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与早期道教 (2)

中国道教2006年第1期 韩吉绍、张鲁君

2013-07-23 19:10:45

在魏晋时期还有一种关于镜的思想在道士们中间流行,即镜的照妖作用。《抱朴子·登涉》篇曰: 

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却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昔张盖蹋及偶高成二人,并精思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隐!于是二人顾视镜中,乃是鹿也。因问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未绝,而来人即成鹿而走去。林虑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数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后郅伯夷者过之宿,明灯烛而坐诵经,夜半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对坐,自共樗蒲博戏,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执烛起,佯误以烛烬其衣,乃作燋毛气。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于是遂绝,乃镜之力也。⒀ 

这种思想从何而来!福永光司认为“大概是源于《淮南子·淑真训》的(明镜)形物之性也的思想加以神化而来的”⒁ 。另外《淮南子·修务训》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这种本来十分平常的物理功能后来被夸大,《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七》引《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有方镜,广九寸,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煞(杀)之。”⒂ 这里秦镜能够照出人身体的内部结构即是这种夸张的杰作。在《太平经》中,这种倾向得到进一步继承,“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镜也,不失铢分”⒃ ,“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与不得,其事立可观也,不但暗昧,昭然清白。神道至众,染习身神,正心意,得无藏匿,善者出,恶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镜之式也”⒄ 。 

汉末三国时期,众多方士道人“入山精思”,由于古代人烟稀少,入山会碰到种种危险,“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皆谓偏知一事,不能博备,虽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入山也”。为此,要入山必须要严格遵守一定的程序,配带入山符,携带铜镜。葛洪所见的经书中有一部专门讲入山的《入山经》。在这里,镜的清晰映照物体的功能被充分夸大,一切妖魔鬼怪均会在镜的映照下现出原形的思想应运而生。 

铜镜在先秦时期基本上是被视为普通之物,用于日常生活,但经过两汉谶纬神仙思想改造后,被道教应用于宗教修炼,主要形成三种思想:存神、分形术及照妖镜。⒅葛洪在郑隐那里见到的众多经书中与镜有关的有《入山经》、《四规镜》、《明镜经》、⒆《日月临镜经》等多部。其时郑隐已经年逾八十,后来预感晋室将乱,于公元302年东投霍山,不知所终。而吴国灭亡于公元280年,从时间上推测,这些经书在吴灭以前就已经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至迟在晋之前镜用于道教修炼的理论已经完全成熟。这些理论被后来同样发迹于江东的上清派和灵宝派所继承,在他们的早期经书如《上清明鉴要经》、《太上明鉴真经》、《灵宝道士明镜法》等书中均记载有详细的修镜法。到了唐代,上清派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著《上清含象剑鉴图》,另有《上清长生宝鉴图》、《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等集中讨论铜镜的道经,唐宋其他一些道经中亦有零散的镜法材料,另外镜的思想也被用于道士炼丹。当此之时,镜的地位与作用与过去相比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理论上已没有多大创新。宋代之后,由于内丹术盛行,镜的地位逐渐下降,一些思想流向民间,对文学、民间宗教及信仰影响较大。 

注: 

①②③④⑤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06页,740页,723-724页,14页,292页。 

⑥⑧⑨⑩⑾⑿⒀⒃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48-250页,62页,299页,298-299页,297页,298页,274页,154页。 

⑦《广弘明集》卷5,《三国志·方技列传》《裴注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注引。 

⒁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其思想的源头》[A],刘俊文主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06页。 

⒂笔者引用时根据《四库家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西京杂记》中的相关内容作了一定改动。 

⒄《太平经合校》718页,这里出现了“照镜之式”,说明当时确实已经将镜用于修炼,但由于资料匮乏,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⒅}还有一种关于镜的思想,即在炼丹炉上植刀和镜,它的出现可能在葛洪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很流行。严格地讲,这种思想是汉末三国时期业已形成的道教镜的思想在炼丹中的应用。 

⒆王明在《抱朴子内篇校释》中认为《四规镜》、《明镜经》应为《四规明镜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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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教2006年第1期 韩吉绍、张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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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魏晋时期还有一种关于镜的思想在道士们中间流行,即镜的照妖作用。《抱朴子·登涉》篇曰: 

    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却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昔张盖蹋及偶高成二人,并精思于蜀云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隐!于是二人顾视镜中,乃是鹿也。因问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言未绝,而来人即成鹿而走去。林虑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数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后郅伯夷者过之宿,明灯烛而坐诵经,夜半有十余人来,与伯夷对坐,自共樗蒲博戏,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群犬也。伯夷乃执烛起,佯误以烛烬其衣,乃作燋毛气。伯夷怀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余犬悉走,于是遂绝,乃镜之力也。⒀ 

    这种思想从何而来!福永光司认为“大概是源于《淮南子·淑真训》的(明镜)形物之性也的思想加以神化而来的”⒁ 。另外《淮南子·修务训》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毫,可得而察。”这种本来十分平常的物理功能后来被夸大,《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七》引《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有方镜,广九寸,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煞(杀)之。”⒂ 这里秦镜能够照出人身体的内部结构即是这种夸张的杰作。在《太平经》中,这种倾向得到进一步继承,“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镜也,不失铢分”⒃ ,“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与不得,其事立可观也,不但暗昧,昭然清白。神道至众,染习身神,正心意,得无藏匿,善者出,恶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镜之式也”⒄ 。 

    汉末三国时期,众多方士道人“入山精思”,由于古代人烟稀少,入山会碰到种种危险,“凡为道合药,及避乱隐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皆谓偏知一事,不能博备,虽有求生之志,而反强死也。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伤刺,及惊怖不安;或见光影,或闻异声;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堕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轻入山也”。为此,要入山必须要严格遵守一定的程序,配带入山符,携带铜镜。葛洪所见的经书中有一部专门讲入山的《入山经》。在这里,镜的清晰映照物体的功能被充分夸大,一切妖魔鬼怪均会在镜的映照下现出原形的思想应运而生。 

    铜镜在先秦时期基本上是被视为普通之物,用于日常生活,但经过两汉谶纬神仙思想改造后,被道教应用于宗教修炼,主要形成三种思想:存神、分形术及照妖镜。⒅葛洪在郑隐那里见到的众多经书中与镜有关的有《入山经》、《四规镜》、《明镜经》、⒆《日月临镜经》等多部。其时郑隐已经年逾八十,后来预感晋室将乱,于公元302年东投霍山,不知所终。而吴国灭亡于公元280年,从时间上推测,这些经书在吴灭以前就已经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至迟在晋之前镜用于道教修炼的理论已经完全成熟。这些理论被后来同样发迹于江东的上清派和灵宝派所继承,在他们的早期经书如《上清明鉴要经》、《太上明鉴真经》、《灵宝道士明镜法》等书中均记载有详细的修镜法。到了唐代,上清派著名道士司马承祯著《上清含象剑鉴图》,另有《上清长生宝鉴图》、《神仙炼丹点铸三元宝照法》等集中讨论铜镜的道经,唐宋其他一些道经中亦有零散的镜法材料,另外镜的思想也被用于道士炼丹。当此之时,镜的地位与作用与过去相比虽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理论上已没有多大创新。宋代之后,由于内丹术盛行,镜的地位逐渐下降,一些思想流向民间,对文学、民间宗教及信仰影响较大。 

    注: 

    ①②③④⑤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06页,740页,723-724页,14页,292页。 

    ⑥⑧⑨⑩⑾⑿⒀⒃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48-250页,62页,299页,298-299页,297页,298页,274页,154页。 

    ⑦《广弘明集》卷5,《三国志·方技列传》《裴注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二十九》注引。 

    ⒁福永光司:《道教的镜与剑——其思想的源头》[A],刘俊文主编,许洋主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406页。 

    ⒂笔者引用时根据《四库家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西京杂记》中的相关内容作了一定改动。 

    ⒄《太平经合校》718页,这里出现了“照镜之式”,说明当时确实已经将镜用于修炼,但由于资料匮乏,无法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⒅}还有一种关于镜的思想,即在炼丹炉上植刀和镜,它的出现可能在葛洪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唐宋时很流行。严格地讲,这种思想是汉末三国时期业已形成的道教镜的思想在炼丹中的应用。 

    ⒆王明在《抱朴子内篇校释》中认为《四规镜》、《明镜经》应为《四规明镜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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