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道藏》所收《传授经戒仪注诀》载道教《太玄部》授经序次如下：

《太玄部》卷第一：《老君大字本道经》上；

《太玄部》卷第二：《老君大字本德经》下；

《太玄部》卷第三：《老君道经上道经下河上公章句》；

《太玄部》卷第四：《老君德经上德经下河上公章句》；

《太玄部》卷第五：《老君道经上想尔训》；

《太玄部》卷第六：《老君德经下想尔训》；

《太玄部》卷第七：《老君思神图注诀》；

《太玄部》卷第八：《老君传授经戒仪注诀》；

《太玄部》卷第九：《老君自然朝仪注诀》；

《太玄部》卷第十：《老君自然斋仪》。⒇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河上本《老子》在道徒所须授受的道教经典中均列于第二位，已充分说明了其在广大道徒心目中的地位，于此也可想见其流传之广。

再次，河上本《老子》也曾作为学校教材广泛流布。透过敦煌写卷，可知河上公注在唐以后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曾占有一席之地。约在晚唐抄写的敦煌写卷P.2721《杂抄》所列书目中包括河上本《老子》，而《杂抄》“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小型类书兼童蒙教育用书”（21），“其所列书目，实际上是当时敦煌地区公私学校所用基本教材，适用于农村、城市一般下层知识分子”（22）。事实上，河上本《老子》不单是敦煌学校所用的基本教材，也是唐代官定的教科书。《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曰：

（国子监）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以下注文）诸教授正业：《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每岁终，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而为之殿最。（23）

由此可知，未立唐玄宗御注《老子》前，河上公注充为国学教材。唐开元七年（719），以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取代河上注，但玄宗《御注道德经》所用《老子》经文仍为河上本（24）。又如P.3758《文子》、P.3592《道德真经疏》及P.2508《南华真经》亦属于唐代官定的道教学校的教科书（25）。据此，我们推测，敦煌地区的道教学校当然也会把河上本《老子》作为教科书。因此，以教科书的形式流布，也是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外，写经由中原地区流入敦煌地区而得以传播，可能也是河上本《老子》流传的一个渠道。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以政府颁赐道经的形式传入。特别是进入唐代以后，曾多次向地方颁赐道经。《混元圣记》卷九载唐玄宗天宝七年（748）诏：

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26）

又天宝元年（742）二月二十九日制曰：玄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27）。唐玄宗亲注《道德经》后，于天宝十四年（755）“分付宫观”（28）。通过上述各种途径颁赐的道经中当亦有河上本《老子》，从而相应地在敦煌地区得以流布。除了通过颁赐道经这种形式外，另一种可能就是由道徒、商人或使者由中原携至敦煌地区。

（三）

敦煌《老子》写卷中，以河上本为最多。河上本《老子》数量之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在敦煌地区流传之盛。溯其原因，大体有二：

首先，时代风尚影响所致。自汉至唐宋，《老子》多主河上本。即使是立唐玄宗开元御注之后，实际上也是御注、河上本兼行。《新唐书·刘子玄传》云：

开元初，（子玄）迁左散骑常侍。尝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左证其谬，当以古文为正；《易》无子夏传，《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二家兼行，惟子夏《易传》请罢。诏可。（29）

此段文字已暗示河上公注在当时流传之盛，不然，子玄不会欲废河上公《注》而请行王弼《注》。但最后结果是：河上公注不但未见衰微而且大行于世。上文所言众书引述及道徒传授修习河上本《老子》，均可见河上本《老子》之风行。特别是进入唐朝以后，皇帝为抬高自己社会地位，尊老子为先祖，并竭力推行道教，至唐玄宗时达到极盛。《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条云：

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30）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称老君。至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依旧号太上玄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31）

《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二十九年（741）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又云：“开元二十九年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这种崇道风气自然也会波及到敦煌地区。虽然敦煌地区一向以儒佛占统治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及其文化和整个中原传统文化一样，在敦煌地区已有长达数百年的传播历史，早已深入人心，即使在一定时期有所衰微（如吐蕃占领时期），却一直绵延不绝。约五百件敦煌写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敦煌《老子》写卷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是《老子》写卷数量众多，达数十件，且多为唐写本。二是敦煌道教写经有严格的程式规定，书写工整。如P.3725《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卷尾题记云“国子监学生杨献之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周再校。开元廿三年五月□日令史陈琛，宣德郎行主客主事专检校写书杨光乔，朝议郎行礼部员外郎上柱国高都郡开国公杨仲昌，正议大夫行礼部侍郎上柱国夏县开国男姚弈，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成纪县开国男林甫”，即表明此卷曾经过严格的三校程序，也说明对《老子》写卷的重视。从P.2380《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及P.2444《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2457《阅紫箓仪三年一说》、P.3233《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三卷末尾题记也可得到证明。另外也体现在有关敦煌的历史记载、文学作品、墓葬、壁画及雕塑当中（32）。如敦煌的宗教哲学思想对戏曲的风貌、品种、审美观念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戏曲“四功五法”的表演原则就是由《道德经》中所记载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学说衍生出来的（33）。正是因为不同时期政治、宗教、民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人们实际需要的相互作用，河上本《老子》得以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

其次，敦煌写经虽有宫廷写本，但更多的是道观寺院及民间写本。即便是宫廷写本，也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如P.2380《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云“大唐开元廿七年（739）二月一日，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说明即使是贵为皇帝的唐玄宗也受当时习俗的影响，出钱写经为宗庙及苍生祈福。而从更深层次上讲，河上本《老子》的风行与河上公注重视治身养生的思想不无关系。河上《老子注》重视开发老子思想中的修养理论和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符合唐代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切合了普通民众的需要。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河上本《老子》得以大行其道。确切地说，是更流行于下层社会。因为道教徒重视的是现实利益，他们写经主要是为了禳除灾祸或祈求福祉。而为了达到禳灾求福的目的，道徒就须抄写道经。相应地，一些道教经典便得以流传，其中当然包括河上本《老子》。王明先生曰：“作为一代通儒的刘知己斥河上公注为无有，盖其昧于河上公注在历史上之位置，而疾其以养生家言解《老子》。”（34）这是有道理的。又朱谦之先生曰：“《老子道德经》旧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本与敦煌本，多古字，亦杂俚俗。同在河上本中，又有北方传本与南方传本之不同。北方本以敦煌发现之六朝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35）因受历史条件所限，朱先生未能目睹更多敦煌《老子》写卷。确切地说，河上本《老子》北方传本一系当以敦煌发现之唐写本为代表。另外，迄今发现的敦煌《老子》写卷中未见王弼注本，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盖王弼注禀承魏晋崇尚空谈的玄学宗旨，重在《老子》哲学意蕴特别是玄学理论的阐释，比较符合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需要，而距离下层社会较远。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敦煌文献并结合相关材料，可知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流传甚广。这是与当时的时代风尚及河上《注》重视治身养生的思想等密切相关的。而道教徒为禳灾求福抄写或受持修习、政府颁赐以及作为学校教科书学习，是河上本《老子》传播的主要途径。

注：

（1）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页2436。

（2）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页2312下。

（3）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月，页2321上。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页64及页1393。

（5）参《旧唐书》卷102及《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

（6）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径山寺本）卷69《破邪篇》，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3月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页5。

（7）清·永瑢等撰（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月，页1242中。

（8）参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页293－304。

（9）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2月，页1254。

（10）李善注《文选》卷(《东京赋》。

（11）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页1604。其文云：《老子道经》曰：“‘鱼不可脱于泉，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谓权道也。理国权道，不可以示执事之臣。'”

（12）饶宗颐《〈想尔注〉与河上公〈注〉》，载《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1月，页82。

（13）指《老子》白文及注疏相关写卷，不包括《老子》序诀等，将相关写卷缀合后，约得五十件。

（14）参王三庆《敦煌类书》，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6月。

（15）先列有关敦煌写卷引河上本《老子》文字，然后以按语形式表明其出处，以便对照。录文中［］内文字，系据写卷行款及其它相关校本所补，［］内文字为其本字。

（16）参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台湾《汉学研究》第#卷第!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1986年12月。

（17）《道藏》第6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页925下。

（18）《道藏》第2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页749中。

（19）《道藏》第32册，北京：文物出版杜、上海：上海书店、天律：天津古籍出版杜，1988年3月，页187上。

（20）《道藏》第3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页170下－171上。

（21）周丕显《巴黎藏伯字第二七二一号〈杂抄·书目〉初探》，敦煌文献《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6月。

（22）颜廷亮著《敦煌文化》（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2月，页194。

（23）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月，页558。

（24）《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前言》（道教典籍选刊），王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8月，页7。

（25）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页3。

（26）《道藏》第1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页867中。

（27）《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条。

（28）参《唐会要》卷36及《旧唐书·玄宗本纪》。

（29）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页4522。

（30）“玄元”，引文因避讳原作“元元”，今回改。下同。

（31）宋·王溥撰《唐会要》（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6月，页865。

（32）参颜廷亮著《敦煌文化》（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第三章《敦煌文化中的宗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2月，页222－252。

（33）陆淑绮、李重申《敦煌古代戏曲文化史料综述》，《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页71－72。

（34）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页303。

（35）朱谦之《老子校释·序文》（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1月，页1-3。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