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如果《周易参同契》为汉代魏伯阳所出，葛洪当知此书，而《抱朴子·遐览篇》却未列《周易参同契》。

３．《神仙传》与《抱朴子》异例，疑非葛洪所作。《神仙传》所言《周易参同契》为汉代魏伯阳所出，难以为凭。

４．古有易纬名《参同契》，非今之《周易参同契》。后人以之为同一种书，故以《周易参同契》为汉之古书，误。

陈国符先生在马叙伦先生所论的基础之上，提出：⑴汉代有《易纬参同契》一书。⑵古丹经不用易理。如“《太清金液神丹经》（西汉末东汉初出世），《黄帝九鼎神丹（经）》或《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亦于西汉末东汉初出世），《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方（经）》（又收入《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卷下，此经韵文于西汉末、东汉初出世，故《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丹方经》亦于西汉末、东汉初出世），《太徽灵书紫文琅玕华丹真经》（此经有单行本，又收入《皇天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上经》，《太徽灵书紫文琅玕华丹上经》韵文最早于萧齐时代出世，详见拙著上清经箓出世朝代考）《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经考定于东汉末曹魏初出世），以上诸古丹经皆不及《易》理。东晋葛洪《抱朴子》金丹篇、黄白篇，皆不用《易》理。”（陈国符著《道藏源流续考·中国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第６４—３５２页、６５—３５３页，明文书局１９８３年３月版。文中注为陈国符先生自注）⑶今本《周易参同契》附会易象以论内外丹。（因内外丹在道教中的兴盛的时间各异，以此推论，则《周易参同契》不可能为同一时代、同一作者所为。于此，陈国符先生引有马叙伦先生论《易纬参同契》，认为在《易纬参同契》外，另有人伪作另一种参同契，附会易象，以论神丹。后人转揉而一之，以成今本《周易参同契》）⑷宋代行世《周易参同契》，本子很多，差误衍脱，莫知适从。陈国符先生举宋代行世《周易参同契》本子的不同分章情况；又从目录学的角度，如《周易参同契》三卷，汉魏伯阳撰，抱素子注；又五卷，翟直躬注；《阴阳统略周易参同契》三卷，徐从事注；《阴真君周易参同契》三卷（正统道藏收阴长生《周易参同契注》三卷）；《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正统道藏收彭晓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章，当即此书）；《参同契五相类》一卷，汉魏伯阳撰等等，认为诸书标题虽相似，而文字、分章与否，分章则分多少章，各不相同。由此说明判定《周易参同契》一书的确切时代、作者等问题的不易。

对于马叙伦先生、陈国符先生关于《周易参同契》一书成书年代的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萧汉明、郭东升两先生在《〈周易参同契〉研究》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驳意见：其一，马先生在目录学方面的失误。如前所述，胡渭已确认新旧《唐志》皆著录有《周易参同契》一书；而《隋志》因隋建国后仅维持了二十七年，根本没有可能从事全面的搜集图书的繁重任务，故以《隋志》证伪的可靠程度尚不及新旧《唐志》大。其二，关于《易纬参同契》问题。《易纬》诠注，以郑康成、宋均两家著称。从可考历史文献未见有郑、宋注《契》之事，仅以《参同契》篇名与《易纬》相仿，推断《参同契》原本出自《易纬》不成立；亦不能以《参同契》“日月为易”四字推论《易纬》中有《参同契》，虞翻《易注》中有“易谓日月”，不能因此而认定虞翻《易注》亦是易纬中的一篇；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所引《契》言，同于今之《参同契》的通行书，今之《参同契》承袭汉易尤多，故不可能为“后人转揉而一”；经学的流传受地域和师承的制约，一些炼丹家和炼丹书不引《易》象，是正常的。其三，《云笈七签》中的《神仙传》非伪书。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序》云其著《神仙传》，《隋志》、新旧《唐志》、《宋志》、《太平御览》皆著录；《云笈七签》为《大宋天宫宝藏》的缩编本，故《云笈七签》中的《神仙传·魏伯阳传》应为葛洪所撰。彭晓常以己意述引文，其《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所引《神仙传》文中，夹杂有己意，不能用来证伪。其四，《遐览篇》不能证《周易参同契》为伪书。《抱朴子·遐览篇》只著录《魏伯阳内经》，不及《参同契》、《五相类》。但《遐览篇》只载葛洪未藏图书之目。因此，它对《神仙传·魏伯阳传》、魏伯阳著《参同契》、《五相类》，都不具备证伪的作用。（详见萧汉明、郭东升著《〈周易参同契〉研究》第１６页至第２６页，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潘雨廷和孟乃昌两位先生对《周易参同契》的真伪及成书年代也进行了考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道教协会编有“道教知识丛书”，《周易参同契考证》就是其中的一本，由潘雨廷、孟乃昌两位先生所著。其中，潘雨廷先生考证了跟《周易参同契》密切相关的魏伯阳、徐从事、淳于叔通大致的生活年代，通过对今本《周易参同契》文本的分析，说明他们三者与今本《参同契》的成书有直接关系。潘先生认为徐从事曾笺注《周易参同契》，并同意朱熹认为今本《周易参同契》后之《赞序》可能即为徐从事所作的观点：且“《参同契》一书，实为三人之言，主要作者为魏伯阳，内容为四字句的《参同契》，当魏氏回乡里，更以示淳于翼（即淳于叔通），翼为之作《乱辞》与《鼎器歌》，宜魏氏又为之补作《五相类》。”（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１６—１７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而“淳于翼之年纪基本可确定。魏氏授以《参同契》，当在梁翼被刺前后，即以梁翼被刺年论（公元１５９年），翼约五十岁左右，伯阳可能长十岁左右，徐从事可能更长于伯阳二十岁左右。而《参同契》之书，约当顺帝（公元１２６－１４４年在位）末成于燕间，徐氏之上篇亦成。魏氏归会稽后，与翼相见而更撰《五相类》，即在梁翼被刺前后。经叔通之力，可于桓灵之际（公元１６７年）行于会稽。”（同上第１６—１７页）潘先生的考证说明今本《周易参同契》的主要内容在后汉时期已经基本成型。孟乃昌著有《〈周易参同契〉的著录和版本》一文，对《周易参同契》著录情况进行考察，以说明其确为东汉魏伯阳所撰，不是伪书。孟乃昌，孟庆轩两位先生还编有《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一书，由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孟先生的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首先，《周易参同契》传本在正文最后有内证，即“委时去害”这一段内隐“魏伯阳著”四字。这是东汉时代廋辞，即早期谜语。（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２１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其次，从内容上，“《周易参同契》对此经典的引用，是精心设计的。如：于是仲尼赞鸿蒙，乾坤德洞虚。稽古当元皇，关睢建始初。昏冠气相纽，元年乃牙滋。”（彭晓注本第十一章原文）经过历代注释，到清代才弄清楚，这原来是依次采用儒家六经《易》、《书》、《诗》、《仪礼》、《春秋》的第一句话，组成对创世、人类社会、男女成婚、生育下一代，即由自然到人类繁衍的全过程的叙述。巧妙之处不仅在于都选取了上述经典的第一句话，而且上述经典的引用顺序也正是汉代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之《六艺略》所举的顺序，而不用《庄子·天下》、《庄子·天运》的经典顺序，这在当时恰是对新提法的引用。而且我们研究表明，这六经中缺少《乐经》，正是汉代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争论点之一，前者主张没有《乐经》，后者主张有而亡于秦火。《契》的成书正处于今、古文经学斗争互为消长的时代。”（孟乃昌、孟庆轩辑编，《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第３－４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北京第１版。）孟乃昌先生还披阅《道藏》，检出唐宋炼丹术原著二十六种，摘出引《周易参同契》句子七十余条，分布于今本处甚为匀称，故唐以来本子即与今本接近。（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第２１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第三，《周易参同契》著录于正史虽较晚，只能说明官方收藏情况，但该书自问世以来，私家著述却不绝如缕，有所提及。孟先生举的例子有：三国虞翻撰《易注》九卷，亦曾注《周易参同契》。根据在于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有：“易字下曰：‘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而今本《参同契》确有“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句子；晋葛洪《抱朴子·遐览》有《魏伯阳内经》，似即《周易参同契》；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有：“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今本多作“吉”，这是指《参同契》四句廋辞隐“魏伯阳造”四字那一段；南梁陶弘景《真诰》卷十二有注：“《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人淳于叔通受术于徐从事……”；唐刘知古《日月玄枢篇》有：‘刘子曰：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道藏》托名阴长生注本与容字号无名氏注本，过去重视不够。陈国符以《唐书·地理志》等考订此书二本为唐本，孟先生还以唐代有关丹书的内容对此两种《参同契》注进行考证，证明其为唐本。（以上内容见潘雨廷、孟乃昌著《周易参同契考征》第２１至２４页，中国道教协会１９８７年编。）第四，唐以来，官修史书对《周易参同契》一般均有著录。如《旧唐书·经籍志》丙部五行类：《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周易五相类》一卷，魏伯阳撰。《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二卷，又《周易五相类》一卷。《宋史·艺文志》沿之而扩大。郑樵《通志·艺文略》始别立《参同契》一门，载注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等。五代及其以后，彭晓、朱熹、陈显微、储华谷、俞琰、陈致虚、蒋一彪、朱元育、张文龙、仇兆鳌等注本更是层出不穷，不绝如缕。（同上第２１页）

结合上述诸先生的考证，我们认为《周易参同契》并不是伪书，其主体内容应是出自于汉代，与汉代流行的黄老学和金丹道教有关。至于今本《周易参同契》在内容和结构上存在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许多学界前辈都作出了说明。如宋元时期的俞琰认为《周易参同契》可能不像彭晓所说是由魏伯阳一人所作，徐从事、淳于叙通可能对之进行笺注，这些笺注的文字有可能被渗入《周易参同契》本文，造成经文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混乱；明杜一诚在俞琰之说的基础上，开始将《周易参同契》进行内容的重新分类，以四言为魏伯阳之经，五言为徐从事之注，《赋》、《乱辞》及《歌》为《三相类》，乃淳于叔通之补遗；潘雨廷先生基本以四言为魏伯阳作，五言及《赞序》可能为徐从事所作，“五位相得而得有合”为《五相类》的内容，可能为魏伯阳晚年所作（也可能为淳于叔通所作），而《乱辞》的文风与四言经不类，则可能为淳于叔通所作；孟乃昌先生也认为《周易参同契》四言、五言、骚体、鼎器歌，可能分属不同作者。他说：“关于《周易参同契》的作者，也应说几句话。若干时间以来，基本以魏伯阳为作者，彭晓本的序言尤为力倡。如前所述，经考证得知容字号无名氏和托名阴长生注本实早于彭晓。而这两本的序言均提出徐从事据古经写《契》，授淳于叔通，后又传魏伯阳。这与唐代《日月玄枢篇》的提法一致。从《契》文有‘八石正纲纪’和‘八石弃捐’不同，‘始文使可修，终竟武乃陈’和‘首尾武，中间文’不同，可证《契》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委时去害……’的廋辞，嵌有‘魏伯阳著’，可能有一部分四言句就是魏伯阳写的。而五言句、三言句是徐从事、淳于叙通写的。内容表明，五言句实为经，四言句为传。古代传统认识《诗经》是四言句，后来才有‘古诗十九首’等五言韵文，故有人认为《契》四言为经，五首为传，这是将文字传统不适当地推衍了所得出的结论。”（孟乃昌、孟庆轩辑编《万古丹经王一〈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萃》第５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北京第１版）萧汉明先生则肯定《周易参同契》的五言句为《参同契》，四言句为《五相类》，它们的作者均为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结构变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约当后汉末至两晋，《参同契》（五言句）、《五相类》（四言句）各自为篇。第二阶段，南北朝至隋唐，《参同契》二卷、《五相类》一卷。第三阶段，隋唐之际，《周易参同契》上、中、下三篇。第四阶段，明以后出现以四言句为经、五言句为传的《古文参同契》。（详见萧汉明、郭东升著《〈周易参同契〉研究》第３８页至第４０页，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总之，虽然我们不能说今本《周易参同契》的内容和结构形式完全等同于后汉时代的《参同契》，甚至也不能说后汉时代的《参同契》就已经采用了《周易参同契》这一书名，但就今本《周易参同契》的主体内容来讲，它们均完成于后汉时期。在这一点上，诸位专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故《周易参同契》可以确定为汉代金丹道教的作品。

对于《周易参同契》与《易》的关系，朱熹有一说明：“按魏书，首言《乾》、《坎》、《坤》、《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统岁功，其所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初未尝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传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一周天之数，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则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候二十四气之至而渐加焉。”（朱熹著《周易参同契考异》，《道藏》第２０册，第１３１页。）认为《周易参同契》一书对于《周易》，尤其是汉易的卦气说、纳甲说以及卦、爻的阴阳变异原理用于道教的丹道修炼。将易学的原理用于道教的丹道修炼为什么是可能的，正如《周易参同契》所说：“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即所谓《周易》之道、黄老之道、炉火之理，三者可以相参相同，其究为一，故名之为《周易参同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周易参同契》中，《易》的原理脱离开其在汉易经学中的原有形式，被用来解释道教炼丹的理论，无论其内容还是意义，都与汉代经学易有着差异。因此，《周易参同契》确立，可以意味着道教易学的确立。朱伯崑先生认为“《参同契》的一大特征是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炼丹术中的化学知识，标志着阴阳五行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但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又是同易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从孟京易学到《易纬》，到郑玄、荀爽解易，都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进而发展了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在这种情况下，魏伯阳则将阴阳五行学说，归之为《周易》的系统，从而把《周易》奉为炼丹术的理论基础。”（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上册第２１４、２１５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孟乃昌先生认为，“《周易参同契》以《周易》为总的指导思想。《周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三才之道也。’《周易·说卦》也说：‘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周易参同契》有：‘上察河图文，下序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合考三才。’亦即《参同契》遵循《周易》，前者运用后者的基本思想于天、地、人。”（孟乃昌、孟庆轩辑编，《万古丹经王——〈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第４１０－４１１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北京第１版。）认为炼丹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要与天地相参。天地人三才的思想是《周易》的重要思想，孟先生认为《参同契》吸收了《周易》的这个思想，来构建其道教炼丹的理论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前辈学者对于《周易参同契》所创立的道教易学的理论特色以及为什么《周易参同契》要引《易》入道，已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说。由此，我们可以说，《周易参同契》意味着道教义理与《易》学理论的系统融合，是道教易学确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