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此“真人”和“仙人”的形象，可知“真人”和“仙人”都是迥于常人、飘逸绝俗、心志淡泊的人，他们都是理想中的完满人格。但是“真人”和“仙人”在形态和神态上仍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庄子的“真人”并不能与道教的“仙人”等量齐观或在内涵上全然同一。然而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道：“岂况古之真人，宁当虚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诳误将来，何所索乎！”，在此处葛洪将“真人”和“仙人”相提并论，可见庄子的“真人”形象对葛洪的“仙人”形象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对此，董平先生曾从道家的生命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转变这一角度分析了“真人”和“仙人”之间的关系：“庄子之所谓‘真人’或‘神人’实质上乃是道本身之存在实性的拟人化喻像，是庄子之理想人格…而道教中的‘神仙’，则实质上乃表现为一种根本的信仰对象。‘喻象’在宗教的信仰与行为体系中被‘实在化’了，而成为长生久视、不死不生的‘实在’的生命形态…然而作为信仰形态的‘神仙’的形象来源，无疑即为庄子之‘真人’、‘神人’的喻象。” 董平先生认为，“真人”和“仙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从生命之“喻象”向其“实在”的转变关系。那么“真人”作为“仙人”的形象来源，在实现这一转变成为“仙人”后，与其原初形象有何具体差别呢？以下将试从生死观、境界形态等方面来对“真人”和“仙人”的形象进行具体比较。

二、“真人”和“仙人”形象之比较

（一）生死观之比较：“齐生死”和“求长生”

真人不执著于生，也不厌恶死，他认为生和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是处在一种不断的自然更替之中的，因此人要安心接受死生的安排。正所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 ，人的死生存亡是一体的，不应该喜此而恶彼。

《大宗师》中的子祀、子与、子犁、子来和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这两则寓言故事即向我们展示了“真人”的生死观：子与生了重病，“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 ，但他心里却十分闲逸好像没有生病似的，并赞叹造物者的伟大神奇将他变成了这副样子。这并不是子与的乐观自嘲，而是他明白顺应自然的变化就能摈弃世俗的人情哀乐，从而不受外物的干扰以便保持内心的平静。子桑户死了，还没有下葬，孟子反，子琴张二人和琴而歌，为子桑户已返归本真而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死亡只是形体的消亡，生命之精神实质却已返归于“道”。因此，“真人”不会顾及生死优劣的存在，他“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没有生死的忧患。

但《大宗师》中南伯子葵，女禹这个寓言小故事则会让人觉得“得道之人”也就是“真人”能保持肉身不老。“南伯子葵问乎女禹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 闻道之人可以在年老的时候仍保持童颜，但保持童颜并不是闻道的目的，只是闻道后的一个外表显现而已。闻道之人经过外天下（遗弃世故）----外物（心不为物役）----外生（忘我）----朝彻（物我双忘，则慧照豁然，如朝阳初起）----见独（体验独立无对的道本体）这几个步骤后，就会进入无古今、无生死的宁静境界。真人的这种超脱生死的境界直接激发了人们的生存企慕，人类想超越人的生命必然走向死亡的忧虑与恐惧，道教“长生不老”的神仙信仰正是这一欲望诉求的观念表达。

仙人长生不老，拥有永恒的生命。他摈弃死亡，留恋生命。但庄子认为“生生者不生” ，留恋于生也就不存在生。因此在肉体生命的价值取向上“真人”与“仙人”是迥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