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显微镜座的旁边就是后面要讲到的南鱼座，这个南鱼座实际也是一个斗勺的形状，而我们知道。不论是我们熟知的北斗，还是斗宿的南斗，都有一个称为柄的结构，而显微镜座和南鱼座特殊的相临关系是否和这个丙的名称来历有关呢，这也十分值得我们思考，同时，在《尔雅》中，对丙字是这样解释的：“鱼尾谓之丙。”[7]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并切中要害的解释，原因也在于南鱼座，可能在作为斗之前，一直是作为鱼的形象来认识的。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丙字和商字的真实来源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四、《尧典》与建虚

《尚书》之《尧典》，是中国最早确凿记录二十八宿应用于确定四时季节的古代经典之一，其中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8]这样的明确描述，这些描述，如经过整理，会发现，其中的28宿方位与太玄中罗列的二十八宿的分度基本是符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从字面来看，昴宿可能是唐尧时代的冬至点，然而，如果按照这个昴宿来应用岁差推定，唐尧时代距公元前104年的年代应当是：（胃14+娄12+奎16+壁9+营室16+危17+虚10+女12+牛8+斗5）×70.6=119×70.6=8400(年)，距今则是8400+2100=10500年，这是最晚的下限，而上限大约还多780年，其实这个结果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能得到任何考古学事实的证实，原因是，《尧典》中记录的这个星宿，实际是当时人们在夜晚黄昏时（大约是酉时前后，晚上6~8点，）观测到的中天星空状况，不能表示中午，午时的太阳的实际位置，所以这个结果应当减去25800/4=6450年，实际的结果应当是在距今4500年的时代，这个时代按照当今历史和考古学者的推断是吻合的，关于这个结果，其实自汉代以来，宋代以后一直都有人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推断唐尧的年代，而4500年，距汉代（公元前104）冬至点在斗21度这个时间的距离是：（4500—2106）=2394年，冬至点距离斗21斗的度数是：

2396/70.6=34度，大约的位置应当在：34 = 斗5+牛8+女12+虚9  实际就是虚宿9度左右，所以唐尧时代的冬至点建立应当是建虚。尧以及后来禹夏的年代，冬至点都应当在虚和女宿中漂移。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应当心存疑虑，我们不能就此完全相信这个结果，因为，这个结果的真实性（我这里讲的真实性是尧舜时代，其年代真实性）直接依赖于尧典内容的真实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尧典的内容是真实遗留下来的尧舜时代的历史实录或者是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是这样，这个结果是可以值得相信的，相反，如果这个结果是西周时代，由西周的史官通过传说和类似上述方法推算得来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应当受到有限的怀疑，另外，二十八宿的来源也有待考察清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二十八宿据说是来源于汉代，汉代以前，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二十八宿产生了，是产生于中国本土还是从其他文明的传入，当时的具体分度方法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知之甚少。所以在这几点是必须有所警惕的。

五、南鱼与南斗

如果我们可以认定，4500年前，中国上古的某个文明，当然最可能的就是尧、舜、禹的文明是通过28宿的虚宿来确定冬至点的，那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在与冬至点相差183天的夏至子夜，会看到什么样的星空呢？依据现在的星空和二十八宿，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神奇的天象，在正南方，我们会看到，虚宿的分度范围最南方天边，分布天鹤座、南鱼座和宝瓶座，其中的南鱼座在中间，在那时，可能就是一个由六颗星组成的斗勺，形状就如同后来28宿的斗宿中的六星斗勺，而宝瓶座和天鹤座位于两恻其形状如同两个相对而跪立的人，在争夺这个斗勺（ ）（或者是这条南鱼吧），这三个星座的形状组合起来，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就形成了鬥和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型（ ）了呢？关于汉字：鬥、斗、閗这三个字，我们知道，当今都被斗字取代了，而这三个字之间神秘联系，从来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从这个线索研究下去，或许会有所收获，斗这个字，具有斗争、斗勺（借指北斗星、南斗星的勺子形状）、古代度量衡中的斗升、和古代指南工具，司南的斗盘等等。许慎在《说文》还提到当时人们对文字进行多种混乱的解释中就有一种把斗字解释为：“人持十为斗”的说法，可见，暂且不论对错，或许还会有其他的解释。而如果那时的天象如果确如我们的猜测一般，相信古人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现成的摆在天上的文字不用的，所以，如今斗字的斗争的意义就可能来自这个鬥字，而斗字容器的意义也来源于这个南鱼座的斗勺的象形，后来周到汉代所使用的斗建也可能都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如果读者有机会去位于陕西西安东南长安县的西周丰镐遗址，就会知道，一个五号宫殿遗址的位置就在当地一个名为斗门的镇子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这个地名说来肯定也与这个斗建的方法有关吧。

六、九丘与九虚

在笔者近年来所致力的易经太玄研究中，一直在做一种努力，就是要把太玄的真正出处探寻出来，并已经通过一些文章，说明了太玄来自九丘这样一个事实，并发现，这个九丘的最初创制年代大约就是在4500到5000年之间的黄帝和唐尧舜时代，为此曾详细的研究过说文中对虚和丘的解释，这里我们要用另一个角度——岁差来继续这个证明的企图。

通过汉代对二十八宿的描述，虚宿在二十八宿周天分度中占据了十度，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九丘是否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其余虚宿九度的岁差设想和描述呢？所谓的建斗和建候是否其实就是建丘呢？

七、伏栖与双鱼

伏栖是我们所能想象并从确凿的人类活动遗迹的中可以观感到的我们最早文明的文明之一，从时代上看，可以确定为7800年前的阶段，从岁差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天象，冬至点应当在奎宿附近，而我们在奎宿南方确看到了一个双鱼座，和一个鲸鱼座，这些星座的命名可能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命名，但是其形状确不会由于这种命名而发生任何改变，这个双鱼座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那些在大地湾，马家窑、北首领、半坡等等文明遗迹中出土的有关鱼形图案的彩陶，鱼这种图案和岁差这种天文现象的完美结合也恰恰说明《易传》所说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记录。据说，后来一些指南针的使用还是把磁石安放于用木头雕刻成的鱼形器中，漂浮于盛水的容器中来判定南方，可能也是在遵循这个传统吧。而后来到了4500年前，用南鱼座的时候可能也还是保留了这些鱼的传统，而后可能才由鱼转换儿成了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