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道教的创立而肇始于汉末，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在唐宋发 展至鼎盛，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前不久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其提取青蒿素的技术环节就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 方》的启发。在大力提倡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如何汲取道教医学文化营养，并适应时代要求，成为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

道教医学有其鲜明特色，其医学模式是一种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信仰治疗为一炉的综合性医学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论、人天观和身心观基础之上。今天我们研究道教医学，应该以科学的态度、理性分析的眼光，摒弃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现代价值、意义的部分，古为今用，为人类的健康保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以医传道：古之初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

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作为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体系。道教医学不仅是道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流派。

道教医学有其鲜明特色，其医学模式是一种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信仰治疗为一炉的综合性医学模式，建立在道教宇宙论、人天观和身心观基础之上。道医善于运用精神、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和信仰治疗；道教医学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入手，而且还注意到外界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对外界环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在道家生命观、疾病预防治疗观指导下，在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之上，道教医学逐渐形成其独特的生命哲学思想、藏腑经脉体系、病因病机思想和疾病治疗预防技术。其中道教养生术以“治未病”为要旨，得到代代传承。道教医学对中医基础理论、药物、方剂、外科等方面的影响尤为深刻，对民间医药等发展也具有巨大的影响。

道教医学随着道教的创立而肇始于汉末，晋代就有“道士医师”出现，至清末还明确提出了“道医”的概念。道教在其修炼理法的建构中都重视和发挥传统医学理论的作用，树立了道门借医理弘扬道法的典范，对后世道教与医学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教以医传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以医传教”，另一方面“借医弘道”。因此，道教与医学发生交叉叠合是必然的结果。就其历史渊源而言，道教医学的源头可以远溯到原始宗教之巫术医学，而它的直接前身则是秦汉时期的方士医学。由巫医到方士医，再由方士医到道医，这便是道教医学前期孕育和演化的三部曲。道教医学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医学，具有历史传承性、多样包容性与实践性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道教医学在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之后才出现，通过对以往时代各种医疗实践经验的继承而逐渐形成。例如，祝由符咒疗法就是对上古时代巫医治病术的继承；其外丹服食术、内丹术则是继承了以往时代服食、内炼养生的理论成果，并经过历代道门中人的大量实践总结而成的。值得重视的是，道教医学还通过历代道教医家、养生的独特发展逐渐形成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既有生命哲学思想，亦有其独特的藏象理论体系、病因病机与疗法体系等方面。

其次，道教医学体现了道教杂而多端的个性，道教医学理论几乎包容了自上古时代以来的各类医学理论与技术，其却病养生的形式则灵活多样。以养生术为例，诸如行气、导引、存思、辟谷等方术均被纳入。

再次，道教医学的实践性。自东汉时期，早期一些道教，如东汉顺、桓之时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在初创之时都是将传教与治病结合起来，采用了带有浓厚巫医色彩的治病方法。各种延命长生方术的实践性特征更加突出，除了用于达到长生的宗教性目的外，均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如果说在汉代道教始创时期，道教与医学的紧密联系多是出于宣传教义、广纳教徒以扩大教势，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以医传教的外在功利性目的的话，那么，随着魏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体系的建立，上清派、灵宝派的形成以及南北朝时期道教本身的进一步改造、完善，这种联系就成为道教自身发展所必不可缺少的内在要求了。

首先，东晋时期葛洪神仙道教理论的建立，使得道教基本教义从早期“去乱世、致太平”的救世学说发展成为专注于企求“长生久视”和“度世延年”，这在道教理论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这一转变的完成，使长生不死、羽化登仙成为道教的基本信仰和修炼追求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修道长生的这一度世目的，首先要却病延年，《真诰》指出：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炁无益于身。

由于医药的作用正是在于治病防病，延长人的寿命，故掌握一定的医药知识和技能是道徒进行“自救”并进而“济人”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修“仙道”必须通“医道”。

其次，道教本着“内修金丹、外修道德”的宗教伦理实践要求，认为行医施药是一种济世利人的“上功”与“大德”，也是长生的一种先决条件，即所谓“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葛洪从道教义理的角度和层次上，深刻阐明了医药在长生成仙、济世救人的修道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为道之人必须兼修医术的主张，得到道门中人的普遍认同。因此，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上清派和灵宝派的相继出现，道教与医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上清派、灵宝派的修持理论（尤其是上清派），是结合传统医学理论进行建构的。这一时期道教逐渐将医学这一手段运用的重心从“以医传教”转向“借医弘道”，这就从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了道教与医学的交融。

医道融通：历代道教医家及其医学创获

随着道教与传统医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魏晋以来，历代修道而兼通医术者层出不穷。魏晋南北朝时期较著名并且入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的道医有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此外，葛洪之妻鲍姑，上清派、茅山宗宗师陶弘景精于针灸、医药和养生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制药专书———《雷公炮炙论》的作者雷努也是一位道教医家。这些著名道教医家在传统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