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的性论既受到了董仲舒、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说的影响，又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发展。
 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把人分为圣人、中人和斗筲之人。圣人生来就是纯善的，斗筲之人即使加以教化也不能为善，中人因为“性有善质“⑧，所以可以经教化而为善。董仲舒认为，纯善的圣人之性和纯恶的斗筲之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含有“善质“的中人之性才可以叫做性。他做这一强调是为了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表明“性已善“，而实际上性中只是有“善质“而已，要真正成为善，必须经由教化才能实现。他把善比喻为米，把性比喻为禾。“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⑨

由于董仲舒把性界定为包含善质但尚未表现为善，所以他认为天生为善的圣人之性和没有善质的斗筲之性都不能称之为性。那么，应该称为什么呢？董仲舒没有做出回答。可见，他的体系在逻辑上是不严谨的。

董仲舒之性论的另一个缺陷是他没有探讨人性善恶差别的所以然。他只是作了社会上存在圣人、中人和斗筲之人的事实判断，而没有说明人何以有善有恶。从他的神学目的论思想来看，大概他将其也归结为上天所命定。

与董仲舒只将中人之性名为性不同，东汉王充明确肯定存在着三种人性。他认为“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⑩不过，王充对人性论的贡献不在于明确三种人性，而在于他首次探讨了人性善恶之所以然。他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性所以有上中下之差别，是由于禀受有多有少的缘故。他说：“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 禀气厚薄决定性的善恶，如同曲蘖多少决定酒味好坏一样：“酒之厚薄，同一曲蘖；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唐代韩愈也主张“性三品说”，但他除了将性中包含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多少作为判定性之上品、中品、下品的根据外，与董仲舒、王充相比，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就陈景元也将人性分为三等来说，他无疑是受到了董仲舒、王充、韩愈等人的影响。而他以禀气不同来说明人性有善有恶的原因，也与王充相似。但是，王充只是以禀气的多少来说明人性善恶的原因，而陈景元则以禀气的清浊来说明人性善恶的原因。气之多少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气之清浊则是性质上的不同。用数量的差别来说明人性的不同，其实是说不过去的。身材高大的人自然禀气多，身体矮小的人自然禀气少，但能以身材的高矮大小来判断性之善恶吗？显然不能。用气之性质的不同来说明人性的不同，在理论上是完全讲得通的。这就是陈景元比王充高明之处。

陈景元以气之清浊来说明人性之善恶，是对道教传统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就笔者见到的材料来看，早在唐代，道士们就已经根据所禀之气的不同性质来说明人之善恶的原因。如吴筠即认为，人的善恶决定于其出生时所禀受的阴阳之气。他说：“阳以明而正，其粹为真灵；阴以晦而邪，其精为魔魅。故禀阳灵生者为睿哲，资阴魅育者为顽凶。睿哲惠和，阳好生也；顽凶悖戾，阴好杀也。或善或否，二气均和而生中人。……睿哲不教而自知，顽凶虽教而不移，此皆受阴阳之纯气者也，亦犹火可灭而不能使之寒，冰可消而不能使之热，理固然也。”

这就是说，禀受纯阳之气则为睿哲，禀受纯阴之气则为顽凶，禀受阴阳中和之气则为中人。

陈景元与吴筠之观点的最大不同在于吴筠认为“顽凶虽教而不移“，陈景元则认为恶人也可因教而从善。陈景元说：“其性本善者，圣人固以上善辅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圣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迁其心为善矣。” “有不善之心“者，即是所谓的“顽凶“。陈景元认为，即使是“顽凶“，也可因圣人之感召而“自迁其心为善”。

陈景元提出的人性本源相同而现实表现相异的观点，是对以往各种人性论的总结和超越，在中国人性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期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其实是各以部分经验事实作为立论依据的。而二者赖以立论的经验事实正好相反，这也就明显地揭示了二者的片面性。王安石对二者的批评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而人果皆无之乎？“ 这就是说，孟子只看到了人心中善的因素，而事实上恶的因素也是存在的；荀子只看到了人心中恶的因素，而事实上善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可见，验之以全部经验事实，二者都是非常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