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玄机口诀》顾跋、黄案质疑

    此跋文在顾炎武文集中未见，据其所交待的时间、地点、人物似乎与当时历史背景大致符合，但仔细分析却存在几处疑点。

 1.傅山、顾炎武不可能京都会晤

    傅山一生入都不多，从其年谱看只有三次，前两次与其师袁继咸有关，一为崇祯九年为袁喊冤，一为顺治三年袁被杀后，密潜入都收其遗稿。最后一次即博学鸿词时被逼入京。

    顾跋中提到“余与朱竹垞……”一语，而朱彝尊“竹垞”之号的起用时间是有明确记载的。史载康熙八年秋朱彝尊在老家嘉兴买宅于邻，宅西有竹，因以“竹垞”自号。因此本文仅讨论自此以后顾炎武进京入都之情况，从《顾炎武年谱》可以查到康熙八年之后顾炎武共进京12次，最后一次出都的时间康熙十六年（1677年） “三月，出都，至章丘。”比傅山最后一次入都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早16个月。

    再细审该跋落款所示之“己未夏五月”，此时朱彝尊和汪琬等候授官仍在京城不谬，而此时傅山前此已经离开北京。从叶九来《己未暮春再酬徵君傅老先生》及冯溥《送徵君傅青主先生还里》一诗：“驴背春风归去稳，外巨箕颖拜恩时”中不难看出，傅山在己未三月拒试获准不久即离京。而顾炎武自三月以后便开始嵩少之游，原因亦在“与李紫澜”书中说明：“不惟遂名山之愿，亦因有帅府欲相招致”，即顾炎武为了躲避清政府相招修《明史》而故意出游。因此笔者认为顾炎武不可能在清廷的严密监视下和众官员争相举荐其入馆修史时冒然进京，而在其《年谱》中亦明确记载此时他正游林虑，至黎城[ ]。我们有理由相信，临行出言“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的傅山，此时离京归并的心情是急迫的，不可能逡巡迤逦直至五月尚逗留于京城七十里外的戒台寺。因此，据所掌握的史料来判断，傅山、顾炎武二人不可能于康熙十八年五月会于京都。由此可见顾炎武跋中所讨论的主要情节并不属实，该跋不真。

 2.顾跋似未说明订金石交的原因

    顾炎武文笔清利，描述事情言简意赅，而此篇跋文中“余与朱竹垞、汪苕文往访先生……遂订为金石交”一语表意欠周，或有脱误。如前所述，傅山与顾炎武的交往，从康熙二年正月开始，且从《赠傅处士山》、《又酬傅处士次韵》和《顾子宁人赠诗随复报之如韵》、《晤言顾子宁人还村途中叹息有作》等二人的诗文酬和中可以看出两位大学者一见倾心，志趣十分相投，可以说是至交了。此后顾炎武多次往来于太原、祁县、代县、静乐等地，多次与傅山会面。《两般秋雨龛随笔》卷一、《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等都记述以两位大学者“汀茫久矣”的小故事，以及康熙十年顾炎武“遇傅山于太原，山劝令置妾”等等，这些均说明二人有相同的政治志向，学术上互相切蹉，他们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二人于康熙二年相识互为知己，十六年后才提出“订为金石交”却没有说明订金石交的原因，总觉语意不确，抑或另有隐情？

 3.傅山寓居都门戒坛寺似属孤证

傅山先生抵京后，更多的时间居留于荒寺。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傅山在这个长达半年以上的时间段内（康熙十七年七月至康熙十八年三月）在京畿居住或停留过的寺庙有：城南崇文门外圆教寺、城西平子门外慈明庵、城东朝阳门外慈云寺等。如傅山在“枯木堂读杜诗”中自注：“直隶崇文门外圆教寺。”瞿源洙傅寿毛先生传：“至平子门，偃息僧寺。是时海内名士云集，高徵君名，进谒者骈填户外”；傅山在一篇杂记中曾提到“客冬卧病慈明庵[ ]”，在《傅山傅眉书册》朵云轩藏品中，亦有傅眉于此时所写家书一件，并“于报国寺顺便十月初四日寄起”，内有“若来时，千万劳于平子门外半箭地路西慈明庵内寻我”一句，提示亦曾居于“平子门”（即阜成门）附近的“慈明庵”。亦被荐举并中检讨修《明史》的陈维崧（1625-1682）曾作“除夕前二日，同储广期过慈云寺访傅青主先生”一诗，“才经夕月殿壖平，已见慈云刹竿耸”暗示傅山居于“慈云寺”。

    很显然，傅山进京徙居之古刹寺庙非止一处，所以傅山进京居于戒坛寺并非全无可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得不到其他证据支持，所以到目前为止，傅山曾寓居戒台寺还是一个无法澄清的孤证。

张芙蓉、周益新“对《大小诸证方论》顾炎武序的质疑”一文中指出：“然则观《大小诸证方论》序，全序共468字，就有第一段‘古之时，庸医杀人，……病所以不能愈也’和第四段，‘(唐书》许允宗言:古之上医，惟是别脉，……谅由于是’共226字，见之于《日知录》卷五之‘医师’篇。顾氏一代学人，尤关学风，对于自己之文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而删削，何况明知是己之旧作，犹还大段转录，岂非咄咄怪事。更何况是对至交青主，更怎能以旧作搪塞知己，这绝非亭林之性格。”由此观之，古人在衔名傅山的文字（暂不论其真伪）之外妄填顾炎武之名号处并非一见，亦好事者之能为也。

 四、黄元炳对于原件的描述全文

    笔者不通道教修炼之法，无法对傅山手抄“玄机口诀”正文的真假做出明确判断，虽然黄元炳案中对原件刻意避开“玄”字的描述是否符合傅山之性格令人生疑，但是黄元炳对原件的描述又令人感觉那的确是传承有序的傅山手迹。其全文如下：

    往尝见元代陈虚白先生《规中指南》，爱其语，然犹以为未逮此书更精捷也。药物、火候二篇，《指南》中已见，余则未见。明遗老傅青主先生山曾录之，名曰《玄机口诀》。书中玄作元，或作□，讳清圣祖御名也。傅先生采择既具隻眼，其书体颜柳兼参，亦可为宝。顾亭林先生，傅先生友也。属为朱书批阅之。故末叶有亭林所书跋语数十字。书体雄劲苍老，出彭绍升家，故书面有南园彭绍升审定珍藏与青主先生手钞《元机口诀》句，及所附小字顾亭林先生朱笔校之彭氏亲笔，书体古拙。又有二林居士印四，两在书面，两在末叶也。友人既得是书，出以示余，余因详录一过，首节似总说，标目一任其旧，另加圈点，分其句读，踵亭林而校之，深愿读此书者，有志躬行实践，则诚明志致曲之功，尽心复性之要，大道分裂而密藏于丹家说者，皆可在此赫□书中求得之将来一变其面目，以还古代儒道不分家之真国学天机所发，人以化人，唤甦宗教迷信作为高等读书人之教科书其功岂浅尠哉，其功岂浅尠哉。

 丙子夏五月无锡黄元炳星若甫序于城南观蝶楼

    因为未见原件，所以诸般疑问尚不能完全阐释清楚。笔者希望该文献原件能早日公诸于世，也希望有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关注此事，从而解决其中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结语

历史往往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笔者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的79页看到顾炎武“与潘次耕”书信一则（见残稿卷三），其文曰：“吾之行止，悉如前札所言。今已尽取安德书装西入壶口。吾弟见人不妨说吾将至都下，盖此时情事，不得不以逆旅为家，而燕中亦逆旅之一，非有所干也。若块处关中，必为当局所招致而受其笼络，又岂能全其志哉！今在晋中固为□然□书思之，反是一途耳”，关于此函周可真先生考证后认为：“‘黎城一札’当指是书——写作时间应在五月之望”顾炎武先生在这封信中明确嘱其学生潘耒曰：“见人不妨说吾将至都下”，而这封信写成时间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顾跋署时——“己未夏五月十有一日”仅仅相差4日。这个问题难道仅仅是个巧合，笔者暂时对此不能做出明确判断，只能期冀更多学者对此有深入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