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经研读:《女青鬼律》所见瘟鬼及其对治(3)

道教之音 张永宏

2020-03-19 11:46:17

道门《女青鬼律》所见瘟鬼及其对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何对治瘟鬼

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人类历史演化的必经过程。正如宋代关中大儒张载《正蒙》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我们认为,中西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产生许多龃龉与难堪,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与内心的纠结。但是从长远来看,思想交融、文化互鉴与文明升华是主流。对于中西医之争,我们也抱着这种态度。折中参西是我们所推许的心态和理路。时人有一个颇为善巧的譬喻,比较能够说明中西医的不同:房间里面滋生了蚊蝇,西医的做法是直接赶跑甚或杀死蚊蝇,而中医的做法是清除蚊蝇滋生的腐肉,诚如《黄帝内经·刺法》所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从内在培元角度以防止邪气侵染。我们认为这两种做法均有合理的成分。对于已经滋生的蚊蝇,自然以赶跑或铲除为佳;对于正在孕育的蚊蝇,将腐肉清除掉,培植正气,自然就阻断了蚊蝇的滋生。如何对治瘟鬼,《女青鬼律》也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法:一者,外呼鬼名;二者,内修道德——当然,毫无疑问,也不难理解,这两种方法应当结合起来。

外呼鬼名以对治瘟疫,属于一种模仿巫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在其《金枝》一书中,特别介绍了原始社会普遍采用的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就是巫师通过某种神秘的仪式活动,使得不同事物可以跨越时空界限而产生某种不可思议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一般叫做天人感应。具体而言,交感巫术又分为两种:其一,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就是通过接触某种东西,使得不同事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特殊的“某种东西”,必须来自于不同事物内部,比如通过某人的头发,使某人生病或者病愈;其二,模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就是不直接接触某种东西,而是采用象征模拟的方式,使得不同事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比如呼叫某人的名字,使得某人的身心状况发生某种变化,这就是流行于中国各地民间的叫魂习俗。汉武帝晚期著名的巫蛊事件,据说就是太子刘据指使专人,用针扎木偶的巫蛊方式陷害武帝,以谋取皇位(当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所谓巫蛊事件可能是一场政治迫害,涉及到武帝晚年的权力交争,而且很可能是一场乌龙事件)。这种针扎木偶或纸人的巫术就属于模仿巫术。当然,如果在木偶或纸人身上填充当事人的头发或指甲之类的实物,就属于接触巫术了。

从严格意义上说,道教不是巫术,但原始巫鬼信仰及其仪式操作是道教的主要文化资源。可以说,道教就是对原始巫鬼信仰及其仪式操作的整合、调适与提升。在道教各种斋醮科仪法事活动中,交感巫术的使用比比皆是。譬如踏罡步斗就是通过模拟的方式,将二十八星宿设置于坛场中,在法事科仪中,道士按照某种特殊的步法行进于坛场之中,根据道门的信仰和理解,就如同行进于满天星斗之间,以此获得诸天星君的加持,增强法事的神圣性与效力。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就属于这样的巫术。确切地说,属于一种模仿巫术而不是接触巫术。因为施法者无法接触温鬼的实物(如头发、指甲或衣物等)。

受过现代科学精神熏陶的当代人,对于巫术的效力自然抱有怀疑甚或是断然否定的态度。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如果我们的心态更为平和,如果我们更多拥有这个时代亟需具备的包容胸怀,如果我们能够大体上理解与接受范式及其转化理论,那么对于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应当持有一种最起码的尊重态度。

对于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的效力问题,我们打算从两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其一,根据《女青鬼律》所载,我们了解到,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并不是单纯的呼喊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综合的仪式系统,需要配合以特制的符箓(如太玄下符)、在左右两臂佩戴书写有鬼名的乌囊(乌囊必须由道士赐予)、不得携带金钱等物(行为禁忌),等等做法。如果病重,“疾病厄急”,还需要延请道士做法,其程式更为繁复,包括施符、呼鬼、存思、掐诀、念咒、吐纳、踏罡步斗等等——当然,这些方法,不光对瘟鬼有效,对其他精怪鬼煞也有作用。《女青鬼律》在好几处记载了这样的法事活动,我们这里介绍一种比较有代表性、也比较具体的做法,如下:

人身有疾病厄急,可令主者施符,呼名鬼煞名,用制鬼法。人家有灾疾不止,可于中庭北向,以符著日辰上,使左手揲天关,右手揲火行,三咒言:“天一女青,煞鬼万千,太一九炁,收邪神鬼,死神至道,求无极。叱叱。”便右回,转向天门,闭炁二十四通。通息,还向地户,三咒言:“太一使我煞万鬼,鬼去神至。急急。”如此三通,百魅立到前后,诸神扶送,天纲催切,诸鬼相考,无有漏脱。可以治身,勿妄以示俗人。

对于道教信仰者而言,鬼怪神煞是真实不虚的,对治她们的方法也是切实有效的。对于半信半疑者与坚定不信者,我们的建议是:从了解道教文化的角度而言,只要知道“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不单纯是一个呼名的问题,还涉及相关的配套程式,只要有这个了解,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呼叫鬼名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准备从另一个方面来论述,那就是命名与认识及其效果的话题了。这是第二方面的说明。

当我们决定对某一事物进行命名时,一般而言,肯定从某个层面对这一事物的某种属性有一定的认识。当我们命名“苹果”时,如果从甲骨文字形看,“果”写作果,很形象地表明某种木本或草本植物在生命成熟的时候饱满状态的果实()。“苹”则寓意平安。可见,这是一种可以给食用者以平安许诺的植物。从英语apple看,前缀ap-意为脱离,词根-ple来源于拉丁语动词-plere,意为充满。可见,“苹果”就是脱离于某种植物充满状态的东西,亦即果实。同理,所谓“温鬼”,就是某种产生于温热潮湿地带、同时也可以使人发烧发热的神秘存在物。要命的是,这种神秘存在物真真切切是要人的命,她原则上可以让人回归于某种沉寂状态——正如《韩诗外传》所言:“鬼者,归也。”《礼记·郊特牲》说的更为具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鬼”就是一团清气回归天,一堆白骨回归地。这显然是一种使人致病躺床流汗——疒()——的凶鬼,故而又可以叫做“瘟鬼”。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某种事物进行命名,其实意味着对这种事物的某种属性的某种程度的把握。这种认识层面的把握所具有的心理学效果是慰藉心灵,所发挥的社会效果是稳定舆情。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对于这种病毒的命名,引起了很多人的心理不安,舆情也颇为汹汹。有人将之称作“武汉病毒”,甚至一些心怀鬼胎的欧美人士将之称作“中国病毒”,引起了全世界正直公道义人的愤慨。这种愤慨,一方面由于带有对武汉和中国的侮辱性歧视,二方面也由于这种称呼仅只是相当肤浅地把握了病毒的某些征相,而没有更为深入地认识其内在的属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不但给人造成认识方面的困惑,而且由之带来心理方面的恐慌。故而,很快,2020年2月11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认证之下,将病毒命名为“COVID-19”(音译“疴痿敌-19”):CO-corona,冠状;VI-virus,病毒;D-disease,疾病;19-最初发现于2019年。名字确定之后,虽然不能彻底根除病毒所造成的瘟疫流行,但是最起码给世人以信心:我终于认识你了,因为,我可以叫你的名字!

由此看来,《女青鬼律》“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的做法,就不是简单的“迷信”“落后”了,而是有其一定的道理存在。如果将这种做法称作“迷信”,那么,是否可以将科学所认定“COVID-19”之名以稳定舆情视作现代版的“科学迷信”呢?

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命名充其量是解释世界,而更关键的地方还在于改变世界。从改变世界的角度而言,基于中华文明泛道德论的文化氛围,《女青鬼律》给出的药方很明确:内修道德。

基于中华文明特有的泛道德论气质,《女青鬼律》的理疗逻辑非常简单:由于人们沉溺欲望,道德沦丧,故而导致元气震荡,神鬼不宁,疫气流行;那么,对治瘟鬼疫气的内源性方法当然就是扶持正气,忠孝仁义,节制欲望,内修道德。

《女青鬼律》卷三以天师口吻教诫世人说:“制节行道,谨慎科文,目不妄视,口不妄言,心不妄念,足不妄游,亲善远恶,与体自然。”要求人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要“亲善远恶”,将各种邪妄之举予以禁制和调节,使其与道合一,回复自然无为的道体状态。

卷三还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二十二条“道律禁忌”,在道德劝善方面约束人们的行为,提升道德品质,避免寿算的损耗。其中涉及的相关禁忌,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可取之处,如第一条“不得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出入去来,去无所关,还无所白,任意从心,皆负律令”,第九条“不得游行东西,周合男女,消灾不解,因成邪乱”,就是要求人们不得各处走动,集会聚餐凑热闹,引起交叉感染,而且还不能隐瞒自己的旅行史,要清楚交代去过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以便掌握信息,有效防控瘟鬼疫气。第十三条“不得一父子别居,室家离散”,十六条“不得逃遁父母,游行四方,位立真气,自相收合”,要求居家隔离,以家庭为单位,在血缘亲情的天伦氛围中,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然则,一家人掐在一起,时间长了,可能也会产生矛盾,故而第六条又要求“不得轻慢老人,骂詈亲戚,夫妻咒诅,自相煞害,毒心造凶,不孝五逆”,认为这种破坏天伦亲情的行为容易使瘟鬼钻空子,引发疫病,损害寿命。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情绪焦虑,容易产生口舌,滋生谣言,故而第四条“不得传宣恶语,道说他人,妄作一法,不信天道,虚言无实”,第五条“不得传虚两舌妄语,喜怒无常,专行逆煞,不慎阴阳”,又要求人们谨言慎行,不要造谣传谣信谣,谣言止于智者,止于有德行者。分析这些禁忌——尽管其以宗教律令的形式呈现——,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今古相通的地方。在第十七条“道律禁忌”中还谈到保护野生动物、生态平衡的问题,“不得灭天所生,妄煞走兽,弹射飞鸟,指南作北,任心所从,不依鬼律”,如果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和领略《女青鬼律》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意识。

正如我们前面以对治蚊蝇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中西医的区别一样,《女青鬼律》认为内修道德可以对治瘟鬼,而道德的修养又涉及个体的身心平衡、家庭和睦、社会秩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环节,实际上具有内外兼修的意味在里边,对于我们今人也有不少启发。

当然,除了外在抵抗性的呼唤鬼名以对治瘟鬼和内在培元性的内修道德以屏蔽瘟鬼侵袭之外,《女青鬼律》还谈到了精神气修炼之法。但是,因为这方面的介绍文字不侈,而且与呼唤鬼名的仪式系统有所重叠,故而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事实上,即使是呼唤鬼名以对治瘟鬼与内修道德以屏蔽侵染,《女青鬼律》也要求两者结合起来,这可从卷五末尾的又一段律令得到清晰的表达,我们援引如下,同时也作为本文的终结:

不得犯男女神灵。

不得呼天引地。

不得祠祭故炁。

不得指鬼呼神。

不得淫色违慢。

不得言炁不明。

不得两心不正。

不得妄传鬼教。

不得露行三光。

不得犯五灵七政。

不得与鬼通同。

不得干乱神祗。

不得入俗胜真。

不得行来出入。

以急有厄,呼嗟鬼神。

(张永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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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之音 张永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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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何对治瘟鬼

    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人类历史演化的必经过程。正如宋代关中大儒张载《正蒙》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我们认为,中西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产生许多龃龉与难堪,引起人们思想的混乱与内心的纠结。但是从长远来看,思想交融、文化互鉴与文明升华是主流。对于中西医之争,我们也抱着这种态度。折中参西是我们所推许的心态和理路。时人有一个颇为善巧的譬喻,比较能够说明中西医的不同:房间里面滋生了蚊蝇,西医的做法是直接赶跑甚或杀死蚊蝇,而中医的做法是清除蚊蝇滋生的腐肉,诚如《黄帝内经·刺法》所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从内在培元角度以防止邪气侵染。我们认为这两种做法均有合理的成分。对于已经滋生的蚊蝇,自然以赶跑或铲除为佳;对于正在孕育的蚊蝇,将腐肉清除掉,培植正气,自然就阻断了蚊蝇的滋生。如何对治瘟鬼,《女青鬼律》也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法:一者,外呼鬼名;二者,内修道德——当然,毫无疑问,也不难理解,这两种方法应当结合起来。

    外呼鬼名以对治瘟疫,属于一种模仿巫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在其《金枝》一书中,特别介绍了原始社会普遍采用的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就是巫师通过某种神秘的仪式活动,使得不同事物可以跨越时空界限而产生某种不可思议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一般叫做天人感应。具体而言,交感巫术又分为两种:其一,接触巫术(contagious magic),就是通过接触某种东西,使得不同事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这个特殊的“某种东西”,必须来自于不同事物内部,比如通过某人的头发,使某人生病或者病愈;其二,模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就是不直接接触某种东西,而是采用象征模拟的方式,使得不同事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比如呼叫某人的名字,使得某人的身心状况发生某种变化,这就是流行于中国各地民间的叫魂习俗。汉武帝晚期著名的巫蛊事件,据说就是太子刘据指使专人,用针扎木偶的巫蛊方式陷害武帝,以谋取皇位(当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所谓巫蛊事件可能是一场政治迫害,涉及到武帝晚年的权力交争,而且很可能是一场乌龙事件)。这种针扎木偶或纸人的巫术就属于模仿巫术。当然,如果在木偶或纸人身上填充当事人的头发或指甲之类的实物,就属于接触巫术了。

    从严格意义上说,道教不是巫术,但原始巫鬼信仰及其仪式操作是道教的主要文化资源。可以说,道教就是对原始巫鬼信仰及其仪式操作的整合、调适与提升。在道教各种斋醮科仪法事活动中,交感巫术的使用比比皆是。譬如踏罡步斗就是通过模拟的方式,将二十八星宿设置于坛场中,在法事科仪中,道士按照某种特殊的步法行进于坛场之中,根据道门的信仰和理解,就如同行进于满天星斗之间,以此获得诸天星君的加持,增强法事的神圣性与效力。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就属于这样的巫术。确切地说,属于一种模仿巫术而不是接触巫术。因为施法者无法接触温鬼的实物(如头发、指甲或衣物等)。

    受过现代科学精神熏陶的当代人,对于巫术的效力自然抱有怀疑甚或是断然否定的态度。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如果我们的心态更为平和,如果我们更多拥有这个时代亟需具备的包容胸怀,如果我们能够大体上理解与接受范式及其转化理论,那么对于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应当持有一种最起码的尊重态度。

    对于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的效力问题,我们打算从两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其一,根据《女青鬼律》所载,我们了解到,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并不是单纯的呼喊就可以了,而是一个综合的仪式系统,需要配合以特制的符箓(如太玄下符)、在左右两臂佩戴书写有鬼名的乌囊(乌囊必须由道士赐予)、不得携带金钱等物(行为禁忌),等等做法。如果病重,“疾病厄急”,还需要延请道士做法,其程式更为繁复,包括施符、呼鬼、存思、掐诀、念咒、吐纳、踏罡步斗等等——当然,这些方法,不光对瘟鬼有效,对其他精怪鬼煞也有作用。《女青鬼律》在好几处记载了这样的法事活动,我们这里介绍一种比较有代表性、也比较具体的做法,如下:

    人身有疾病厄急,可令主者施符,呼名鬼煞名,用制鬼法。人家有灾疾不止,可于中庭北向,以符著日辰上,使左手揲天关,右手揲火行,三咒言:“天一女青,煞鬼万千,太一九炁,收邪神鬼,死神至道,求无极。叱叱。”便右回,转向天门,闭炁二十四通。通息,还向地户,三咒言:“太一使我煞万鬼,鬼去神至。急急。”如此三通,百魅立到前后,诸神扶送,天纲催切,诸鬼相考,无有漏脱。可以治身,勿妄以示俗人。

    对于道教信仰者而言,鬼怪神煞是真实不虚的,对治她们的方法也是切实有效的。对于半信半疑者与坚定不信者,我们的建议是:从了解道教文化的角度而言,只要知道“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不单纯是一个呼名的问题,还涉及相关的配套程式,只要有这个了解,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呼叫鬼名到底有没有效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准备从另一个方面来论述,那就是命名与认识及其效果的话题了。这是第二方面的说明。

    当我们决定对某一事物进行命名时,一般而言,肯定从某个层面对这一事物的某种属性有一定的认识。当我们命名“苹果”时,如果从甲骨文字形看,“果”写作果,很形象地表明某种木本或草本植物在生命成熟的时候饱满状态的果实()。“苹”则寓意平安。可见,这是一种可以给食用者以平安许诺的植物。从英语apple看,前缀ap-意为脱离,词根-ple来源于拉丁语动词-plere,意为充满。可见,“苹果”就是脱离于某种植物充满状态的东西,亦即果实。同理,所谓“温鬼”,就是某种产生于温热潮湿地带、同时也可以使人发烧发热的神秘存在物。要命的是,这种神秘存在物真真切切是要人的命,她原则上可以让人回归于某种沉寂状态——正如《韩诗外传》所言:“鬼者,归也。”《礼记·郊特牲》说的更为具体:“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鬼”就是一团清气回归天,一堆白骨回归地。这显然是一种使人致病躺床流汗——疒()——的凶鬼,故而又可以叫做“瘟鬼”。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对某种事物进行命名,其实意味着对这种事物的某种属性的某种程度的把握。这种认识层面的把握所具有的心理学效果是慰藉心灵,所发挥的社会效果是稳定舆情。正如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对于这种病毒的命名,引起了很多人的心理不安,舆情也颇为汹汹。有人将之称作“武汉病毒”,甚至一些心怀鬼胎的欧美人士将之称作“中国病毒”,引起了全世界正直公道义人的愤慨。这种愤慨,一方面由于带有对武汉和中国的侮辱性歧视,二方面也由于这种称呼仅只是相当肤浅地把握了病毒的某些征相,而没有更为深入地认识其内在的属性。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不但给人造成认识方面的困惑,而且由之带来心理方面的恐慌。故而,很快,2020年2月11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认证之下,将病毒命名为“COVID-19”(音译“疴痿敌-19”):CO-corona,冠状;VI-virus,病毒;D-disease,疾病;19-最初发现于2019年。名字确定之后,虽然不能彻底根除病毒所造成的瘟疫流行,但是最起码给世人以信心:我终于认识你了,因为,我可以叫你的名字!

    由此看来,《女青鬼律》“呼叫鬼名以对治瘟疫”的做法,就不是简单的“迷信”“落后”了,而是有其一定的道理存在。如果将这种做法称作“迷信”,那么,是否可以将科学所认定“COVID-19”之名以稳定舆情视作现代版的“科学迷信”呢?

    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命名充其量是解释世界,而更关键的地方还在于改变世界。从改变世界的角度而言,基于中华文明泛道德论的文化氛围,《女青鬼律》给出的药方很明确:内修道德。

    基于中华文明特有的泛道德论气质,《女青鬼律》的理疗逻辑非常简单:由于人们沉溺欲望,道德沦丧,故而导致元气震荡,神鬼不宁,疫气流行;那么,对治瘟鬼疫气的内源性方法当然就是扶持正气,忠孝仁义,节制欲望,内修道德。

    《女青鬼律》卷三以天师口吻教诫世人说:“制节行道,谨慎科文,目不妄视,口不妄言,心不妄念,足不妄游,亲善远恶,与体自然。”要求人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要“亲善远恶”,将各种邪妄之举予以禁制和调节,使其与道合一,回复自然无为的道体状态。

    卷三还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二十二条“道律禁忌”,在道德劝善方面约束人们的行为,提升道德品质,避免寿算的损耗。其中涉及的相关禁忌,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可取之处,如第一条“不得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出入去来,去无所关,还无所白,任意从心,皆负律令”,第九条“不得游行东西,周合男女,消灾不解,因成邪乱”,就是要求人们不得各处走动,集会聚餐凑热闹,引起交叉感染,而且还不能隐瞒自己的旅行史,要清楚交代去过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以便掌握信息,有效防控瘟鬼疫气。第十三条“不得一父子别居,室家离散”,十六条“不得逃遁父母,游行四方,位立真气,自相收合”,要求居家隔离,以家庭为单位,在血缘亲情的天伦氛围中,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然则,一家人掐在一起,时间长了,可能也会产生矛盾,故而第六条又要求“不得轻慢老人,骂詈亲戚,夫妻咒诅,自相煞害,毒心造凶,不孝五逆”,认为这种破坏天伦亲情的行为容易使瘟鬼钻空子,引发疫病,损害寿命。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情绪焦虑,容易产生口舌,滋生谣言,故而第四条“不得传宣恶语,道说他人,妄作一法,不信天道,虚言无实”,第五条“不得传虚两舌妄语,喜怒无常,专行逆煞,不慎阴阳”,又要求人们谨言慎行,不要造谣传谣信谣,谣言止于智者,止于有德行者。分析这些禁忌——尽管其以宗教律令的形式呈现——,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今古相通的地方。在第十七条“道律禁忌”中还谈到保护野生动物、生态平衡的问题,“不得灭天所生,妄煞走兽,弹射飞鸟,指南作北,任心所从,不依鬼律”,如果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我们也不难理解和领略《女青鬼律》所具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意识。

    正如我们前面以对治蚊蝇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中西医的区别一样,《女青鬼律》认为内修道德可以对治瘟鬼,而道德的修养又涉及个体的身心平衡、家庭和睦、社会秩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等环节,实际上具有内外兼修的意味在里边,对于我们今人也有不少启发。

    当然,除了外在抵抗性的呼唤鬼名以对治瘟鬼和内在培元性的内修道德以屏蔽瘟鬼侵袭之外,《女青鬼律》还谈到了精神气修炼之法。但是,因为这方面的介绍文字不侈,而且与呼唤鬼名的仪式系统有所重叠,故而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事实上,即使是呼唤鬼名以对治瘟鬼与内修道德以屏蔽侵染,《女青鬼律》也要求两者结合起来,这可从卷五末尾的又一段律令得到清晰的表达,我们援引如下,同时也作为本文的终结:

    不得犯男女神灵。

    不得呼天引地。

    不得祠祭故炁。

    不得指鬼呼神。

    不得淫色违慢。

    不得言炁不明。

    不得两心不正。

    不得妄传鬼教。

    不得露行三光。

    不得犯五灵七政。

    不得与鬼通同。

    不得干乱神祗。

    不得入俗胜真。

    不得行来出入。

    以急有厄,呼嗟鬼神。

    (张永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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