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约出于南北朝，一卷，收入《道藏》正一部。（24）本书原为早期天师道经典《正一法文》残卷之一，书中辑录五篇天师道戒科教令，即：“老君戒经”、“大道家令戒”、“天师教”、“阳平治”、“天师五言牵三诗”。该书叙说说戒，解释奉道持戒之理，劝人修持天师道五戒；还针对当时（曹魏时）正一盟威道组织混乱，科律废弛，要求诸道官道民清整道治，奉守教令，行善积德，以求太平长生。可见，《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主要是从加强道教自身建设出发，利用戒律来进行道教内部的整顿。

通过对于上述早期道教戒律建设的内容考察，我们看到南北朝是早期道教戒律的发展时期；我们也看到初创时期的道教是离不开道教戒律的，也只有戒律建设才能很好地规范道教和发展道教；我们还看到道教戒律对于早期道教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妁，其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二、全盛时期道教的戒律建设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葛洪、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等先后对道教加以整顿和改造，使道教逐渐从分散的原始状态进入了相对统一的成熟阶段，由民间宗教逐渐趋向贵族宗教，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统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逐步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传统宗教，为隋唐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魏晋至唐宋时期道教戒律著作

南北朝以后，随着新道派的纷呈和宫观制度的兴起，规范与约束道士言行的戒律也逐步完善起来。唐宋时的道教进入了它发展史上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戒律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具体表现为：重视道教戒律建设的高道辈出，道教戒律的经书发展迅速。根据道经“三洞”、“四辅”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窥见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各道派的戒律受持情况。在明《正统道藏》中，三洞部·戒律类共收道教戒律类经文２９种，其中洞真部·戒律类１２种，即：《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戒》、《三洞众戒文》、《太微灵书紫文仙忌真记上经》、《虚皇天尊初真十戒文》、《太上九真妙戒金箓度命拔罪妙经》、《太上十二上品飞天法轮劝戒妙经》、《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赤松子中诫经》、《太微仙君功过格》、《太清五十八戒文》、《玄都律文》等，洞玄部·戒律类收有１１种，即：《太上洞玄灵宝上品戒经》、《太上玄一真人说三途五苦劝戒经》、《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上清众真教戒德行经》、《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太上洞玄灵宝宣戒首悔众罪保护经》、《上清骨髓灵文鬼律》、《太上洞玄灵宝法身制论》、《要修科仪戒律钞》、《斋戒箓》等，洞神部·戒律类收有６种，即：《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戒经》、《太上老君经律》、《太上经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师教诫科经》等。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四辅没有分类，其中涉及道教戒律的经书主要有：太玄部的《云笈七签》，太平部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道门经法相承次序》、《道教义枢》、《无上秘要》等，正一部的《太上出家传度仪》、《三洞修道仪》、《传授经戒仪注诀》、《正一修真略仪》、《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等。以上每一种戒律经文中都有很多非常具体的戒律条文，且内容十分丰富，范围也非常之广。

从上述诸多戒律及其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发现道教戒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过程，它的这一过程结合和适应了不同时代、不同道派的发展需要；我们还发现，道教戒律的繁简又与这一时期的道教盛衰有着密切关系。唐宋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高峰，道教戒律也最为丰富，并出现了一些在戒律建设方面很有影响的高道和戒律经文，如：唐代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唐代张万福《三洞众戒文》，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等，都是影响后世道教的重要戒律经文。

（二）朱法满与《要修科仪戒律钞》

朱法满是唐代玉清观著名道士，所编撰的《要修科仪戒律钞》一书，是唐代道教戒律建设的代表之作。该书约出于唐代初期，为道教科戒的类抄，摘引了５０余种道书，主要有：《九天生神章》、《真藏经》、《太真科》、《太平经》、《本相经》、《升玄经》、《本际经》、《明真科》、《四极明科》、《登真隐诀》、《玄都律》等。（25）全书共十六卷，收入《道藏》洞玄部戒律类。（26）书中分类抄录道教各种科仪戒律，所引道书皆为六朝至唐初之三洞经戒科仪。其中，卷一至卷二辑录道士传授、讲诵道经之科仪；卷三录道教弟子奉师礼仪；卷四至卷七辑录各种戒律愿念；卷八至卷九辑录各种行斋科仪；卷十至十一辑录治屋、治名、治所属、治室之法，以及各种上章奏表科仪；卷十二至十四抄录各种行道结缘之杂仪；卷十五至十六辑录道士及各种人等疾病丧葬之仪。“全书征引广博，编次有序，是研究六朝隋唐道教科戒制度的重要典籍”，（27）也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道教戒律建设的重要标志。

（三）张万福与《三洞众戒文》

张万福是唐代长安清都观著名道士，又称张清都，后授大德称号。玄宗时亲为金仙、玉真二公主授道录，为三洞高功法师。著有《三洞众戒文》、《三洞法服科戒文》、《传授三洞经戒法录略说》、《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灵立成仪》、《洞玄灵宝无量度人经诀音义》、《太上洞玄灵宝三洞经诫法录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等。（28）在张万福众多著作中，又主要是以戒律著作为主，其中《三洞众戒文》、《三洞法服科戒文》、《传授三洞经戒法录略说》都是具有一定影响的道教戒律著作。《三洞众戒文》原书二卷，《道藏》本合为一卷，收入洞真部戒律类。卷首作者自序称：三洞诸经，说戒多矣！学道求真，莫不先持斋戒。故《灵宝升玄不虚章》云‘皆从斋戒起，累功积宿缘'”。（29）可见，《三洞众戒文》是作者从诸经中录出的戒文，旨在方便道士诵习持守，戒除恶行。书中所录戒文有：“始起心入道三归戒文”、“灵宝初盟闭塞六情戒文”、“三戒文”、“五戒文”、“三诀文”、“八败文”、“十三禁文”、“七百二十门要戒律诀文”等。作者在编录戒文的同时，还略说受戒持戒之法次要旨，强调以守心制心为奉戒之本。因此，《三洞众戒文》是一本方便道众使用的戒律手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洞法服科戒文》系抄录道经《天师请问法服品》而成。经文假托太上授天师张道陵法服、法具，为之解释各等仙真所穿法服之区别。太上又为天师说科戒四十六条，规定道士穿戴、脱去、制作、放置法服之规章禁戒。据天师称：凡不依科戒，“应服不服，非服而服，皆四司考魂，夺算一千二百”。（30）可见，《三洞法服科戒文》是对于规范道士法服方面的戒律条文。《传授三洞经戒法录略说》共二卷，收入《道藏》正一部。该书主要述说了传授道教经戒法录之阶次，并解说其要旨。谓道士“凡初入法门，皆须持戒。戒者，防非止恶，进善登仙。众行之门，以之为键”。又称：“学道不修斋戒，徒劳山林”。（31）书中最后记录唐代金仙、玉真二位公主在长安两次接受道教法录之盛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张君房与《云笈七签》

张君房是宋代著名道士，为宋真宗时进士，曾任尚书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御史台等职，后谪官。大中详符五年，被荐主持编修校正秘阁《大宋天宫空藏》４５８５卷。天禧三年写录成七藏以进之。张君房从中又择其精华，编成《云笈七签》一百二十卷。该书“是研究北宋以前道教经典教义及其方术、历史之重要资料”。（32）《云笈七签》卷三十七至四十专门介绍道教戒律，是宋代道教最全面的戒律著作。主要有：五戒十善、玉清经本起五戒、智慧本愿大戒、十善劝助戒、太霄琅书十善十恶、思微定志经十戒、妙林经二十七戒、老君想尔戒、老君二十七戒、老君说一百八十戒、老君说五戒、化胡经五戒、大戒经十戒、百病百药、初真十戒、清戒、女真律戒、太上黄素四十四方经戒、金书仙志戒、上清大洞戒、灵宝戒、八戒，等等。可谓是宋代道教戒律的集大成著作。

从唐代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和《云笈七签》岁手的戒律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十善劝助戒、定志经十戒、大戒经十戒、玉清经本起五戒、老君想尔九戒、老君二十七戒、老君百八十戒、百病百药戒等，为唐宋时期道教的基本戒律。由此我们也看出，道教在全盛时期的戒律建设情况是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的许多道教戒律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明清时期道教的戒律建设

和唐宋时期的道教相比，明清时期则是道教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主要原因是“道教本身创新方面建树不多，故道教逐步衰落”。（33）明清以后，道教日趋衰微，道教戒律也日渐松弛，曾经纷繁、复杂、苛酷的道门戒律渐不为人知，失去了它的约束力、影响力和宗教意义。于是，道内有识之士，又力图在整顿革新中重整道教，他们的共同做法，又都是强调规戒、坚定信仰。这里仅举明代天师张宇初和清代龙门中兴之主王常月二例来加以说明，并从中窥见明清时期道教的戒律建设情况。

（一）张宇初与《道门十规》

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掌教后，很快意识到道教所面临的危机，思图整顿革新。针对当时道教戒律松弛、道风不纯的问题，撰成《道门十规》，以“激励流世，昭宣圣制，永为奕世绳规”。（34）他从加强教内规戒入手，继承全真教风，清整清规戒律。针对当时道教组织松散、戒律松弛之弊，张宇初提倡初期全真派的道风，强调恪守清规戒律，这是重整道风的首要任务。他在《道门十规》中告诫道士“其初入道，先择明师参礼，开发性地，恪守初真十戒”，以此来“收悉身心，操持节操”。（35）也就是说，学道之人，首要任务是强调信仰，守持规戒。而信仰与持戒又是相互影响的。可以想像，一个没有信仰的道士，是不可能恪守戒规的。所以“凡行持之士，必有戒行为先”。同时，张宇初还从历史教训出发，规诫正一道士说：“至若赵归真、林灵素之徒，偶为世主所崇尚敬礼，既为富贵所骄，有失君臣之分，过设夸诞之辞，不以慈俭自守，亦取议当时后世多矣，是切为后戒！”（36）要求道士要以信仰为重，以持守戒规为要，千方不要过于追求名利富贵，因为这不是一个真正道士的所为。张宇初心目中的道士标准，是符合道教教义思想的，这不仅是当时道教徒应该遵守的，而且即使当代道教徒也是值得提倡的。

（二）王常月与《碧苑坛经》

全真派在明代虽然较为沉寂，但清初却稍有中兴之象，涌现出一批高道，其学说有人发挥，教理、教义有人阐扬，其中最有影响的首推著名道士王常月。王常月自幼喜好读书，于《老》、《庄》、经史无不涉猎。二十岁外出求师，两遇龙门六祖赵复阳，受其“天仙大戒”，后隐居华山。明末，至北京白云观，被推任为住持。清世祖顺治时封为国师，赐紫衣，开坛传戒。收授道徒千余人。“是全真教教门内公开传戒的第一人”。（37）后又至南京，在江浙一带传戒收徒；又往武当山传授道戒。所传戒法分“初真”、“中极”、“天仙”三等，亦称“三坛大戒”，为全真教派授戒法规。通过王常月的努力，使久衰的全真龙门派得到恢复和发展。

王常月有感于明季“玄风颓敝，邪说流行”，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为自任，以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他在继承《全真清规》等戒律思想的基础上，著《初真戒说》，其弟子根据他在南京说戒的记录整理而成《碧苑坛经》。王常月的道教戒律思想主要体现在《碧苑坛经》和《初真戒说》二书中。全真道初创时期，戒条简单，尚无繁文缛节。据《钵鉴续》载，赵真嵩对王常月说：龙门戒法自邱处机以来，代代皆“单传秘授，不能广行”，四百年来未显于世，致使道门戒律威仪衰颓不振，特以“三百年来独任之事”咐嘱王常月，命他待时而出，传戒宏教。于是，他清整戒律，端正道风，强调“戒行精严”，并对此作了诠释，即“降心顺道唤作戒，忍耐行持唤作行，一丝不染唤作精，一毫不犯唤作严。始终不变唤作持戒，穷困不移唤作守戒”。《碧苑坛经》共２２篇，既讲修炼次第，又讲修炼方法。提出入道学仙，须按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缘、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静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戒二十要，以此修行；并须严持初真、中极、天仙三极道戒，以戒、定、慧为渐进之基。实际上，王常月是将内丹修炼理论贯穿于戒律说中，强调明心见性，认为“命在性中”，明心见性须从持戒降心、日用常行中去朴实用功，性见则命在，亦是得道。因此，王常月的说戒，重点强调“戒行精严”。并认为“仙圣无门，皆从戒入；圣贤有路，皆自戒行。”（38）还认为“持戒在心，如持物在手，手中之物，一放即失，心中之戒，一放即破。世间王法律例，犯则招刑；天上道法，女清戒律，犯则受报。”（39）可见，在王常月的心目中戒律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王常月中兴龙门的一个有力武器就是道教戒律建设，他不仅十分看重道教戒律的作用，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戒律。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道教戒律建设的代表作主要是《道门十规》和《碧苑坛经》。经张宇初和王常月在戒律建设方面的努力，虽然在加强道教自身建设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道教总体已趋于衰落趋势，所以对于道教的发展收效甚微。当然，他们在道教戒律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当代道教徒学习的，他们为道教戒律建设不懈努力的精神是值得加以弘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