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谱续谱之风盛行 民间修家谱热调查(2)

未知 弄玉公子

2011-04-23 17:35:24

 

爷爷修谱他续谱   

山西中医学院的辛存寿是个幸运的人。他老家原平市上院村的辛氏族谱从未失散,而且就保存在他家里。他从2002年开始和族人筹议续谱,8年后终告完成。   

辛存寿的祖父参与了上一次修谱,因为没文化,只能做一些辅助工作。辛存寿是大学老师,他这一次做了本族族谱的主编。辛存寿说,做完这件事,多会儿想起来都自觉可以无愧于先祖和故乡了。   

在《原平上院辛氏族谱》后记中,辛存寿引用了关于杜鲁门总统的一则轶事:有记者问杜鲁门的母亲说,你为有一个做总统的儿子自豪吗?老太太回答:"当然,但我还有一个在农场种土豆的儿子,我同样为他感到自豪。"辛存寿力求在新续族谱中体现同族平等的意识,避免旧族谱常见的弊病。   

辛存寿还在新的族谱中创设了多项极具史料价值的新增项:请同村的外姓嘉宾参与续谱,并附简略的同时代、同村中其他姓氏谱系,使同代人可互相印证。特为上世纪住过上院村的知青辟出一小节,列出了50多个知青的名单和来、去年月,记录这段特殊历史。试行"双血亲"式叙谱法,对本族女性从哪村哪家嫁过来,或嫁往何村何人,并附有对方男性所在他们族谱中的行辈、页码数,使数十年婚嫁网络可互相参证。专列一表,列出1940年入谱的人,到本次修谱时仍然健在者,共166人。绘制本村村庄地图和田亩地图,以备地名变迁后对照。收集了作者所处年代仍存活的本村方言俗语、节令习俗等民俗资料,将族谱放置在了一个立体可感的鲜活环境中。   

最细致的,是辛存寿让编篡者收集了入谱族人的"所有名字",这个看似"多事"的做法,在像原平这样的晋北地区,其实意义非凡--   

辛存寿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2008年,续谱小组统计自上次修谱到现在还健在的人,按岁龄来算,1927年出生的辛命小算一个。但检查了好几遍,上一次的谱上也没有"命小"这个名字。人们再问命小老汉还有没有其他名字,命小告人们,他大名叫"世云",但是,"世云"也没有。人们于是再问命小他父亲叫什么,命小告诉修撰者,叫如祥。大家再查族谱,"如祥"也没有!   

辛存寿知道这里头肯定是有个地方有差池了。他根据命小老汉的叔伯一代,推知他应该在谱上的位置;然后再细问他的母亲姓氏、祖母姓氏,而后和他应在位置的前代人一一对照,终于搞清:他就是原谱上的"辛耀禄",而他父亲在谱上的名字叫"辛维新"。   

古人有的小名或诨名叫一辈子,大名仅用在学堂或婚帖上,但修谱时一定要取一个很雅训的名字--不一定就是大名。而这个"谱名"很可能一生中只用这一次,而后谁也不这么叫,他本人都忘了,甚至本人连知道都不知道。   

辛存寿要求在新谱上列出其人的全部名字。他说,"文革"及其后,村人重名极多,像"建军、永红、卫东"之类,若不加其他标识,数十年之后人们可能根本就搞不清谱上的某个人到底是谁。搞不清所指,也就失去了谱的意义。   

辛存寿说,那次调查后第二年,命小老汉就去世了。"如果再晚一点,这个人就真成了一个谜啊!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了一辈子,死后如果连一个半厘米长的符号都不容他留下,这将是多么可悲的事。"   

"谱学"一直是在历史上名声不怎么好的一个学问,1950年"土改"以后更被作为封资修的"黑货"全面禁毁。它是怎么在这些年苏醒过来的?又和汉魏谱学、欧苏体例有了什么不同?记者在采访具体修谱人时已经注意探寻这种复兴的轨迹,嗣后又就此采访了省社科院谱牒部主任王利亚。

修谱无关盛世   

在采访中,省社科院谱牒部王利亚主任和山阴县徐德富先生都多次评价这一波修谱之风,称其为"盛世修谱"。但襄垣县参与收集李姓旧谱的一个老木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许多中老年人热心修谱,都是看到原来挺好的村庄现在人口外流,人心涣散,同乡不相顾,同宗不相亲,没有凝聚力,才起心修谱的,和"盛世"没啥关系。"我知道好多今天还能见到的家谱都是同光年间和民国时修的,可那时不是盛世。"木匠李春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平时也喜欢读书。   

武乡县吴村的前支书李应方则告诉记者,他这一支李氏最近一次大续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在西营镇进行的。这一年,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并宣布称帝,国内处在倒袁前夕,风云激荡,也不是盛世。   

记者参阅的一份广东省公藏家谱统计表明:在其收藏的949种旧家谱中,道光以后及民国期间修纂的就占921种,几乎全是"乱世"所修;而康熙至嘉庆的所谓"盛世"只有28种。   

李春和的看法是,除了国家禁绝和确实是战乱期间聚不起人,什么时候修谱的都有。大家感到人心涣散,一片茫然,农村人失去精神支柱时,借修谱"联宗""收族",抱团取暖,得到一点归属感和安全感,才是更普遍的情况。   

自1950年至"文革"结束,是全国各地家谱资料遭到灾难性毁灭的26年。著名的例子有:1955秋,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老先生得到情报,6个人在上海造厂化浆池边奋战11天,抢救族谱5800种47000余册,总重2000斤。1973年,曲阜文管委在向上级汇报材料中,透露他们已知造反者卖掉谱牒资料32232本,10778斤。而在乡间采访中,记者还得知群众对当时禁毁谱牒的另一种认识:不斩断人们的乡情亲情,各种残酷斗争就开展不起来。因为几乎所有的"地富"等人员都和其他人一样是属于一个家族里的亲人,他们不是"造反派"的亲大爷,就是某个打手的堂伯堂叔。因此,没收焚毁家谱,泯灭传统亲族观念,成为上面的重要指令。   

吴村当时的"造反派"头头李某,就是"富农"李江锁的儿媳妇的外甥女婿,每次批斗完,到了田间,李江锁都要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造反者"几句,亲戚相斗,周围人乐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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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修谱他续谱   

    山西中医学院的辛存寿是个幸运的人。他老家原平市上院村的辛氏族谱从未失散,而且就保存在他家里。他从2002年开始和族人筹议续谱,8年后终告完成。   

    辛存寿的祖父参与了上一次修谱,因为没文化,只能做一些辅助工作。辛存寿是大学老师,他这一次做了本族族谱的主编。辛存寿说,做完这件事,多会儿想起来都自觉可以无愧于先祖和故乡了。   

    在《原平上院辛氏族谱》后记中,辛存寿引用了关于杜鲁门总统的一则轶事:有记者问杜鲁门的母亲说,你为有一个做总统的儿子自豪吗?老太太回答:"当然,但我还有一个在农场种土豆的儿子,我同样为他感到自豪。"辛存寿力求在新续族谱中体现同族平等的意识,避免旧族谱常见的弊病。   

    辛存寿还在新的族谱中创设了多项极具史料价值的新增项:请同村的外姓嘉宾参与续谱,并附简略的同时代、同村中其他姓氏谱系,使同代人可互相印证。特为上世纪住过上院村的知青辟出一小节,列出了50多个知青的名单和来、去年月,记录这段特殊历史。试行"双血亲"式叙谱法,对本族女性从哪村哪家嫁过来,或嫁往何村何人,并附有对方男性所在他们族谱中的行辈、页码数,使数十年婚嫁网络可互相参证。专列一表,列出1940年入谱的人,到本次修谱时仍然健在者,共166人。绘制本村村庄地图和田亩地图,以备地名变迁后对照。收集了作者所处年代仍存活的本村方言俗语、节令习俗等民俗资料,将族谱放置在了一个立体可感的鲜活环境中。   

    最细致的,是辛存寿让编篡者收集了入谱族人的"所有名字",这个看似"多事"的做法,在像原平这样的晋北地区,其实意义非凡--   

    辛存寿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2008年,续谱小组统计自上次修谱到现在还健在的人,按岁龄来算,1927年出生的辛命小算一个。但检查了好几遍,上一次的谱上也没有"命小"这个名字。人们再问命小老汉还有没有其他名字,命小告人们,他大名叫"世云",但是,"世云"也没有。人们于是再问命小他父亲叫什么,命小告诉修撰者,叫如祥。大家再查族谱,"如祥"也没有!   

    辛存寿知道这里头肯定是有个地方有差池了。他根据命小老汉的叔伯一代,推知他应该在谱上的位置;然后再细问他的母亲姓氏、祖母姓氏,而后和他应在位置的前代人一一对照,终于搞清:他就是原谱上的"辛耀禄",而他父亲在谱上的名字叫"辛维新"。   

    古人有的小名或诨名叫一辈子,大名仅用在学堂或婚帖上,但修谱时一定要取一个很雅训的名字--不一定就是大名。而这个"谱名"很可能一生中只用这一次,而后谁也不这么叫,他本人都忘了,甚至本人连知道都不知道。   

    辛存寿要求在新谱上列出其人的全部名字。他说,"文革"及其后,村人重名极多,像"建军、永红、卫东"之类,若不加其他标识,数十年之后人们可能根本就搞不清谱上的某个人到底是谁。搞不清所指,也就失去了谱的意义。   

    辛存寿说,那次调查后第二年,命小老汉就去世了。"如果再晚一点,这个人就真成了一个谜啊!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了一辈子,死后如果连一个半厘米长的符号都不容他留下,这将是多么可悲的事。"   

    "谱学"一直是在历史上名声不怎么好的一个学问,1950年"土改"以后更被作为封资修的"黑货"全面禁毁。它是怎么在这些年苏醒过来的?又和汉魏谱学、欧苏体例有了什么不同?记者在采访具体修谱人时已经注意探寻这种复兴的轨迹,嗣后又就此采访了省社科院谱牒部主任王利亚。

    修谱无关盛世   

    在采访中,省社科院谱牒部王利亚主任和山阴县徐德富先生都多次评价这一波修谱之风,称其为"盛世修谱"。但襄垣县参与收集李姓旧谱的一个老木匠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许多中老年人热心修谱,都是看到原来挺好的村庄现在人口外流,人心涣散,同乡不相顾,同宗不相亲,没有凝聚力,才起心修谱的,和"盛世"没啥关系。"我知道好多今天还能见到的家谱都是同光年间和民国时修的,可那时不是盛世。"木匠李春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平时也喜欢读书。   

    武乡县吴村的前支书李应方则告诉记者,他这一支李氏最近一次大续谱,是"民国"四年即1915年在西营镇进行的。这一年,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并宣布称帝,国内处在倒袁前夕,风云激荡,也不是盛世。   

    记者参阅的一份广东省公藏家谱统计表明:在其收藏的949种旧家谱中,道光以后及民国期间修纂的就占921种,几乎全是"乱世"所修;而康熙至嘉庆的所谓"盛世"只有28种。   

    李春和的看法是,除了国家禁绝和确实是战乱期间聚不起人,什么时候修谱的都有。大家感到人心涣散,一片茫然,农村人失去精神支柱时,借修谱"联宗""收族",抱团取暖,得到一点归属感和安全感,才是更普遍的情况。   

    自1950年至"文革"结束,是全国各地家谱资料遭到灾难性毁灭的26年。著名的例子有:1955秋,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老先生得到情报,6个人在上海造厂化浆池边奋战11天,抢救族谱5800种47000余册,总重2000斤。1973年,曲阜文管委在向上级汇报材料中,透露他们已知造反者卖掉谱牒资料32232本,10778斤。而在乡间采访中,记者还得知群众对当时禁毁谱牒的另一种认识:不斩断人们的乡情亲情,各种残酷斗争就开展不起来。因为几乎所有的"地富"等人员都和其他人一样是属于一个家族里的亲人,他们不是"造反派"的亲大爷,就是某个打手的堂伯堂叔。因此,没收焚毁家谱,泯灭传统亲族观念,成为上面的重要指令。   

    吴村当时的"造反派"头头李某,就是"富农"李江锁的儿媳妇的外甥女婿,每次批斗完,到了田间,李江锁都要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造反者"几句,亲戚相斗,周围人乐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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