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画符郭填”与书法“双钩填墨” (2)

网络 梁少膺

2011-03-24 13:13:10

关于双钩填墨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南朝初期。刘宋虞和《论书表》:“及泰始开运……繇是拓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泰始”是刘宋明帝的年号,于公元465至470这一时期。唐张彥远《法书要录》载陶隐居与梁武帝书第三启:“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非用摹拓,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同书第四启:“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原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又同书第五启:“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臣比廓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势。”阮研,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称其书“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能复排突英贤。”以上所提及的“填毕”、“摹填”、“廓摹”,当是指双钩填墨上代之法书。第三启“余条并非用摹拓,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单郭”是用单线条摹笔画。与双钩填墨相比,大概用这种方法所制作的作品质量低下,故陶隐居以之为“恨”了。

陶弘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士族名人,也是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道教上清派教义与方术的发展成熟,茅山上清道团的成立,是他在道教史上的重要贡献。陶弘景的一生,早年仕途坎坷,悒悒不得志,后半生归隐山林,脱离官场,却成了朝野闻名的“山中宰相”。他“善隶书,不类常式,别作一格,骨体劲媚”。(3)《陶隐居集》与《真诰》中,都载有他对书法鉴赏的见解。陶弘景文章诗赋,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谓是一代文学艺术家。《东观余记》中“陶隐居谓之填郭书,近世谓之双钩书”之一言,乃书法中的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之画符郭填之明证也。

双钩填墨在隋唐相当流行。唐太宗笃尚王字,独倡右军,在越州辩才处赚得《兰亭》后,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汤普彻、诸葛贞、薛稷等能书者和内廷拓书手摹之,赐给皇太子、诸王及近臣。现在《兰亭》有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摹本。冯氏因曾临过王羲之《乐毅论》,对《兰亭》笔法深有感触,其摹本世称“神龙本”,尤为逼真,对后世影响最大。冯摹本是双钩填墨,一般认为接近真迹,保持原本的笔墨情趣和神态风韵。其它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羲之“平安三帖”,即《平安》、《何如》、《奉橘》帖,真迹无留下,我们所见的也是唐人的双钩填墨本。奈良时代流入日本的《丧乱》、《二谢》、《邵儿》、《左边》、《得示》五帖,与《哀祸》、《孔侍中》、《忧悬》三帖也是唐人之摹本。按西川宁《丧乱帖年代%¥*&考》,《丧乱》与《孔侍中》二帖的双钩填墨技术甚是高明,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觉。

东晋王氏一门皆善书。王羲之伯父王导、王敦、王恰、王洽、王荟、王珣、王珉,子玄子、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献之无不以书闻名。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唐摹王右军一门书翰》尚有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荟、王慈、王志七人书翰十通。是帖摹于唐代则天万岁通天二年(897),据王羲之后代王方庆以家藏“王氏一门家书”真迹为底本,用双钩填墨法精心摹之,留于内府。原迹摹后归还王方庆,但后不知下落。故是帖又称《万岁通天帖》。在王氏书迹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万岁通天帖》无凝是研究东晋书法最为可靠的珍贵资料。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倘若仔细审视,摹本中的笔法、用墨、枯笔、飞白都表现自如,风神皆备。可想摹者水平之高超,足可与藏于日本的《丧乱》、《孔侍中》两帖相媲美。

按古人之记载,“响拓”除了双钩填墨外,尚有仅“双钩”者。有些拓工为了省事,因填墨时墨的浓淡需和原迹逼近,做起来颇麻烦,所以就把“填墨”这一工序省略了。《东观余论》跋章草急就补亡后条,记有黄伯思见到一本有缺字的张伯英《急就章》,即是“唐人摹而弗填者”。

不但书法有“响拓”,其实画亦有“响拓”。《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条:“好字画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之正验。”可见,从东晋顾恺之时,就有摹拓名画的工艺了。但摹画是单钩,与书法中的双钩填墨实为二事。双钩填墨以唐时诸多书家摹二王一门书迹者成就最高。唐末五代,不谙书法的工匠操作这一工艺,往往出现字形不准,笔画错误,行气不贯等现象。如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卷。五代时画法逐渐复杂,山水画中出现了皴染法,使勾摹者无法把握,故“响拓”一法渐废,书与画大都以“临”来代替。至北宋,随着镂木为板的印刷术发明,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光义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敕翰林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枣板之上,共分十卷,曰《淳化阁帖》,拓赐大臣。《淳化阁帖》后,继尔出现了《潭帖》、《绛帖》、《大观》以及许多私家刻帖,古人法书多赖此以传承。刻帖摹勒逼真,精神完足,为学书者之最佳范本。“双钩填墨”至此而告终止。

注释:

(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9页,三联书店,2001年。

(2)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4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南史·陶弘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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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弘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士族名人,也是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道教上清派教义与方术的发展成熟,茅山上清道团的成立,是他在道教史上的重要贡献。陶弘景的一生,早年仕途坎坷,悒悒不得志,后半生归隐山林,脱离官场,却成了朝野闻名的“山中宰相”。他“善隶书,不类常式,别作一格,骨体劲媚”。(3)《陶隐居集》与《真诰》中,都载有他对书法鉴赏的见解。陶弘景文章诗赋,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谓是一代文学艺术家。《东观余记》中“陶隐居谓之填郭书,近世谓之双钩书”之一言,乃书法中的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之画符郭填之明证也。

    双钩填墨在隋唐相当流行。唐太宗笃尚王字,独倡右军,在越州辩才处赚得《兰亭》后,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汤普彻、诸葛贞、薛稷等能书者和内廷拓书手摹之,赐给皇太子、诸王及近臣。现在《兰亭》有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摹本。冯氏因曾临过王羲之《乐毅论》,对《兰亭》笔法深有感触,其摹本世称“神龙本”,尤为逼真,对后世影响最大。冯摹本是双钩填墨,一般认为接近真迹,保持原本的笔墨情趣和神态风韵。其它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羲之“平安三帖”,即《平安》、《何如》、《奉橘》帖,真迹无留下,我们所见的也是唐人的双钩填墨本。奈良时代流入日本的《丧乱》、《二谢》、《邵儿》、《左边》、《得示》五帖,与《哀祸》、《孔侍中》、《忧悬》三帖也是唐人之摹本。按西川宁《丧乱帖年代%¥*&考》,《丧乱》与《孔侍中》二帖的双钩填墨技术甚是高明,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觉。

    东晋王氏一门皆善书。王羲之伯父王导、王敦、王恰、王洽、王荟、王珣、王珉,子玄子、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献之无不以书闻名。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唐摹王右军一门书翰》尚有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荟、王慈、王志七人书翰十通。是帖摹于唐代则天万岁通天二年(897),据王羲之后代王方庆以家藏“王氏一门家书”真迹为底本,用双钩填墨法精心摹之,留于内府。原迹摹后归还王方庆,但后不知下落。故是帖又称《万岁通天帖》。在王氏书迹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万岁通天帖》无凝是研究东晋书法最为可靠的珍贵资料。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倘若仔细审视,摹本中的笔法、用墨、枯笔、飞白都表现自如,风神皆备。可想摹者水平之高超,足可与藏于日本的《丧乱》、《孔侍中》两帖相媲美。

    按古人之记载,“响拓”除了双钩填墨外,尚有仅“双钩”者。有些拓工为了省事,因填墨时墨的浓淡需和原迹逼近,做起来颇麻烦,所以就把“填墨”这一工序省略了。《东观余论》跋章草急就补亡后条,记有黄伯思见到一本有缺字的张伯英《急就章》,即是“唐人摹而弗填者”。

    不但书法有“响拓”,其实画亦有“响拓”。《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条:“好字画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之正验。”可见,从东晋顾恺之时,就有摹拓名画的工艺了。但摹画是单钩,与书法中的双钩填墨实为二事。双钩填墨以唐时诸多书家摹二王一门书迹者成就最高。唐末五代,不谙书法的工匠操作这一工艺,往往出现字形不准,笔画错误,行气不贯等现象。如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卷。五代时画法逐渐复杂,山水画中出现了皴染法,使勾摹者无法把握,故“响拓”一法渐废,书与画大都以“临”来代替。至北宋,随着镂木为板的印刷术发明,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光义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敕翰林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枣板之上,共分十卷,曰《淳化阁帖》,拓赐大臣。《淳化阁帖》后,继尔出现了《潭帖》、《绛帖》、《大观》以及许多私家刻帖,古人法书多赖此以传承。刻帖摹勒逼真,精神完足,为学书者之最佳范本。“双钩填墨”至此而告终止。

    注释:

    (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9页,三联书店,2001年。

    (2)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4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南史·陶弘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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