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唐代儒学的“坐忘之法”还有传人。显然，李鼎祚是以“坐忘遗照，精义入神”解释《周易》《系辞传》中的“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这段话的，但是在《周易集解》中释此一章时尽以象术言之，而无“坐忘”之论。然而“口僻焉不能言，心困焉不能知，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又确为“坐忘遗照”的生命体验。又，在《周易集解》中，所录《说卦传》的众家解释，均为象数之言，而无“坐忘”之理。由于《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即“尽性知命”之学尽在《说卦传》之中，李鼎祚却不是由此而发，故可知李鼎祚的“坐忘遗照，精义入神”之论，当另有“坐忘”之术的传人。由此可知，唐代的“坐忘之法”源之于《大学》及《庄子》是有理论根据的。李鼎祚对《周易》作出的索解，虽不是对《说卦传》而发而得之于另外的传人，但对解读原始儒学却有重要的意义。

对司马承祯的“坐忘之法”与《周易》的“尽性知命”进行比较，可知“坐忘之法”已颇具“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质，然而，司马承祯却是在不了解《周易》“尽性知命”之学的前提下而成《坐忘论》的，这是他对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贡献。《说卦传》表明的孔子的生命科学原理是“尽性知命”说。而老子所创的生命科学在唐宋之后被发展为“先命后性”、“先性后命”最终归结“性命双修”说。道学的这些理论学说是在不了解孔子的“尽性知命”说的条件下而独立发展出来的，这显然是对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贡献。然而，如果自孔老之后，不是象现在这样把孔老以儒学和道学区分，并且不象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儒道相绌”而是正确地推定孔子的“尽性知命”说和老子“性命无为”说，那么，中国文化将呈现出怎样的科学性架构，这或许将使我们看到与现在不同的中国文化史。然而，由于儒学失落了孔子的“尽性知命”的生命科学理论，所以，盖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虽以儒学作为主流，却是对孔子思想的异化。所以，在明确地推定了孔子思想的核心体系是“尽性知命”说之后，从而走出自两汉以后把孔子的核心思想推定为“仁”的理论误区，使孔子“尽性知命”的生命科学理论在当代被正确认识，将具有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把孔子或儒学的核心思想推定为“仁”，是两汉以来，基于《论语》得出的结论，现代学者也基本持以相同认识。《说卦传》表明的孔子的思想体系的逻辑进路是“明理而知性，知性而穷理，穷理而尽性，尽性而知命”，而《论语》承诺的仅仅是“明理而知性”的层次，是对“中人以下”所发，因此，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全面把握，首先一点是必须走出历史上研究《论语》所形成的误区。

道学开始引用易学理论，始于东汉魏伯阳，他的《周易参同契》被后世学者称为万古丹经王。但是，虽然魏伯阳溶易理于道学，但显然没有运用《说卦传》“尽性知命”的形式，《周易参同契》的主体形式是汉代始发的象数之学。运用“太极八卦图”推定道学的生命科学，始于宋代，这种形式的推定虽然能形象地说明“内丹术”的原理，但显然不是《说卦传》“尽性知命”的理论形式。因此，和《坐忘论》一样，“尽性知命”的生命科学原理在当代应当给以正确的认识，以走出儒学的历史误区，从而正确的认识中国文化，这将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注释
　　[1]《坐忘论·信敬》
　　[2]《坐忘论·收心》
　　[3]《坐忘论·收心》
　　[4]《坐忘论·断缘》
　　[5]《坐忘论·真观》
　　[6]《坐忘论·收心》
　　[7]《坐忘论·收心》
　　[8]《坐忘论·得道》
　　[9]《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
　　[10]《论语·述而》
　　[11]《论语·雍也》
　　[12]《论语·公治长》
　　[13]《论语·雍也》
　　[14]《论语·雍也》
　　[15]《论语·雍也》
　　[16]《论语·先进》

本文作者鞠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