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葛洪传》载：力倡还丹金液修仙的葛洪闻交趾盛产丹砂，遂求为勾漏(今属广西)令，以便就近采料炼丹。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在罗浮炼丹积年，在彼处结束了他的丹鼎生涯。对葛洪的那段史事，李杜二人均了然于胸，时常形诸诗中。一生好入名山游、对炼丹痴迷不已的李白却没有罗浮之行，这成了他的终生大憾。他常把对罗浮的景仰和不能前往一游的遗憾形诸笔端。《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诗云：“峨眉高出西极天，罗浮直与南溟连。”李白身在安徽当涂，看到山水画——画中的山水自然不会标出画的是那里的山，可李白就认定里边的一座山就是罗浮——与南海相连的罗浮。《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云：“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这是身在湖北安陆想念罗浮。有人去罗浮，李白就百感丛生，《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诗云：“君王纵疏散，云壑借巢夷。尔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有时远游的人只是南行，并不是到罗浮去，也触动李白的心事，《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云：“余欲罗浮隐，犹怀明主恩。踌躇紫宫恋，孤负沧洲言。”桂阳和罗浮只是同在岭南，两地距离还很远，可在李白(也包括中原人士)的眼里，那里已和罗浮近在咫尺了。他羡慕走近罗浮的族弟，告诉他说很想把罗浮作为生命的归宿地。

李白对金丹道的名家葛洪和葛洪炼丹的罗浮的景仰深深感染了杜甫，其《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也说他“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像李白一样，每当送人南行，杜甫就自然地想起罗浮，《送重表侄……使南海》云：“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葛洪炼丹的罗浮就在南海之滨，传说盛产丹砂的交趾也在南海，杜甫很想随船而行，但路太远，体太乏，只能望空慨叹了。《送段功曹归广州》诗云：“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旅客，时寄锦官城。”诗的末句表明，杜甫当时客居成都。他告诉段功曹，韶州的白葛布和交趾的丹砂都是他急欲得到的宝贝。《咏怀二首》云：“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也能见出杜甫对葛洪和罗浮(实质是对金丹道)至老不衰的深情。

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诗人用那只因风疾而颤抖不已的手写下了他对重在超越死亡的道教的复杂感情。尸解，指弃世于世而自己却化解仙去，葛洪《神仙传·葛玄》谓葛玄自称“吾为天子所逼留，不遑作大药，今当尸解。于是衣冠入室，卧而气绝，其色不变”。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病危的老杜面对自己临近生命终点的残酷现实，只能以尸解理论作最后的自我安慰。“尸解”而说“定”可见对尸解之说是既相信又有所怀疑。这从他为自己炼丹不成而泪落如雨可以看出。同时也可以从中体悟到杜甫对服食金丹不死理论的承认以及一位垂死者对生命深深的眷恋。

三

杜甫对内丹道的漠视恰好与其对金丹道的重视相映成趣。

内丹道以人身为炉鼎，精、气、神为药物，呼吸为风，意念为火，运用意念和呼吸的程度为火候，以精气神的凝合体为还丹，是一种与外丹(也称金丹、还丹)相对而言的道派。如果从所奉经典来区分，以奉《上清大洞真经》而得名的上清派(此派主要以茅山为传道基地，故又称茅山派)差可与内丹道对应。上清派的主要经典《黄庭经》等大都以论述如何进行精气神锻炼为宗旨。

据陶弘景的《真诰》卷十九《叙录》载，《上清真经》是晋哀帝兴宁二年由“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羲)，使作隶字写出”，从此代代相传。因而魏夫人被茅山派尊为第一代宗师。魏夫人即魏华存，山东任城人，晋司徒剧阳文康公魏舒之女，《太平广记》卷五十八《魏夫人传》说她“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老》、《庄》、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气纳液”。又说景林真人“又授夫人《黄庭经内景》，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生华，色返婴孩，乃不死之道也”。魏夫人在南岳静修长达16年，后世因尊称为南岳夫人。这一史实，早在隋朝就为文人所认知并形诸于诗，李德林《入山诗》有云：“王母西山至，夫人南岳还。”李白《江上送女道士褚三清游南岳》也说：“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

杜甫晚年流落江湘，来到南岳脚下，也有过《望岳》诗：“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不过，与内外丹道兼修的李白不同，杜甫对上清派的修炼方法并不感兴趣。

被刘大彬《茅山志》列为上清派第九代宗师的陶弘景在其《真诰》卷二中记载有采吸自然云霞的“餐霞”法，说“日者霞之实，霞者日之精。君唯闻服日实之法，未见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经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谓体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这一功法在盛唐的道林中是相当流行的，李颀《谒张果先生》：“餐霞断火粒，野服兼荷制。白雪净肌肤，青松养身世。”孟浩然《寻天台山》：“吾友太乙子，餐霞卧赤城。”《伤岘山云表观主》：“岂意餐霞客，溘随朝露先。”并是其证。李白也曾实践过餐霞法，其《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仆卧香炉顶，餐霞漱瑶泉。”《江上秋怀》云：“餐霞卧旧壑，散发谢远游。”

杜甫《空囊》也涉及餐霞法，诗云：“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显然，杜甫所留意的道术也包括餐霞术在内，苦涩的柏子他“食”过，高高的晨霞也“餐”过，但这一切置于“空囊”、“吾道属艰难”的生活境况下，就已不是心平气和的修炼，而掺入了苦涩的自嘲。

无疑，上清派是唐代影响最大的道教流派，其分布地域之广、信徒之众，均为其他派别所不及。杜甫之前的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以及与杜甫同时的李含光等人，被列为上清派第十代至第十三代宗师，深为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皇后和玄宗的尊崇，屡屡受诏入京接受各种封号。杜甫面对来势澎湃的上清派却不为所动，其根本原因是其骨子里的注重现实的观念所使然。杜甫对有实在功效的道士医药和具有操作性的炼丹术给予一贯而深切的关注，却对玄虚的内炼道术措意甚微。再者，上清派的内炼术需要静心息虑，而杜甫心怀家国，在不在其位都要谋其政，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一腔热血，挂念苍生。这也注定了他对上清派的漠视。    

四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此前有一个漫长的形成期。道教学史把这一形成期称之为方仙道。“方仙道”语出《史记·封禅书》，指先秦两汉时期方士所宣扬的仙道。方仙道的特征有二：一是认定仙人所居的仙境，一在西方的昆仑山，一在东海的蓬莱等十洲三岛；二是认为成仙的捷径是直接从那些远离凡人的仙人那里弄到仙药。后羿之妻窃服其夫从西王母处得来的仙药，奔月成仙；秦始皇汉武帝遣人入海求仙药，一无所获，都是方仙道的著名故事。

杜甫对方仙道是熟悉的。不过，诗人只注意到了方仙道的第一个特征，并且大都是在涉及山水诗画时加以表现。《木皮岭》诗云：“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诗云：“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云：“虽对连山好，贪看绝岛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壶。”前两首以昆仑比拟山水之美，后一首以仙人下蓬壶的动态称颂山水画面人物之美。《奉赠太常张卿(土自)二十韵》则以仙山比拟对方人格气质声望：“方丈三韩外，昆仑万国西。建标天地阔，诣绝古今迷。气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轩冕罗天阙，琳琅识介圭。伶官诗必诵……”这是利用仙的超凡特征来称美人物。而仙的超凡特性正是由方仙道首先确定下来的。[1]

值得注意的是，李唐朝廷把宫殿之一命名为“蓬莱宫”，这是方仙道对唐代地名学的渗透，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这透露出了个中消息。方仙道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仙话。《后汉书·方术传》载：“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西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书课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正如李白在其《淮阴书怀寄王宗成》诗中所说的那样：“眷言王乔舄”，乘凫上朝而凡人不见其形的叶县县令王乔，成了唐代诗人在与县令交往酬唱时的典故。杜甫《阆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云：“闻道王乔舄，名因太史传。如何碧鸡使，把诏紫微天。”《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云：“看君宜著王乔履，真赐还疑出尚方。”《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明府是唐人对县令的美称，把县令比作仙人叶令王乔，更是双重的雅化。

把县令的下属县尉美称为神仙的时间更早，《汉书·梅福传》载：西汉人梅福，字子真，尝为南昌尉，后去职。汉成帝时，屡上书言事，刺讥擅权的外戚王凤，均不被成帝采纳，于是“以读书养性为事。至元始中，王莽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这也反映到杜甫诗中，其《送裴二虬尉永嘉》诗云：“故人官就此，绝境与谁同？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梅福实质上是避世的隐士，裴虬作尉的永嘉山水绝佳，南朝谢灵运为永嘉太守时每每出游，从者数百，旬日不归。其地其人其职，让杜甫作如此联想是很自然的。

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当是刘安好仙道，所以后世就有了刘安成仙，“鸡犬舐药器者亦同飞去”的传说，见《神仙传》卷六。杜甫《滕王亭子》诗“仙家犬吠白云间”句正是这一仙话的写照。滕王是高祖子李元婴，身份与淮南王刘安相类，元婴也是好道者，上文所提及的玉台观就是滕王所筑。因此，由滕王亭子而想起已经辞世的滕王，再由滕王想起淮南王故事，自然妙合。

本文的结论是：杜甫与道士的交往和对道术的选择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是为他疗疾服务的；他对金丹道的一贯关注既来自李白的影响，也有对生命眷恋的心理原因；对上清派的漠视则出于他对玄虚的怀疑和否定，是他不能也不愿遁世的人生观的曲折体现；对方仙道的注意则出自一种诗学的关注，无关乎他对道教的情感问题。 

[参考文献]

[1] 李乃龙.论仙与游仙诗[J].西北大学学报，1995，(4).

[作者简介]李乃龙(1957-)，男，广西天等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广西桂林541004

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4月第40卷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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