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道和太平经的关系

张道陵是东汉沛国人，这个地方即今江苏省沛县；再往东南，即是邳县，汉时名为曲阳，于吉的神书得于此处。沛、邳二县相距很近，因此，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和子吉的《太平青领书》可能是一个来源，所以他们的道法也大概相同。关于洞极之说，在今日残留的太平经中有不少的资料，本篇已择要列举如前，此外还有一件事更能够证明 “五斗米道”和《太平经》的关系：

《后汉书·刘焉传》和《三国志·张鲁传》二注中都说，张鲁的政治 “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今按春夏二季，生气当令，禁止屠宰，是体天地好生之德，尚不难理解，但钦酒非杀生可比，何故也要禁止 ? 就因为他是一个笃实奉行《太平经》教义者，所以把饮酒、造酒都当作罪恶。

《太平经》第六十九卷有云： “人君好纵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乱，其官职名战斗而致盗贼，……故当断酒”。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饮酒缘》 ( 此书在《道藏》洞玄部戒律类 ) 引《太平经》云： “真人问曰，‘凡人饮酒洽醉，狂咏便作，或即斗死，或相贼仿，或缘此奸淫，或缘兹高堕，被酒之害，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日之间消五谷亿万斗斛，复缘此致害，连及县宫，或使子孙呼嗟，上感动皇天，祸乱阴阳，使四时五行之气乖反。如何故作狂药以相饮食，可断之否 ? ’神人曰‘善哉！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从今以往，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 ( 汉时一斗约等于今日的二升 ) ，笞二十 ( 笞音痴，等于清朝刑罚打二十下小竹板子 ) ；二斗，杖六十。 ( 敛酒二斗者，以大木棍打六十下 ) ；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为数，广令天下，使贤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为，其中愚人有犯即罚，作酒之家亦同饮者 ’ ( 造酒者与饮酒者同罪 ) ”。

观以上太平经文，可知张鲁禁酒是有所根据，不是单凭自己意思创立教条。前已证明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和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是分不开的，现从禁酒这件事上着想，更能够断定两种书是二个来源，所以《张鲁传》中说，鲁的道法与黄巾相似，而《典略》所记载 “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种种作用，彼此也没有多大差别。 ( 《典略》原文见《后汉书·刘焉传》注和《三国志·张鲁传》注中所引 )

张鲁避免太平道的名称

张鲁的道既然和张角一样，都是由《太平经》产生出来的，为什么张鲁不用 “太平道”这个名称，而叫作“五斗米道” ? 原因就在于他的志愿和张角不同。张角领导数十万黄巾起义，要想推翻汉朝的统治；而张鲁只希望在当时全国混乱之中维持局部的安全。张鲁占据汉中一块地盘，实际上已不受朝廷节制，但表面上仍算是国家官员之一 ( 《后汉书·刘焉传》云： “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三国志·张鲁传》亦同此说 ) ，所以他要避免与黄巾同样的名称，虽然他也奉《太平经》为圣典，却不肯自己承认是 “太平道”，人家无法称呼，只好撇开教义不管，按照事实代他取个名子，直叫作“五斗米道”；或见其独霸一方，就呼为“米贼”；或见其道中有鬼卒、鬼吏之名，就称为“鬼道” ( 米贼、鬼道，皆见张鲁本传 ) ，这些都是不体面的称呼；后世所谓天师道、正一派、龙虎宗几种名称，比较用得合适，而且好听得多了。

五斗米道不是剥削

有人说，“五斗米道”取费太多，非一般人所能负担，未免近于剥削。我说，今日如果要论断这件事，应先了解当时当地社会实际情况：

(1) 汉朝升斗之量最小，不能和今日的量制同等相看。清朝名医徐灵胎所作《医学源流论》中有一篇论《古今方剂大小》，他说， “余亲见汉时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按这个此例折算，可知汉时的量制等于今日的量制的五分之一，那时一井升等于今日二合，一斗等于今日二升，五斗只有今日一斗，不为过多。

(2) 当时汉中居民超出十万户以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百姓不忱贫乏，五斗米还能负担得起。

(3) 出五斗米也是听各人自愿，以此为受道者入门的表信，或作为祭酒们祈祷的酬劳，并非强迫行事；若真要剥削敛财，以张、鲁当日的威权，尽有其它各项抽捐加税的方法可行，不需要玩弄这种花样。

(4) 张鲁治理汉中，特别注重《太平经》所谓生、养、施三德政中的一个 “施”字，使诸祭酒皆作义舍于路旁，以便行旅，又把些米肉放在义舍中，任过客自由饱食，不取膳费，象这样博施济众，当然是靠平日五斗米的储蓄而来，否则从何处得到许多粮食 ? ( 以上二、三、四项皆详见《刘焉传》和《张鲁传》拜两传的小注中

(5) 我们把剥削罪名加在张鲁身上，虽不合实际情况，若说他在那里制造迷信，他就无可推托了。但要晓得一千七百年以前的社会，迷信是很难破除的，当时稍有一点作为的人，都想利用他人的迷信来做自己所认为应该做的事业；即如黄巾起义，也是张角利用太平道，才能够发动数十万群众，倡导革命先声；张鲁亦复如此，只是两人目的不同而巳。

孙策杀于吉

张鲁同时的人勇于破除迷信者，即孙权之兄孙策。《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言孙策杀于吉一段故事，今照原文录之如下：

“时有道土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 ( 即今江苏省吴县和浙江省会稽县 ) ，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 两地人民冬奉于吉为师 ) 。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 ( 于吉身上穿着华美的服装 ) ， 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 ( 铧即鈇锹，上装长木柄，可以掘地，后世游方道士常有携带此物作挖掘药草之用，名为方便铲。于吉那时又在长木柄的另一头挂了个漆画的小匣子，大概是他的药箱 ) ，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 ( 招待员 ) 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 ( 孙策令人捉拿于吉 ) ，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 ‘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 ( 孙策廾三岁已封侯爵，所以他自视为君，而视诸将士为臣。于吉由楼下经过，诸将士撇开孙策不管，跑到下面去迎拜于吉，因此孙策怀恨，一定要杀他 ) 。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 ( 诸将士连名上呈文，请求赦免于吉 ) 。策曰， ‘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 一班信徒们还不认为于吉是真死，说他灵魂借此脱离肉体成仙，大家又祀他，求他降福给各人 ) 。 ”

孙策手下这些将官，迷信的程度太深，原不足怪，而孙策本人虽自命为破除迷信 ( 孙策训将士，有 “焚香、读邪俗道书，此甚无益，诸君未悟”一段话 ) ，我看他也不彻底。他自从赌气杀了于吉之后，心中总未免怀有鬼胎，时常见到于吉显灵，因此神经错乱，竟不得善终。本以破除迷信称雄，结局仍然死于迷信 ( 《孙策传》注引《投神记》云：策既杀于吉，每独坐，彷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 ) 。

于吉真假的问题

有人说，“孙策所杀的于吉是冒名，不是真于吉，因为他在东汉顺帝时代已为人师，再从那时算至建安五年，多则七十余年，少则五十六七年，如果于吉尚存，当有一百多岁，恐怕没有这样长的寿命。”我认为此说理由颇欠充分，世间活到百岁以外的人并非罕见，不能仅从年龄上辨别真假。于吉确实年龄究竟几何，后人虽无法推测，但晋朝虞喜作《志林》时，早已论及此事。他说：“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已近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 ( 耄是老，悼是幼，古礼刑罚不加于老幼 ) ， ……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今按于吉得神书这件事，大家都以《后汉书。襄稽传》为根据，《后汉书》是六朝刘宋时人范晔所撰，于吉死在东汉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后汉书》成于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已在于吉死后二百几十年了；虞喜是西晋和东晋之间的人，距离于吉死时不过一百多年，他作《志林》时，范晔的《后汉书》尚未出世，《志林》所言必另有根据，比较更为可信。当时文献充足，考证便利，设若于吉真假有问题，虞喜是晋朝一个博学家，自能辨别清楚，不应该胸无主见、人云亦云 ( 虞喜《志林》见《三国志·孙策传》裴注所引 ) 。

我们生在虞喜之后一千六百余年，时代既不象晋朝和三国那样接近，考证的资料也没有当时那样丰富；各种遗书上虽也提到干吉 ( 即于吉 ) ，但惜所说并非一致，而且神话太多，不足以供考证，今日想要为于吉作辩护，事实上很感觉困难。《太平经》固然是由于吉传出，但于吉之死与《太平经》毫无关系，后人何必定要用李代桃僵之说来翻一千七百年前的旧案。孙策是三国时枭雄之一，少年狂妄，目中无人，他只晓得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懂什么叫作仁慈和法律，虞喜偏拿古礼去责备他，谓于吉罪不至死，年老不宜加刑，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之谈。

道儒两家对于吉的批判

宋末元初赵道一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干吉传》 ( “于吉 ”在道书上多作“干吉” ) ，原文有一千余字，首言干吉祥得《太平经》时乃 “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 ( 公元前 27) 。末言 “孙策平江东，进袭会稽，见士民皆呼吉为干郎，事之如神。策招吉为客在军中’将士多疾病，请吉水辄差 ( 喷水到病人身上，病即愈 ) 。策欲迎献帝讨曹公 ( 时为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 200) ，使吉占风色 ( 占卜天气如何 ) ，每有神验，将士咸崇仰吉， ( 中有百余字，大意与《搜神记》相同，故不重录。 ) ……策遂杀之”。编者在本传后附以评语，今录如下：“道德经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干吉乃致身军旅之中，而为孙策所杀，虽曰兵解也，然使干吉退藏于密，积行累功，又安知不证飞升之品乎 ? 后之学仙者当以处佳兵为深戒。 ”同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神仙书目《太平经》项下有按语云：“按顺帝至孙策据江东时，垂七十年，而于吉在顺帝时已为宫崇之师，则必非稚齿 ( 稚齿即幼年 ) ，度其死时当过百岁，必有长生久视之术，然亦不能晦迹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众，制作符水，袭黄巾、米贼之为，以取诛戮，则亦不足称也 ”。

观以上所引 “仙鉴”和“通考”两种批判，一是用道家的眼光来看于吉，说他违反老子佳兵不处之戒，致为孙策所杀，虽曰尸解，未证飞升；一是抟儒家的立场斥责于吉，说他不能晦迹山林，而乃招集徒众，自取诛戮，虽能长生，亦不足观。这两人意思都是怪于吉行为失检，而不怪孙策滥杀无辜，持论实非公允。关于年龄问题，在《仙鉴》上没有提到，我们仅从西汉河平二年 ( 公元前 27 年于吉得老君授《太平经》 ) 算至东汉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年于吉被害 ) ，已有二百二十七年了，他自己年龄最少应该有二百六七十岁，《仙鉴》作者赵道一，未尝因为年岁过高就说他是假的；《通考》作者马端临，测度于吉死时当在百岁以外，是从东汉顺帝时代算起，只认为他有长生久视之术，也不怀疑有第二人冒名，但说他 “制造符水，袭黄巾米贼之为，以取诛戮，”好象死罪是不可避免的，这显然是谬论，比较晋朝虞喜的见解差得远了。

张角张鲁于吉三人情况不同

就《太平经》的系统上说，于吉和二张虽共属一个道门，但就他们所经过的事迹上看来，即知张角和张鲁彼此所处的时局、所走的路线绝不相同，而于吉也不能和二张相提并论。

张角正当汉灵帝年代 ( 公元 168 —189) ，朝廷昏乱，阖竖掌握大权 ( 阖竖即宦官，普通叫作太监 ) ；党狱钩牵，忠良尽遭法网 ( 凡是反对宦官的人皆有罪，因一人之罪，牵连到父子、兄弟、亲族、朋友、门生、属吏，皆不能幸免，这样办法，当时称为“钩党 ”，因此被害者无数，详情见《后汉书·党锢传》及《宦者传》 ) ；更加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灾荒饥馑，民不聊生；张角乘此机会，领导黄巾起义，手段在发动群众， 目的在颠复汉室，志愿在顺天应人 ( 易经上说：革命是 “顺乎天而应乎人”。黄巾的标语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后来兖州黄巾又拾曹操书曰：“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吕疆言于是帝曰： “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 ) 。这次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以后，张角等虽遭不幸，而黄巾反日见增名，其故有四：一、黄巾化整为零，散布各处；二、黄巾溃败后与其它革命集团合并，仍以黄巾为号；三、有些集团本无革命思想，他们也冒名黄巾以壮声势；四、他股在当时原有许多自立名号，但外人弄不清楚，一概叫作黄巾。因此，《党锢传》中就说， “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

张鲁在汉献帝时所碰到的局面就两样了。汉运将要告终，枭雄同时并起，宦官已被歼灭，天子等于囚徒，战祸经年累月，民间十室九空，几人称帝称王，国内一团混乱 ( 曹操自夸曰：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语见《三国魏志·曹操传》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中 ) 张鲁于此时占据汉中，手段在以教为政 ( 如《张鲁传》中所说： “其来学者，皆教以诚信不欺，有病自首其过；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这些办法，都是用宗教上的感化主义，代替政治上的措施 ) ，目的在保境安民，志愿在继承道教 ( 即张鲁的祖父张道陵所遗传的 “五斗米教” ) ，只求于万方多难之中维持一片干净土，暂时不受糜烂之灾，于愿已足，别无其它的奢望；有四点可以证明：一、拒绝群下尊称汉宁王号；二、不欲坚守关隘抵抗曹兵；三、封藏宝货仓库留给国家；四、始终接受朝廷官爵名义 ( 张鲁于公元 188 年攻取汉中，原是奉了益州牧刘焉的意旨行事，刘焉死后，其子刘璋，软弱无能，张鲁不愿承奉，璋遂杀鲁母及鲁弟，鲁因此叛璋独立，时在公元 200 年左右，后人就说张鲁于此年占据汉中，其实他在十年之前早已掌握汉中政权了， 至公元 215 年方归顺汉朝，首尾共计廿八年，各义上仍是一个汉宁太守，并未自立别种称号 ) 。

于吉平日的行为和他遭难的经过，史无明文，只有《孙策传》裴注所引《江表传》提及此事，本篇已节录于前，但裴注又引《搜神记》一段文章，比较《江表传》所说，颇不一致；裴注《三国志》完成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 ( 公元 429) ， 距离于吉之死不过二百二十九年 ( 于吉死在公元 200 年 ) ，当时裴松之自己就说： “《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今日距离裴松之作注的时代又过了一千五百三十年，更难偏信一家之说，只好再将《搜神记》原文录之如下，以充实参考资料。

《搜神记》曰： “策欲渡江袭许 ( “许”即许昌，是汉献帝都城 ) ，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 ( 熇音郝，熇厉即酷热 ) ；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 ( 孙策有时亲自早晨出去切实督察 ) ，见将吏多在吉许 ( 这个 “许”字作“处”字解，言将士和属吏多在于吉之处 ) ，策因此激怒言： ‘我为不如于吉耶？而先趋务之， ( 意谓，我比不上于吉吗 ? 你们偏要去奉承他 ) 。便使收吉至 ( “收”．字作拘拿解 ) ，呵问之曰： ‘天旱不两，道涂艰溘，不时得过 ( 道路不能即时顺利通行。此指水路而言 ) ，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忱戚 ( 责骂于吉说，你不和我们一同心焦 ) ，安坐船中，作鬼物态 ( 装模作样 ) ，败吾部伍 ( 破坏我军营纪律 ) ，今当相除 ( 不容许你存在 ) ’。令人缚置地上暴之 ( 畔人把于吉捆绑起来放在地上，让烈日去晒他 ) ，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 ( 日中即午时，若午时有雨，就可放他，若无雨，就要杀他 ) 。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 ( 云气零碎集合 ) ，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 ( 大家认为于吉可以免罪 ) ，并往庆慰 ( 往于吉处庆贺及慰问 ) ；策遂杀之 ( 孙策言而无信，仍把于吉杀了 ) ，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复之 ( 夜间有云盖复尸体之上 ) ，明日往视，不知所在 ( 不见其尸何在 ) ”。

看上段记载于吉当时经过的情况，虽与前文所引《江麦传》不同，惟因孙策手下一班将士十分信仰于吉，遂招惹孙策的愤嫉，必欲杀之以泄愤，这些情况在两种记载上差不多是相同的。今日就事论事，孙策固然是擅用威权，滥杀无辜，而于吉当时偏要和孙策部下诸将土们混在一起，究竟他心中抱着什么目的了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无法推测，因为他表面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象张角、张鲁等行迹光明、容易使人理解，所以不能把他和二张作比较的论断。但是于吉和《太平经》也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死非其罪，史家又无明文详叙其事，故不嫌烦琐，将《孙策传》裴注所引两种不同的记载先后并录于此，以备观览，原文字句有简古之处，酌加语体解释，希望后来的读者得到一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