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道教最根本的特点是把深奥的哲理与炼养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的宝卷深受这种特点的影响，逐渐成为道教影响下层民众的中介物之一；道教与民间宗教在炼养思想上同中有异。

作为本土文化的道教，精深博大，容纳百川。它的最根本特点是把深奥的哲理与炼养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有体有用，在世出世之学。

道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既在于其深奥的教理，还在于它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几千年来受其滋养，又反过来深深影响各种民间文化，包括民间宗教。明、清时代，各种民间教派几乎没有一支不受到道教的启迪和助力，特别是受到内丹道炼养思想的影响。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包含着丰富而庞杂的炼养思想，成为道教影响下层民众的中介物之一。

1　关于“宝卷”

中国传统宗教的经典浩如烟海，除佛经、道藏外，还有数量种类繁多的“宝卷”。据统计，现存的“宝卷”不下千余种，而内容相近的不同版本又多出此数。其中包括了相当种类的劝善书，但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亦有二三百种。合而辑之，或可成为一部“宝卷藏”。

宝卷之始，主要是由唐、五代变文以及讲经文孕育产生的一种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它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有些卷子可讲可唱，引人视听。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来看，最初的宝卷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类宝卷，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元版《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及郑振铎藏书《目莲宝卷》的发现是个证明。宝卷形成过程中，还受到道教的影响，南宋理宗为指陈善恶之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广泛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为以后《阴骘文》《功过格》的大力普及及宝卷类劝善书的兴起，开了先河。

至少到了明初，宝卷已经开始为民间宗教利用，作为教义的载体形式。现存大陆学者路工先生处的古本卷子《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刻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孟春吉日。这部宝卷比无为教主罗梦鸿的《苦功悟道卷》等5部宝卷早80年刊行问世。笔者翻阅郑振铎先生藏书，于明版的《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中，发现“圆觉宝卷作证”、“金刚宝卷作证”、“弥陀宝卷作证”、“圆觉宝卷云”、“圆通宝卷云”等内容，这有力地说明在罗氏五部宝卷问世的正德四年（1509年）以前曾有一批宝卷问世。其中《佛说圆觉宝卷》《销释圆通宝卷》都属于民间宗教的经典。

明代中末叶，是民间宗教兴起的时期，也是宝卷大量撰写刊行的时期。作为弥陀净土宗和天台宗影响下产生的白莲教，已不占据统治地位。而禅宗和道教内丹派影响的新型民间宗教大批涌现，成为那一时代民间宗教的特点。仅据明末清初刊行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记载，就出现了老子教、涅槃教、无为教、黄天教、弘阳教等18支大的教派。这还远未能概括那个时期民间教派之盛。据《明实录》等资料记录，当时的状况是“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视聚听”（《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游食僧道十百成群，名为炼魔，踪迹诡秘，莫可究诘。……白莲、红封等教名各立新奇名色，妖言惑众，实繁有徒”（《明神宗实录》，卷五八零，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而几乎所有有实力的民间教派都以宝卷为名，撰写刊刻自己的经书。清代黄育楩说：“每立一会，必刊一经。”（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其实每立一会，便会刊印多种经卷。少则数部，多则数十部。现在能见到的明刊本民间宗教宝卷不下百部，多为大字折装本，印制精美，“经皮卷套，锦缎装饰”，与正统佛经无异（黄育楩：《破邪详辩序》）。

明中末叶，民间宗教诸教派能刊刻印行大量精美的宝卷，与其庞大的实力分不开。如东大乘教，教主王森有信仰者二百万众，十数处庄园，多处设有讲经房。而且通过贿赂的办法与王皇后之兄王伟结为同宗，依为靠山。弘阳教则投靠宦官，经卷多出自皇家内经厂，由信教太监监制而成。当时刻印宝卷最有名的京城党家庵书铺亦有极具势力者为其奥援。无怪乎明代宝卷刊印之精美，数量之庞大。举明、清数百年间，曾经专营宝卷刊刻的书行、书铺不下130余家。有些宝卷一刻再刻，如无为教的5部宝卷，据我们粗略统计，不同版本不下20种。仅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无为教徒在南京的刻板即达966块。因信仰者夤缘有关人氏，希图将经混入大藏，为当局发现，“令掌印僧官当堂查毁”并发布《毁无为教告示》，这是当局查禁宝卷较早的记录（《南宫署牍》卷四）。

清代，专制统治更加酷烈，在当局眼中，宝卷成为“妖书”、“邪说”的同义语。清顺治二年（1645年），当局在陕西发现《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清雍正间更发现大批宝卷流传。从此，就把搜缴宝卷作为镇压民间宗教的重要手段。每次破获“邪教”，都把收缴的宝卷送往军机处，或呈御览后，加以禁毁，“以涤邪业”。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堆中发现少许历劫未毁的宝卷。即便在清代高压统治之下，历朝仍有书局私刻宝卷。明代有名的党家庵书铺至少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仍在私刻印卖宝卷（《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山东巡抚陈预奏折）。江南苏州则有六家书铺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起到乾隆三十九年（1768年）为当局查获止，刻卖宝卷达66年之久（《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江苏巡抚萨载奏折）。而嘉庆间，江西、湖北大乘教徒亦私刻无为教5部经及《龙牌宝卷》《天缘结经录》等多部（《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太保大学士董浩奏折）。私刻私卖宝卷的现象贯穿着整个清代的历史。道光年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当局已无暇顾及如火如荼的民间宗教活动，宝卷刊印流传更如野火春风，一发不可收拾。以至直隶官僚黄育楩竟专门著书，以攻宝卷为己任。清亡前后，各类劝善书局如雨后春笋，遍及大江南北，宝卷的刊行或重印，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2　宝卷包含的道教炼养思想

宝卷包融的思想极为庞杂，兼杂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又有历代积淀的各类民间宗教的思想资料，乃至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内容。就道教而言，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道教的哲学、炼养、斋醮、神话传说都深深渗透到多种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宝卷的影响最大。

明初《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是现存最早的民间宗教经卷，现在尚难判定是哪门教派或教门。这部宝卷的特点是佛、道兼融，外佛而内道，又夹杂着三教应劫救世思想。但观其内核则是追求修炼成真，以求出世之良方。所谓“收圆圣金丹，离天初下凡，有缘同归去，无分混人间。”经卷中暗示了修炼艰难和修成的结果：修行者十步之法，要过步步关口，“有七山关，天元祖，地花母提调；六合神，三十六位守把。逢阳月一五，阴月三七开关。各所真兑，方许过关。到此地终躲的三灾八难。”此经讲究天地人合参，所谓“人修天地天养人，凡圣相接人不明，天地原是人根本，人禀天地要出身，修行内里藏时度，圣摄凡提炼两轮。十步修行不知道，胡修千年只是空。”这部经的发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明代初叶，内丹道已开始影响着民间宗教的教义。《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内容多晦涩难解，名词术语与道教颇有不同，但修炼内容明显受着内丹道的启示。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问世后120年，北直隶有一黄天道问世。颜元在《四存编》中说：“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乃至穷乡山僻都有。”颜元记载有误，黄天道并非万历末年问世，它是由明嘉靖间直隶怀安县人李宾创立于桑干河一带。李宾，道号普明，人称普祖，或普明虎眼禅师。据日藏本《虎眼禅师遗留唱经》载：

普祖乃北鄙农人，参师访友，明修暗炼，悟道成真，性入紫府。蒙玉清敕赐，号曰普明虎眼禅师，设立黄天圣道，顿起渡世婆心，燃慧灯于二十四处，驾宝筏于膳地宣云，遗留了义宝卷，清净真经。（日本泽田瑞穗：《增补宝卷的研究》，第349页）

颜元在解释黄天道教义时，颇为不解。他说，该教“以仙家吐纳采炼之术，却又说受胎为目莲僧，口中念佛”（颜元：《四存编·存人编》卷二）。这正点出黄天道看似崇佛，实则修道的特点。创始人李宾年轻时代曾充任守备军人，后弃军学道，数十年间走访明师于山西、直隶北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顺圣川得遇“明人”，说破玄关卯酉之功。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吐经《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晚年依于万全卫碧天寺，修道传徒。所谓“怀胎九载，锻炼真心，三关九窍，一气相同，躲离尘世，逍遥自在行”，正是李宾夫妇在碧天寺修道时的写照。李宾死后，其妻女及李氏家族相继传道。李氏家族败亡后，信仰者继续传教，直至20世纪中期止，传播整整4个世纪。

黄天道根本宗旨是要给人类指明长生久视之途，一种天无圆缺、人无生死、无饥无寒、无染无污、来去纵横如意，“寿活八万一千岁，十八童颜不老年”的境界。而达到这境界的唯一办法即修炼内丹。

黄天道流传有“九经八书”，现存中国、日本、俄罗斯通计6部，内含忏仪经文1部。除忏仪1部外，5部宝卷都以修炼内丹为宗旨。创教经典《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开宗明义，告诫信徒：

修行人，要知你，生来死去，依时取，合四相，昼夜功行，运周天，转真经，无有障碍，功圆满，心花放，朗耀无穷。坎离交，性命合，同为一体，古天真，本无二，一性圆明。（《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一分。此经藏俄罗斯彼得格勒东方研究所）

这种“性命兼修”、“昼夜功行”的目的是为了结丹：“三心聚，五气朝，辉天现地。采诸精，合一粒，昼夜长明。”“性命合，同一粒，黄婆守定。结金丹，九转后，自有神通。”（《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一分、第二分）在黄天道看来，兼修性命是逆生命之旅行进的一个过程，是对衰老、死亡的一种抗争，是对生命本源——天真之性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果是结金丹。他们认为一旦金丹炼就，就打破凡与圣，生与死的界限，所谓“还丹一粒，神鬼难知，超凡入圣机，包裹天地”，“牟尼宝辊上昆仑”，“赴蟠桃承续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