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画符郭填”与书法“双钩填墨”
兼论王羲之书法之流变 
   
梁少膺

所谓“双钩填墨”是指在法帖尚未广泛流传之前，古人为了保存书法的原迹，釆用“摹”的方法而制作的“副本”和“复本”。这种双钩填墨之法，从六朝到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纸的应用而普及。双钩填墨本，除了其流传的意义外，同时也具鉴赏之价值，故历代评书者皆称这些摹本为“下真迹一等”。

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的“画符郭填”。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的影响。我国东西晋南北朝时，天师道在社会各阶层中传播甚广，不仅下层蛮夷，世胄高门、士族信奉者亦骤增。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都是其显著之例。（1）

《魏书·崔玄伯传》：“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卢谌，並以博艺者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同书《崔浩传》：“崔浩，玄伯之长子。既工书，人多讬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楷模。”崔、卢皆当时天师道世家。史云“魏初重崔、卢之书”，故北朝最著之能书世家即奉道之世家。南朝能书者较北朝为多。王羲之父子书法地位甚高，世人皆知，于此不赘。《南齐书·王僧虔》载僧虔论书语：“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可见郗氏书法次于二王。南朝书法以王、郗为冠，而王氏、郗氏也属天师道世家。是南朝最著之能书者亦即奉道之世家。

信奉天师道者，何以皆善书？关于这一问题，陶弘景《真诰》中有叙录：“三君（杨君羲许长史谧许掾翙）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並于二王，而名不显著，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殆非人功所逮。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同书翼真检第二孔璪贱时条注云：“楼（惠明家）钟（义山家）间经亦互相通涉，虽各摹符，殊多粗略。惟加意涧色滑泽取好，了无复规矩锋势，写经又多浮谬。至庚午岁（齐武帝永明八年）（陶）隐居入车阳道，诸晚学者渐效为精。时人今知摹二王法书，而永不悟摹真经，经正起隐居手尔。亦不必皆须郭填，但一笔就画，势力殆不异真，至于符无大小，故宜皆应郭填也。”

由此，道家写经及画符必以能书者任之。《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性好鹅，曾与山阴道士写经换鹅故事，而被世人乐道。这即是天师道与书法存在关系之佐证。

画符郭填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在道教经典中。画符郭填又称之为“符箓”。道教符箓的创始历来依托于太上老君，实际上开创于张道陵五斗米道。《三国志·张鲁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汉天师世家》卷二述说张道陵居阳平山修行时，立二十四治区，造正一盟威经箓二十四品，分属二十四治，督察二十治区鬼神功吏。北魏初年，奉道世家寇谦之对天师门内的符咒法箓作了研究，在泰常八年（423），他托称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岳，传授《录图真经》。《录图真经》相传为李谱文、赵道覆手书，字体如“古文鸟迹，篆隶杂体”，如云似霞，如烟似雾。这即为早期道教之符箓。为了增加符箓的神秘性、宗教灵应，后来的法师就把符箓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他们熟诵符箓中的天官功曹名号、仙地，成为做法事之凭仗。（2）南北朝隋唐以来，道士推宗符箓咒术，信奉受太上所传之法箓，自然界的一切均受治于我，天神保我，吏兵护我，凶邪不敢侵，疾病不能扰。故凡奉天师道者皆能画符郭填，以使自己有道士之辅正驱邪，治病极人的手段。

天师道的画符郭填，先用细劲的线条勾勒成箓文，迂回曲折，极相近元代的“八思巴文”篆体，然后再在空心处填上颜色。后来书法中的双钩填墨与这种手法同出一辙。书法中双钩填墨的方法是，在一间暗室里开一面小窗，墨迹紧贴在窗口上，把一张轻如蝉翼的纸覆盖其上，在窗外透进的阳光照耀下，字迹会显得纤毫毕露，拓书人用特制的游丝笔用细线勾出字的轮廓，然后再填上墨色，其效果和原迹一模一样。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画，填以浓墨，谓之响拓。”书法中的“双钩填墨”也称“响拓”或“摹”。附带提一下，“响拓”与“摹”与所谓的“临”是有别的。宋黄伯思《东观余记·论临摹二法》：“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之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窗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之与摹，二者迴殊，不可乱也。”黄文中所说的“明窗景而摹之”，即响拓，指的就是双钩填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