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外说，道教没有同其他宗教发生流血冲突；少私寡欲、不贪不争是它的信念；它的性格极为和平忍让，所以容易与金丹可兼而行之，正一与全真亦可友好共进，除张天师世系单线传承外，各教派之间往往互相有交叉承接，师出多门，徒行多途，内部交往友好频繁，有利于彼此学习，取长补短。

第二，抗命逆修的精神。万物皆有生有死，人也不能例外，世人视为自然规律，如扬雄所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3]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各家都想超越生死大限，而路数各不相同。儒家承认人的生理机体必然死亡，但人的道德、事业及思想言论却可以长留人间，故有“三不朽”之说。佛教认为人经由“三学”、“六度”，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无生无死的涅盘境界，实际上仍然是精神的长存，形体无法永驻，也不值得保留。道家谈于生死，庄子以为生死乃气之聚散，自然之道，生不足喜，死不足悲，顺之而已，更论生为徭役死为休息，简直是喜死厌生了。道教与众不同，它最恶死重生，以此世生命为至贵，相信通过炼养，不仅精神生命可以升华，生理生命亦可以脱胎换骨、永固不坏，所以它要打破规律、改变规律、战胜自然，与无情的命运相抗争。如果说道家的生死观是顺乎自然，付与命运，那么道教的生死观就是反乎自然，自我作主。道教有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不信命运，不信因果，力抗自然，这是道教所独有的精神。道教的“反乎自然”，也只是反乎个体有生有灭这个自然小道，它的目标是实现“生道合一”，即个体的有限生命与自然大道的永恒生命相结合，这是最高层次上的合乎自然，是先反后合。在个体生于大道又须回归大道的思想支配下，道教的炼养的原则是“逆以成丹”，以人力逆向自然演生的来路回溯上去，直至本根，实现人与道一体化的目标。道教的内丹炼养术都强调性命双修，即心理训练与生理训练同时进行。在心性修炼上，道教与佛儒是相通的，但修命炼气是道教独有的。道教不是安命顺命而是修命，这个“命”，不是指命运，而是指活生生的生理生命，不修命不足以称为道教。在重生修命的思想指导下，道教发展出一整套健身长寿的养生之道和炼丹超度的仙学仙术。不死而神通的仙真虽未见有人做成，但道士的努力却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养生学和人体生理学的发展，对生命科学和人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世人常以外丹未得长生、反致速死和道术未能使人成仙为由，嘲笑道教的神仙说为荒谬虚妄，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人们往往忽略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即长生之道包含着人类对现实生命的挚爱和对生命奥秘的探求。生命是大自然最美妙的杰作，人的生命又是杰作中的杰作，它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因此人从有自然意识那天起，就开始追求生活的幸福、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延长，这是本能的正常的欲望。有这种强烈的欲求，才有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政治的改良、医药体育的发达、卫生保健的完善。生命的保养和升华是幸福的基础，哪里能够不加以重视呢？对待个体生命的不同态度，会导致根本不同的结果：一种是重命（命运之命）轻生，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生死寿夭听任命运摆布，不养生，不治疗，不节欲，不防灾，吾见其生理生命必早趋于枯萎，又知其精神生命更快失落迷茫，虽美其名曰旷达，实是轻率消极，不足取焉；另一种是轻命（命运之命）重生，相信人有回天之力，天生之而人成之，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生命培炼得更坚强更深厚更有持续力，病者可康复，弱者可健壮，夭者可长寿，不断排除各种伤由死因，掌握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内疾不生，外患不入，把生命延续得尽可能长久，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命观，应该给予肯定。

当然，个体生命的永恒性，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幻想的追求，才有探索的动力。谁也不能说人的长寿有一个无法逾越的年龄极限，随着社会的健康化合理化和医疗体育事业的发展，人的寿命总要不断增加，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八十今日多，这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吗？道教的可敬可爱处就在于有一种违俗精神，敢想世人所不敢想，敢为世人所不敢为。敢想的未必做得到，不敢想的一定做不到。葛洪就不赞成用“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的一般性论断来直接证明人必有死。他说：“夫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4]当然，天地龟鹤亦有尽头，可是龟鹤是动物之长寿者，天地之久更非人类所可比拟，为什么人偏要给自己的寿命加以常限、规以定例呢？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可以主动参与生命活动；延养之理，补救之方，能够改变先天的弱态，获得比先天更长久的生命力。葛洪认为人死总有致死之因，他归纳为六害：“诸欲所损也，老也，百病所害也，毒恶所中也，邪气所伤也，风冷所犯也”[5]，如能以炼养之术免此六害，人即可不死。我们且不论葛洪所说六害是否说尽死因，从一般理论上说，人之衰老死亡必有其生理上的具体原因，排除死因即可长生，这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只是人类很难做到这一步。抽象地重复“有生必有死”的论断，不能解答为什么人会衰老这个具体科学问题。正是由于人类不满足于有生必有死的抽象结论和经验事实，也不满足于现有的平均寿命，人类的医学才一直坚持寻找人体老化的秘密，为延长人的寿命而奋斗，各种抗衰老的医方药品的出现，便是这种努力的阶段性成果。人类今后也不会放弃这种努力，虽然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但无有尽期，说不定未来会有一天，人人都是老寿星活神仙。道教的抗命逆修精神表现出一种敢想敢做的大无畏气概，为此它付出不少惨重的代价；长生的目标虽然没有实现，但可以落实到健康长寿的层次上，人们因此而从中受益。

第三，实践力行的精神。世上许多宗教，其功能主要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思想信仰，用以安身立命，所以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放在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道教不仅给人以信仰，还进而将这种信仰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信徒去实践力行，在实践中深化和纯正信仰，所以特重功法和炼养术，即所谓“道无术不行”。信道还要得道，得道必须力行，这是道教的一大特色。只懂得道教的基本宗旨，或者只有虔诚信仰，而不作道术的训练，没有道功的积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徒。道术中最大的两项是外丹术和内丹术。历史上外丹术的始终有炼成能使人长生的金丹大药，可是道士们认真实验的态度和取得的实际成果都不能不令人钦佩。中国古代的化学、冶金和医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此；如今中外人士都承认道教推动中国科学技术这一事实。南朝梁代道士陶弘景相信外丹术，梁武帝赐给他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助其炼丹，陶弘景不轻信以往丹书，二十年间亲自七次试炼，后来炼出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但他并不认为是成功的，他忠实地记录了试验过程以供后人参考，遂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炼化杂术》等著作，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与江湖骗术是不同的。外丹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成果是火药的发明。火药在《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仙药》中已有初步配方，而唐代外丹著作《真元妙道要略》则有了关于火药最明确无误的记载，这不知是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和失败才得到的。内丹术又称内丹功法，是自然炼养的方法，起于南北朝隋，盛于唐宋，成熟于金元明清，是后期道教的主要修道方法。由于师承不同，内丹道有众有流派，但都以性命双修为旨要。修道者需身体力行，按照道书和道师所指点的要领去苦练恒修，自觉自悟；人道深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许多诀窍只可意会神解，难以言传身教。所以炼养内丹，一要有缘分，二要有悟性，三要有功夫。心意不诚之人，局限书本知识之人，害怕艰苦之人，绝无所成。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有效的气功功法，很大一部分出自道教内丹，尽管在理论上有许多问题一时解释不清，但气功深受群众喜爱，因为它确有治病健身的功效，这是道教文化对现代社会做出的一大贡献。

道教还有内观、存思、守一等养神之术，服气、胎息、导引、房中、辟谷等养形之术，还有占卜、符箓、守庚申等通神之术，其中有些属于宗教神秘主义范围。这些道术都具有可操作性，又要求操作者有直觉体验，其间的高下优劣全在修道者的素养与道术的实效。历史上道教影响的扩大主要不靠口头说教，而靠高道的行为榜样和道门的善事嘉行。陈垣先生评价早期全真道何以受人欢迎时，指出盖由于“异迹惊人，畸行感人，惠泽德人”[6]，故有无形的感召力，这是道教一个优良的传统。

第四，救人济世的精神。道教从《太平经》开始，就确定了“内以致寿，外以致理”的养身与积善并重的宗教实践原则。明代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对《太平经》的评语是：“皆以修身养性，保精爱神，内则治身长生，外则治国太平，消灾治疾。”这个内外双修的原则贯穿于道教的全部发展史过程。救人济世之善行不仅重要，甚至是修炼成仙的首要条件。葛洪说：“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7]这个观念以后反复被强调。如：唐代道士吴筠认为修道证真除了清静寡欲，还要“宏施博爱”；宋初张伯端《悟真篇》亦云：“大道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也由天，若非积行施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金元形成的全真道，其修炼分为内在的“真功”与外在的“真行”，“真行”就是积善德。故《郝宗师道行碑》云：“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宗。”《晋真人语录》云：“若要真行，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诱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只有功行两全者，方能谓真人。清初全真龙门派中兴之功臣王常月强调先尽人道，方可论仙道，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中国的儒佛道三家都讲为善去恶，积德救人，但道教比儒家更注意在民间日常生活中随时行善，比佛教更有社会参与意识。历史上的道教在救人济世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一是特重医药事业，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医生和药物学家。医术与养生、济世密不可分，故为道教所重，晋代道士葛洪是有名的医药学家，撰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他所揖的《备急方》曾被历代医家刻印和使用。梁代陶弘景精于医学药学，他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增加汉魏以下名医用药三百六十五种，汇成《本草集注》，对原典有重要修订补充，又收集民间成方撰成《肘后百一方》，撰《药总诀》、《效益方》，这些行之有效的医方，对解除民众疾苦起了很大作用。唐代道士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神医、药王、大慈善家，他救死扶伤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博采群书，删裁繁重，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大行于世，全书收方五千条，有针灸方一千条，对妇、儿两科尤为重视，将道教养生疗疾的珍贵成果推广到社会上，为大众服务。他极重医德，认为医生必须具备不求名利、一心治病救人的精神。后世之医家推重孙思邈及其《千金方》，以为“厚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吕元膺语），是书后又传到朝鲜和日本。道书中有关养生、医药的著作数量十分可观，据统计，《道藏》中此类著作至少在250种以上。[8]道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长期广泛流传，与它的医术发达、治病热心是分不开的。

道教救人济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道教领袖在历史重要时刻能挺身进言，参与社会事业，为社会大众实在地解厄救苦减少灾难的损害。当然，历史上也有些道士献媚君王、结交权贵、干预朝政，谋取利禄，如宋徽宗时的林灵素，明世宗时的邵元节、陶仲文，但此辈人不仅为史家所笔诛，亦为道教正直人士所不齿。教内外所推重的，是一些学问博深、见识高远、德行纯厚的高道，他们的言行才真正代表道教的优良传统。五代宋初道士陈抟受周世宗召见，世宗问以神仙黄白修养之事、飞升之道，抟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讽谏有方，仪态正大。宋太宗遣丞相宋琪求问仙术于陈抟，抟辞以“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纳养生之理，非有方术可传”，只是劝说太宗君臣“协心同德，兴化致治”[9]。陈抟乃道教中高人，岂有不知仙学之理？周世宗、宋太宗必以为陈抟秘其仙术，不愿示人，故以世教常道搪塞敷衍，哪里知道这正是道教的真精神。由于道教将济世视为炼养之首事，将清静列为内修之初阶，必劝人从行德寡欲入手；而帝王身处富贵之极，情欲厌足，权倾一国，不首先敛欲少私、为政以德，而直欲修道证真，岂可得乎？故陈抟所说“勤行修炼，无出于此”，实是真人真言，惜乎帝王之不悟也。

最为人称颂不绝的是全真巨子丘处机雪山见成吉思汗的事迹。其时成吉思汗威震天下，西征至中亚，大军过处，生灵涂炭。丘处机为拯救民生，到达西域雪山。及见成吉思汗，“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10]。据耶律楚材所编《玄风庆会录》，丘处机还敦请成吉思汗减免山东、河北等地赋役，使百姓安居乐业。成吉思汗在丘真人感召下，顿失军事征服者的专横骄威，对丘真人的建议皆一一采纳，并尊丘真人为“神仙”，待如师尊。丘真人回到燕京后，有鉴于中原战祸不断，生民罹灾遭难，便“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真人这种苦己救世的崇高行为感人至深，它使道教的精神得到一次大的升华。乾隆皇帝亦受他的感染，写下一付很有体悟的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是对丘真人的准确评价，可惜的是乾隆知之而不能行之。我以为救人济世是道教的生命所在。道不远人，人自远道；道教有益于社会，社会便会欢迎道教，否则道教的生机就要枯萎了。

第五，恬淡通脱的精神。道教受道家影响，以“清静无为”为修道之本；其内炼功夫虽演化出百类千种，始终以虚静炼神为枢要。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原则。庄子着力于打破世俗之功利、礼教、是非、生死等绳索对心灵的禁锢，以求得精神的解放和自由。他们都认为嗜欲过盛会妨害生命的化炼培植、延伸拓展，所谓“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是也，因此，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道教继承和弘扬这种精神，逐渐形成清虚通脱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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