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湾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交融的问题

民间信仰与佛教、道教融合的现象，在华人宗教信仰史上是常见的。但战后台湾是近代以来佛教在华人地区发展最好的区域，正信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可说是完全现代化的范型，譬如慈济、法鼓、中台和佛光山的组织和规模均可谓达于顶峰。台湾佛教在历史上出现许多纷然不同的形态，有源自闽南的民俗佛教，主张传承自禅宗临济派、先天道的斋教等(65)。以在家佛教形态存在的斋教是被纳入在佛教史的书写系谱中，而嘉庆以后台湾佛教主要就是以斋教为代表。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关于书写信仰历史问题，即怎样把一个依现在分类不同的东西放置在同一个脉络之中。尤其是台湾民间信仰相当混杂，不仅是在教义或信仰对象的层面，在寺庙的组织动员、仪式的操作、管理与地方社会认知之间都有着现实意义上的问题(66)。

颜尚文曾指出台湾佛教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脱胎于中国传统佛教、在家佛教式的斋教，一个则是存在于仕宦、僧侣间“教理型”、宗派传承“制度化”的“正信佛教”，以及留传于庶民大众社会底层“灵验型”、“世俗化”、“扩散型”的“民间佛教”(67)。这样的分类确有助于我们迅速地理解研究对象的性质。通常在正信与正统的框架下，都会使得“后来的”教史书写，已先撇清了一般民众会认为这是属于佛教的活动，如参杂民间信仰的大小寺院，民众生命经历中执行丧仪或地方普渡斋仪而被称为释教的宗教师，都不会被纳入在正统或正信的教史书写的序列当中。然而，类似这种自律性的排除其实是有点非历史性的做法(68)。台湾佛教寺院中有许多是杂祀民间的神祇，而民间庙宇的主持者又多由地方头人委请僧众主持，其中朝天宫、大甲镇澜宫等许多妈祖庙皆是延僧主持，而也有的原来就是具有地方公庙性质的寺院，如嘉义香光寺，在迈向正信佛教的过程中引起地方民众不同的声音，而引起争议。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不从民间佛教的脉络去理解台湾佛教，则无法理解正信佛教发展之广大社会基础究竟为何，影响如何，也只能单一地将台湾佛教的发展看成是从正信摆脱迷信陋俗的线性解释而已。然而，民间佛教又是不是民间宗教呢？

过去一贯道、慈惠堂和许多的民间庙宇均曾加入过道教会，民众的认知常也因此极度混淆(69)；因此，作为旁观者的研究者想要理解宗教师、民众的信仰世界，需要极高跨度的广泛性认识作为基础。我们的意思是：民间宗教、民间佛教、民间道教都是依据某种（如佛教、道教）的主体叙述而来的，分类的背后反而更应当对彼此交涉的部分都要能够理解、对话。康豹研究台湾王爷信仰时所提到观察者（道士或民众）有自己各自认识与了解的部分，一般民众和研究者之间也有着认识上的不同。如何自觉去辩证性地分析这其间的不同，或许更能让我们不落入研究分类上的局限，也不会只用杨庆坤式的扩散型的分类法就能道尽(70)。

进入21世纪的台湾，各种新兴的宗教活动与组织、形式也不断地出现变异，有些和族群结构有关，有些教派已经消失，有些则更趋壮大，有些我们已无法辨识其本貌(71)。譬如“会灵山”可以和现代旅游活动结合在一起；地方政府将节庆仪式当作观光与国际狂欢活动；便利超商的“好神”公仔成为每一个家集点收集的成就；妈祖的可爱造型印在眼前一切可用之物，等等。过去的“迷信”成为今日的“时尚”，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并没有因现代化、都市化的冲击而消失，反悬于其翼，扩大了力量。

对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存在民间宗教及信仰，这一股强大的生命力，长期以来未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投入的年轻研究者亦少；这一种现象与研究逆差巨大的状况，相信会随着资料的公开出版等因素，逐渐吸引研究者的目光。但不管情况如何，后来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一个理论崩解，新的论述尚未成型的时代。此外，1950年代以来政权力量在民间宗教场域的伸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台湾独特的历史境遇又让战后的民间宗教如此蓬勃。对研究者而言，或许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72)。

【附记】本文曾于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举办的“台湾宗教学术研讨会”（台湾中正大学，2007年11月30日—12月1日）上宣读，在此对大会及提供意见者一并申谢！本稿据该文及著名宗教学者江灿腾的意见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