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启动，预计五年完成。总体规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9年），统一思路、拟定提纲，开始初步资料收集。

第二阶段（2020年），确定资料长编体例，确定各分卷最终提纲，全面开始资料汇编工作。

第三阶段（2021年），正式撰写，年底前交出完整初稿。

第四阶段（2022年），汇总各分卷初稿，修改定稿。

第五阶段（2023年），结项出版。

目前，课题工作已进行一年，基本上按照固有规划有序推进，现就本阶段工作进展、工作特点以及取得的成果作如下总结：

工作进展情况

1 统一思路，提交大纲

本年度全体工作会议，于4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以2018年7月启动大会上课题主持人卢国龙研究员所做的课题思路报告为基础，作者提交了各自分卷的写作提纲，并就提纲的整体架构、内在逻辑及具体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卢国龙研究员对各分卷的提纲提出自己的看法及修改意见，随后大家展开充分的集体研商，互相提出修改补充建议。此次会议成果显著，形成了三万二千字的提纲汇编，随着提纲汇编的装订成册，整个课题的雏形已跃然纸上。

2 分卷讨论，精雕细琢

全体会之后，课题组又分别召开13次分卷工作会，即 8月15日至18日在辽宁省大连市碧海观召开的《道教通史·先秦卷》、9月20日至23日在浙江省杭州市福星观的召开的《道教通史·五代北宋卷》与《道教通史·南宋卷》、9月27日在北京课题办公室召开的《道理通义》分卷、11月24日至25日在课题办公室召开的《道门威仪》分卷、11月26日至29日在课题办公室召开的《道教通史·明卷》与《道教通史·清卷》、12月6日至10日在上海市道教学院召开的《道法修持》分卷、《道教通史·两汉卷》及《道教通史·三国魏晋卷》、12月14日至16日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召开的《道教通史·金元卷》、12月17日至20日在江西省上饶市道教协会召开的《道教通史·南北朝卷》和《道教通史·隋唐卷》分卷工作会议。会议本着高效务实的原则，时间安排紧凑，直接切入主题。卢国龙研究员与作者面对面就各分卷提纲进行交流，条分缕析，剥丝抽茧，大到对章节的设计布局，细到个别词语的具体运用等，都进行了修改与调整。大家都表示分卷会的召开很有必要又颇具成效，提纲进一步完善，思路更加清晰，各位执笔人对自己承担的任务信心倍增。道教通史部分的每个分卷会议，课题组都会邀请前后相邻分卷作者参加，对于断代史相衔接部分的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前后呼应，详略互补，避免由于集体写作通史可能产生的重复与遗漏的问题。

3 调研走访，听取建议

教义课题先后进行两次专题调研，组织学者对齐云山、葛仙山的道教现状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与当地道众交流，了解当地教职人员、信仰群众和文化氛围的基本情况，共同探讨未来道教发展，如何传递道教教内人士肩负弘道的宗教使命，如何不断纯洁自身信仰，来提升道教信仰的神圣性。同时，课题组还利用召开分卷工作会的机会，与承办地道教界进行交流，如与大连市道教界代表、杭州福星观福星书院、上海市道教学院等部分道教界人士座谈，在了解当地道教发展情况的同时也听取他们对教义体系建构的想法。

每一地的道教情况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也都是我国道教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调研的目的就是要走出道教义理，立足道教发展现状，探究当代道教发展方向，为课题的深入探究找准现实感。

4 专题讲座，思想碰撞

为配合课题顺利进行，激发大家对课题总体思路的理解和贯彻，卢国龙研究员在课题办公室举行了多次专题讲座以及小型座谈会。

6月15日，卢国龙研究员做了关于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专题讲座，他首先强调在做道教史的研究过程中，不能拘泥于过窄的资料选择，要把道教置于大的历史文化框架之内进行研究，对于材料的选择眼界也要放宽。二是学习老一代学者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三是阐扬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另一方面又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的“道教真精神”，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历史时期里体会道教是怎样在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作用的，乃至怎样在本课题里呈现道教这种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

12月25日，课题组举办了主题为“以比较宗教学视野看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的座谈会，邀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袁莎、北京大学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孙尚扬、研究儒学的学者胡仲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王宇洁教授等，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理解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并提出各自的建议。

5 后勤工作，保驾护航

在课题组成立写作团队的同时，课题办公室也组建了。一年多来，课题办公室召开了数十次工作会议，在前期做课题方案预算筹备以及课题开展期间，都在背后做了大量工作，为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写作团队的学者共有28位，分别来自全国不同的省市、单位，自身情况又各不相同，给日常的工作联络、会议筹备等事宜造成了一定困难。课题办公室工作人员排除障碍，不厌其烦地在道教协会、会议承办方以及作者之间进行沟通，在提交课题方案预算、发放课题劳务费、各类工作会的筹备与通知以及后期报销核算等方面做了细致周到的工作，这种背后默默无闻的付出，是使课题平稳运行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主要思路及特点

1 领导重视，多措并举

本课题是中国道教协会的重大课题，是道教在新时代的创新之举，也是道教界翘首以盼的文化工程，对于道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凤林秘书长等道教界中生代领袖，以道教发展大局为重，独具慧眼，力主卢国龙研究员担任课题主持人，又为课题的资金协调奔波。以李光富会长为首的协会领导层更是给予高度重视，为课题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正是因为课题的意义重大，统战部（宗教局）主管部门从一开始就给予课题高度关注，并从最开始，课题刚刚形成意向的时候就参与进来。道教处李寒颖处长多次与卢国龙研究员及协会领导进行磋商，可以说在课题的立项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完成了坚实的顶层设计。同时又使课题成为国家财政拨款项目，增强了课题参与人员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值得一提的是，李寒颖处长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多次参加分卷工作会，自始至终认真听取作者的提纲汇报，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中央统战部十二局肖虹副局长与吴国生副局长多次过问课题事宜，肖虹在《中华续道藏》编纂出版工程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不仅给课题工作以充分的肯定，也为课题的后续行进指明了方向。

上级领导的重视，以及课题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引起了相关单位的关注和支持以及间接的参与。4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全体工作会，是课题组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以探讨道教的本土性与当下性为主题，北京大学高等宗教研究院张志刚院长到会祝贺并讲话；在上海市道教学院召开的分卷工作会上，华东师大哲学系副主任刘梁剑出席并讲话；在山东大学召开的《道教通史·金元卷》工作会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书记李平生致辞，并表示愿同课题组和道教界开展交流合作。各分卷作者所在单位均给予大力支持，说明课题的设立及开展已引起各方的重视，课题组要充分利用，形成合力，助推课题工作。

2 方向正确，立意深远

肖虹局长在讲话中强调，课题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要服务于道教文化创新发展。课题组对此非常赞同，并有自己的诠释。卢国龙研究员认为，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宗旨就是要凝聚道教作为社会团体的精神，引导道教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的共识，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已经确立的课题基本思路，揭示了道教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呈现的精神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是吻合的。此外，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各地道教界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教中国化活动，在培训班授课，参与有关研讨等活动，为道教界的发展建言献策，都是一个很好的展现。本年，卢国龙研究员五次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中央统战部举办的道教界人士培训班授课，讲授道教历史中与当今时代紧密相关并产生积极作用的教义。可以说，卢国龙研究员作为课题主持人，牢牢地把握着正确的政治方向。

道教具有经卷浩繁、门派众多的特点，然而纵观它的发展历史，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却并不多见。唐、宋、明、清几朝的编修《道藏》，是对道经的收集整理归类，要论对教义体系的研究建构，类似的做法恐怕要追溯到北周武帝编纂《无上秘要》了。此次课题立项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均在课题方案中有所阐述，此处不再赘言。可以说，课题的设立是新时代道教界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将在道教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3 凝聚共识，集体发力

本课题是当代道教研究界的首次就教义所展开的大规模集体合作项目，也是学界与教界在教义思想领域首次开展的深入合作，具有多方面意义。

首先，树立了道教研究界的自信。我们知道，在国内的学科设置上，哲学是一级学科，宗教学是哲学方向下的二级学科，而道教又是宗教学下的（三级）研究方向，这种学科设置产生的诸多弊端，客观上限制了道教研究的发展，结果是道教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难以占得一席之地。卢国龙研究员2001 年就凭《道教哲学》一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哲学奖”，他的《郭象评传》、《中国重玄学》等著作和文章已被公认为是道教研究界里程碑式的成果。2015年，中国社科院及中国人民大学十几位著名学者在山东青岛举办了关于卢国龙《宋儒微言》一书的研讨会，足以见卢国龙的学术成就及学术地位。本次课题思路，是卢国龙研究员几十年研究的积累，也是他长期思考的提炼。同时，课题参与者也都是各高校及研究院所的专业骨干，是道教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单个力量毕竟有限，此次一众学者的凝心聚力，必定会给正在蓬勃奋起的道教研究界一针强心剂。在当代其他学术领域，这种众人合力开展文化工程的情况也不多见，其成果必定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侧目。

其次，拥有国际道教研究话语权。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虽然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是以现代学术方法对道教进行研究却是始于外国。一百多年前，当法国和日本的汉学家对中国的道教作为了解中国的途径加以研究时，道教在中国还被视作封建迷信弃如敝履，甚至欧美韩国的学者也都走在了我们前面。这种时间上的落差，以及宗教研究土壤的贫瘠，使得中国的学者很长时间里在道教研究上没有话语权。除了陈国符、陈垣等几位前辈学者能够在国际道教研究界占有一席之地，其他能够拿得出手的成果真是凤毛麟角。这其中自然有语言的障碍等客观原因，道教研究界整体水平的不高是研究成果不被认可的主要原因。卢国龙研究员此次在学术规范上严格要求，各分卷工作要在各自提纲的基础上，首先对以往学术成果进行研究综述，再做本卷的资料长编，也就是说把支持自己提纲和观点的史料单独集结成册。此资料长编绝不是单纯的史料罗列，而是按照规定的体例，按照提纲内容进行分类。这除了使写作思路更加清晰之外，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在课题主持人严格的要求、精心的安排以及大家的配合之下，必定会使道教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再次，道教界主体性突显。道教的研究对象是鲜活的存在，学界一直本着“学术需理性，信仰要宽容”的方针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谐相处，教界也尽量抛却信仰上的差异而去理解和接纳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因一些客观原因，很少有道士能够独立进行研究，甚至没有参与其中的机会。此次课题，除编纂委员会之外，还成立了大部分由道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宗教性较强的分卷，如《道门威仪》和《道法修持》卷，还聘请了道士担任咨议委员。在分卷工作会中，都有评审委员和咨议委员参与，并且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如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孟至岭、张高澄参加了《道门威仪》和《道教通史》明卷、清卷的工作会；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吉宏忠、副秘书长周高德、刘世天参加了《道法修持》卷工作会；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诚达参加了《道教通史·金元卷》工作会，都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意见。其他分卷工作会也均有道教界人士参加，充分符合肖虹局长所提出的“注重突出道教界主体作用与发挥好学者优势相结合”的要求。此举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学者和道士对话，共同研讨的新渠道。

4 寻根溯源，服务道教

道教自身是有着类属清晰的教义体系的，否则也不会有道教两千年的教派史，以及与华夏文明同在的五千年文化史。然而这是道教内部的视角，外人的看法却不尽然。如元代马端临“道家之术，杂而多端”之说，虽然让教内人士听着不舒服，却也不无道理。再如南朝佛教徒谢镇之谓“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虽然是道佛之争中的论调，但也是让人家有这个“小辫子”可以抓。自汉末至宋元，是道教经书层累叠加的历史时期。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有对道藏的重修，却鲜见于教义的建构。卢国龙研究员认为，道教的教义具有开放性，随着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需要阶段性地开展重新建构。而如今道教所处的时代，要求宗教要对教理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的阐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都为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确立了前提和依据，可以说是重构教义体系的大好时机。本课题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

课题第一卷《道经通绎》，满足了道教界希望在卷帙浩繁的经书中整理出一部“圣经”的要求，即从全部道教文献中抽绎出一本道教经典，符合道教信仰、教义、修持、仪轨的体系性，从而便于教内外人士准确、系统地了解道教。第二卷《道理通义》，是道教教义体系的研述性专著，可以理解为对《道经通绎》的现代诠释，要凸显出概念性、逻辑性。第三卷《道门威仪》，是道教仪式的自我叙述，着眼点是将道教仪式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介绍知识，阐述各种服饰、器具、字画符号的象征意义，揭示道教仪式在中华礼乐文明大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四卷《道法修持》，关于道教修持方法和境界的研述性专著，以完整的修道人生为基本线索和框架，诸如拜师入道、持戒诵经、修行参访等等，既方便学道者循序渐进，也为教外人士了解道教生活提供入门路径。换言之，一、二卷是对“道”的系统梳理，三、四卷是对“术”的重新阐释。道与术相须而行，才是完美的道教。长时间来，道教之所以被人诟病为抽签算卦看风水，应是这些术脱离了道而存在，或者是施术的人没有把握道所致。第五卷《道教通史》，下分《先秦卷》《秦汉卷》《三国魏晋卷》《南北朝卷》《隋唐卷》《五代北宋卷》《南宋卷》《金元卷》《明卷》《清卷》。本卷的特点一是对道教史的断代更为科学合理。道教虽然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各个历史时期的阶段并不完全吻合，不能照搬通常的历史断代。二是建设性理解道教的出发点与立场。按照卢国龙研究员的要求，本课题道教史的书写方式，不是惯常意义下的通史，而是对道教信仰史、社会史的建构，这种建构是建立在对史料认真仔细的筛选以及理性和专业分析之上。就是说要建设性地理解道教，关键是既要逻辑自洽，又要体现历史的脉络，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第三是对于以往道教史写作的纠偏，目前国内存在的道教史，由于成书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些观点以及对道教的评判并不客观，甚至存在错误。本次道教史的写作，力求克服以往学界研究和理解道教的局限，共同达成建设性理解道教的学术目标。在有道教界人士参与的前提下，再加上学者们的学术自觉与课题组要求的学术规范，最后呈现出来的应该是一部全面客观的道教史。

如果把课题比做一棵大树，那么《道经通绎》是它扎实的树根，《道理通义》是茁壮的树干，《道门威仪》与《道法修持》则是似锦的繁叶，《道教通史》就是脉络清晰的年轮。

当代道教的自身建设，最急迫的是教风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制定更为合理的戒律。教风建设的关键是使道士持守纯正的信仰，这其中又有两个含义，其一为信仰要坚定虔诚，其二是要对自己所信仰的理念有清晰的认知。而道教的传承方式，在进入新时代后，由过去的师徒相授逐渐转变为院校集中授课。目前全国共有道教学院10所，是道教界培养人才的主要渠道。而在各个道教学院不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却一直没有统一适用的教材。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道教界还没有对自己的教义怀有统一的认识，或者说在精神信仰的层面达到应该达到的一致性，学术学理层面也还没有透彻地梳理出来。对于当今道教界一些对于戒律改革的呼声，卢国龙研究员认为称作“精严戒律”更为合适，即对道教戒律的产生和丰富做历史的梳理，将作为底线伦理的“戒”与修持向上一路的“行”既做条目区分又做教义贯通，从而总结出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条目，即在“师古”与“用今”之间找到生长点。如上课题组与道教界的互动，都展现出“道教教义体系的现代建构”课题一方面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另一方面又切实关注道教现状的基本格局，而道教界的深入参与课题，更是锻炼和培养人才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转自道本一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