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宗教，有三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有许多宗教；第二个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第三个话题是讲中国宗教和其他宗教可以共处相通。但是我觉得文化是个大概念，宗教相对是小概念，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核心部分。

第一中国有许多宗教。这个话题说起来是常识，但在我们的学术界，或者在我们的讨论中，有不一样的说法，所以这个话题才有点价值，否则的话，毫无价值。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或者是无宗教的国家，说得缓和一点，就是宗教性很淡的国家。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早熟的文化，所以比宗教要高明。我有时候翻翻梁漱溟的书，他对中国文化的很多说法被我们忽略了，虽然他也讲早熟比宗教要高。但我觉得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正面、负面、长处、短处有一些很深刻的剖析。冯友兰也讲哲学比较高，宗教比较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性的。但是我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一些说法也被忽略了。比如他讲到关于儒教，中国讲信天，天是不是具有人格性的说法？负面地说，天不具有人格性，天不是一个上帝，并常以孔子的话为根据。天不会说话，当然天就没有人格性，中国学者经常这样说，所以天不是个崇拜对象，是自然之天，不是主宰之天，造生之天、审判之天等等。但是位冯友兰在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天何言哉”就是天说话，因为如果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说一块石头、一张桌子，孔子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孔子说桌子何言哉？石头何言哉？如果他这么说就感觉很傻，很弱智，怎么能成为圣人呢？所以他说“天何言哉”是说天能言，而不言，天用“事实其言，百姓其言”来表明他的意思。在这个注解里和转述他的基本思想是相反的，或者说是一些补充。正好孟子有一句话为孔子做注解：“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天不说话，而用他的行动，或者如《古兰经》里面说的迹象，或者大自然的万物生长、世界的规律、宇宙的万象告诉我们，给我们以启示，把自己显示出来。因为有这样一些不是很全面的引述，或者说是流行的观点，所以这个话才有点意思，否则的话，就毫无意思了。

中国有许多宗教，中国也有宗教性。第一是说，中国有官方宗教。简而言之，传统的中国，有一种延伸性、宗法性的、国家性的宗教。自商周到满清，商代叫上帝，甲骨文说叫上帝；《诗经》、《书经》叫上帝；到后来慢慢地演变为苍天、皇天。为什么说有国家性和延伸性呢？按照古语的说法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到清朝为止，郊祭、大祭是日益繁复，成为一种国家大典，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宗教的特点，从宗教学来说，我觉得是从一神论转向多神论的。这是一种宗教退化论，因为宗教学界大部分持宗教净化论观点。但净化论、退化论在19世纪后期成一个问题，当然净化论占上风，后来成为一个争论。现在看起来，刚才盛洪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达尔文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础。现在世界看起来，只讲净化论显然是不行的。我们从客观地观察，中国有一个从无神论到多神论的特点。因为本来是上帝，没有人说它有几个，后来才发生五帝之说，青帝、白帝、赤等等，五帝是后期的。那么天坛是祭天的，天就是一个；地坛是四个古祭，祭五岳等，还有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那就很多了。

第二个特点是宗教权利不平等。中国宗教最大的一个特点，这种国家宗教的宗教权利是不平等的。因为从周公开始制定《周礼》。《周礼》的七庙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等等，就是诸侯、大夫、庶民不能有庙，天子的庙才可以祭上帝，祭始祖。在商代天和始祖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成了四个字来总结“不王不帝，不王不帝”，就是你不是最高统治者，就没有权利来祭祀上帝。庙制是《周礼》的核心，规定了不平等的宗教权利，这是客观的描述。一神论到多神论表现出了原神性，不平等的宗教制度表示宗法性。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法制度，还有一个说法次子不进，就是只有长子才可以祭，次子不能祖祭了。

第三个特点是同政治结合特别紧密。基督教与政府靠近，这种宗教同政治结合的紧密，与国家体制连为一体，所以实际上可以表述为有名无实的国教。国教这个词是个现代名词，以前大家都没有这个名词，英语也没有这个词。英语叫做“state religion”是权立起来的意思。权立起来，当然这种宗教早就权立起来了，周公时就权立起来了，所以是一个权立起来的东西。给起个什么名词，学术界有没有国教这个词不重要，关键是有这个事实，它是一个占统治地位和集官方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只有皇帝作为最高祭祀的宗教。这种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是通例。从宗教学来观察说，人类实践历史表明，没有国家，就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所以中国也不例外。

政教合一在中世纪，在现代制度产生以前，也是世界上的通例。从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统统都有这种情况。中国也不例外，也是政教合一。我没有带任何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常的宗教。伊斯兰国家也一样，政教合一。现在的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有政教分离，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政教合一得。这是国家性的一个原因，原生性、宗法性、国家性。宗法性是中国独有的宗教的，官方宗教的一个特点。

关于儒教之争，就是儒教是教与非教。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教，一个是非教。前一个观点是以任继愈先生为主的儒教是教说，李慎之把我也算了进去。其实我的观点完全不属于这两类，我既没有说儒家是儒教，也没说儒家不是儒教，不是宗教。我的观点是说有一种宗教，首先第一；哲学，第二可以叫儒教，勉强的叫儒教，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名字。刚才我说原生性宗教这么说，宗法性宗教是牟钟鉴说的，但那是学者命名，不是历史名词，不能通用。

什么叫原生性？什么叫宗法性？印度教就不叫印度教了，改个名字叫种性制宗教吧，没有这么说的。原生性当然讲了神道教，神道教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也是原生的，这个是不是就不叫什么道教了，改名叫日本原生性宗教。那是学术讨论用的，不是名词，不是个名称。所以我才说中国的宗教给他名称，最好还是历史上形成的，至少有一千好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名词叫宗教，但是还要有根据，根据宗教与儒的渊源。所谓儒，不是说孔子本人，而是说孔子时代的一个阶层，一群人。这群人同礼连在一块，因为他们是在民间维持礼和保护礼，维持《周礼》，在民间教书的人。教的内容主要是以礼为核心，诗、书、礼、乐，礼当然是很重要的。而这个“礼”，当然也是哲学史家们说，打比方，就像贵族的厨师，家庭没落了请不起，他会到民间去开饭馆。儒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府邸里是教大家行礼，行这个礼；贵族没落了，他就到社会上教书，教这个礼。孔子是其中一个最大代表。儒同礼本来就秥在一块，而礼就是一种宗教性的礼，它的核心就是宗教性的，周公的礼庙之为中心的，就是《周礼》。所以孔子并不是这个教的教主，当我们称它为儒教的时候，并不是说孔子为教主，所以我不赞成英文说孔夫子就是宗教，把孔夫子作为教主那就错了。这个教是儒，而不是孔教，是儒教。

刚才讲的是和儒有渊源关系的问题，还有现实关系。

现实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唯一的关系。这种宗教同儒家的关系是唯一的，但并不是排他的。因为儒教既不是佛，也不是道，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基督教，而且只同儒家有关系，而且它从百家里面的道家、墨家、法家完全无关，只同儒有关。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儒教。

第二点，同儒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儒的代表——孔子作为最大的儒，，他的终生志向就是克己复礼，亦乎同舟，要效仿周公，要恢复周公的那套《周礼》，所以关系很密切。历代两千多年来儒生不信天的，就不叫儒生。儒必须信天，天就是我们讲的上帝，必须为天，君子有三为，为天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自己是一个表率。我认为他有虔诚的宗教情怀，当然大家了解我不会有贬义，完全是正面的意思。后来余英时先生解释王阳明讲良知，好像很少讲天理，同朱熹不一样。但余英时先生的解释是说，你们看王阳明讲的良知，哪能离开天呢？所以天理良心是分不开的，当然老百姓简称为天良。

第三点，就是儒家的现实关系非常全面，因为从宗教学角度，如果把宗教的要素分为四块，第一情感体验、第二思想观念、第三行为活动、第四组织制度。这四个方面与宗教、与我们的儒家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情感体验，表现在诗经、书经里面。比如说乐，虽然乐失传了。音乐是表达人的情感的，现在北京的天坛乐舞，也是祭祀用的音乐，表达祭祀，如祭如在的那种思想感情。《诗经》里面有骂天，有骂上帝。但是骂上帝往往解释为中国古人不信天，如果不信它，何必要骂他呢。如不存在的东西，你骂他就没有意义了。怨天，骂天，都是承认天的存在、天为主宰的，信为基础，所以情感体验在《诗经》里面。

思想观念呢？我认为最明显的是纯体系的理论，或者不成体系的理论，在《易经》、《春秋》里表现非常明显。还有孔、孟、荀、董都有很多这样的内容，特别是荀子和董仲舒，大家讲荀子就会想到他的自天命而用之，但是那是自然制天，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大家要记住荀子讲的，礼是有三大原则，儒家讲理，这是毫无疑问的，礼也是个宗教核心，有些人认为比人还重要。荀子的礼有三本，所谓尊三本就是，尊天地、尊亲祖、尊君师。所以说它的思想观念表现在孔、孟、荀、董等等数不清的学说，在儒家的金石经学里面很全面。毫无疑问，诗、书、易、春、秋，全是儒经。所以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可以说在四书出现以前是毫无疑问的。儒经的六经全部同这个宗教有关系。这个宗教全部以六经为他的表现形式。另外第三次行为活动，就表现为所谓宗教礼仪和宗教礼节，完全以《周礼》为依据。后来历代越来越完备、详尽的进士制度，也要用《周礼》为源头。

另外，是组织制度，从中央政府的交际，北京的交际，西安的交际，到老百姓家里的食堂、乡村的食堂，都是这样一种组织制的表现。中央的礼部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机构，从礼部尚书到乡下的乡儒、乡村老师都是儒生。儒生是这种宗教的社会中坚，带有宗法性。从中央到地方，明朝大礼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儒家以孝为先，所以才出现明朝大礼仪的事件。皇帝要请谁为爸爸，文武大臣全部跪在天安门的午门外面，那个表现出他的宗教性的，宗法性是客观的制度。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这么说，客观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话，就会承认这是一个制度，我们没有讲它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老农都遵守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构成了儒教特殊的意义。

第三，儒家非宗教，或者儒学非儒教，我这么说，因为儒学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以这三种哲学为主的，一套复杂的，庞杂的体系，它不是宗教，虽然庞杂。其实我最近看一个关于法律关系的书，如瞿同祖老先生这方面真是学富五车的，他考察中国法律的历史，发现本来法家讲法，儒家不讲法，后来罢黜百家，儒家就不得不讲点法，因为他们当官，当官就得当法官，以前是司法同行政不分，所以当官员就得拍惊堂木，就是打板子，给进堂告状的人打板子。所以他就要管法。儒家比较庞杂，也会吸收法家的思想。所以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不要光讲孔夫子，还有秦始皇，他也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这一点。所以我的结论是儒家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

第二点，儒学里面的形上学在不同的儒家学者里面是多寡不一、深浅不同的，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形上学。儒学里面的形上学，构成了儒教的哲学，或者理论，就是存在宗教的哲学、宗教理论。

第二，中国有很多宗教，必须讲到民间宗教，中国文化不能光讲儒，而不讲道法等等。当然也不能不讲儒教、佛教和道教。所以中国有很多是起源于民间的，主要扎根在民间的非国家性的宗教，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是事实，春秋战国开始有了怪力乱神之说，具如孔子有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西门豹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刚才提到屈原和楚辞，楚辞中就提到了中国很多的宗教，还有三国时代的《山海经》也有所描述。到现当代，中国还有很多民间宗教活动很活跃而且很有生命力，中国民间宗教的特点是多神论。

第二个宗教变异的情况，比如说结合道、结合佛，甚至还结合基督教，产生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当然有一些也会自生自灭，像蘑菇一样也活不长。特点是在野，在江湖，组织性比较弱。是这种宗教的特点。

第三，是宗教徒与政治的关系。除了少数情况，所谓少数的情况就是皇帝信它，我认为佛教可以算进去。因为佛道也曾经被称为邪教，在历史上这种宗教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同政治的关系在少数的情况下是很接近的。大家知道武则天、或唐朝的皇帝、明朝少数的皇帝，信佛或者信道。但是多数情况下是疏远的，但北魏的太武帝信道而灭佛，当时佛教受到压制，这是历史上一次很明显的排斥、政治上压制的特点。

我国最大的宗教是道教。因为中国自产的最大宗教是道教。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被中国化了。可能有一种提法；皇帝信佛，信道，是否证明它就是国家宗教？我觉得可用孟老师的说法：中国帝王信佛、信道，只是以庶民身份，而日本神道教的观点问题；是以首相身份参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理念上的命题，是非常根本的，但是可能没法操作。美国人做得很彻底，下令你就得这么干，现在日本的意识还比较强。真正意义上的极右翼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不同民族的老百姓是爱好和平的。比如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违宪，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古代帝王是以私人身份信仰的特点，所以大量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古代是属于被压制的地位，基本是从属。范文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是他说的也不完全不合事实，他说佛、道、儒的关系是道和佛，儒是高高在上，道和佛就好象在巴结儒家，要向儒家靠拢。本来深人不惧王者，杀人不惧亡者，实际上后来的不以法主、不以国主，就是现在说的法事难立。

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的伦理学说和规范。它以孝为先，佛教本来被称无父、无君，什么孝、忠更不在话下，都是空。但是后来也要讲孝，也要讲国家、家庭，也要接受儒教的宗教观念，这显然三教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其他民间宗教，从摩尼教到白莲教、后来到天地教、弘扬教，到现在很盛行的马祖崇拜。我们虽然是一带而过，但是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是值得注意的，前一段时间我到广西参加一个少数民族活动，壮族在中国也是第一大少数民族。它的祖先叫布洛陀。把一山头全变成他们祖先祭祀的场所。

我觉得少数民族的宗教是不容易忽视的，在现代国家，中国必须考虑到，我们有56个民族，还有关于祭祀、祭黄陵的问题，还有新生宗教问题。虽然你不能对他们采取鸵鸟政策，但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人已经有这方面的信仰。比如说印度教的克里希纳、国际克里希纳艺术团，从伊斯兰教起源的巴哈伊教，还有摩门教等，这些新宗教是一个事实，他能同中国广大民众连在一块，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现象，中国的宗教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是官方的，还有真正的宗教。

中国文化是有宗教性的。

首先是传统中国文化与宗教信仰，强调中国人文精神，我觉得没有错。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人文精神同宗教精神是并立的，而且不相矛盾、是并存的关系。我主要是讲这问题，其实我不是专家，只是说怎样给它应有的地位。比如说先秦儒家，先秦儒者时期，就是人文不如天文，人文同天文连在一起的，所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一句话而不是两句话，是并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