自身的认知。曾就职于美国深泉学院的学者珍妮·拉普（Jennifer R. Rapp）在《比较诗学：欧坦克庇德斯、庄子与人类想象建构的平衡》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对于熟悉《庄子》的本土学者而言，英语世界中的相关研究，哪些比较贴近《庄子》文本之意，哪些明显偏离甚至与庄生之旨背道而驰不难辨识，辨其正误固然必不可少，但这并非笔者撰文的目的。如能借由海外汉学界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讨论，进而更多地了解中西学术的差异与交融，更深刻地认识自身，也更好地理解他人，岂不善哉！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作者于雪棠，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庄子》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