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赜是唐代道教史上的著名人物，两《唐书》之《方伎传》均有传，但对其事迹记载都极为简略。1974年4月，在陕西省礼泉县北屯乡西页沟村西南约500米处的薛赜墓中，出土了《大唐故中大夫紫府观道士薛先生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墓志铭》)，对于了解他的生平及澄清有关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这虽然是上世纪出土的一方墓志，但该墓志除了樊光春曾予以刊布①，后又被张沛收入《昭陵碑石》②外，鲜有人对其关注并进行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现根据《墓志铭》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以下几个问题试作探析。

一、薛赜的名讳、籍贯、出身及生卒年

关于薛赜的名讳，《墓志铭》与两《唐书》的记载并不一致。《墓志铭》作薛赜，字远卿，而两《唐书》本传则作“薛颐”③，没有记其字。考诸其他文献也有这种情况，在《唐会要》④、《仙传拾遗》⑤等书中作“薛赜”，在《冥报记》⑥、《太平广记》⑦、《玄品录》⑧、《全唐文》⑨等书中则作“薛颐”。“颐”与“赜”因字形相近，在传抄过程中极易弄混，据《广弘明集》卷七《辨惑篇》载：“薛赜，下助隔反”⑩，又据《一切经音义》卷九十七为《广弘明集》卷七释音曰：“萧瑀，于矩反；薛赜，仕责反。并人名。”可见其人名应为薛赜，而非薛颐。又“赜”有“幽深、深奥”之意，《汉书·律历志》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11)所以，薛赜之取字远卿，也正好是名与字义近相符。因此，《墓志铭》的记载是正确的，而两《唐书》的记载则是错误的。

《墓志铭》记薛赜籍贯为黄州黄冈(今湖北新洲)人，而两《唐书》本传则作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人，与志文不合。关于这一点，《昭陵碑石》的编者对该墓志所加的按语中也已指出，但不知孰是(12)。另据《仙传拾遗》卷三《薛赜》条载：“薛赜，河东汾阴人，后居渭州。”后来的道籍如《三洞群仙录》和《玄品录》的记载与其相同。这样，有关薛赜的籍贯就有黄州黄冈、滑州和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三种说法。先看河东汾阴说，与前两种说法相比，这种说法出现的最晚。汾阴薛氏是中古时期的著名大族(13)，仅唐代就涌现出宰相薛讷、薛稷、薛元超等(14)，名将薛举、薛仁贵、薛嵩等。攀附名门望族是中古社会极为流行的一种风气，唐末道士杜光庭在编撰《仙传拾遗》时极有可能是想当然地将薛赜附籍于河东汾阴著姓薛氏，而后来的道籍也不辨真伪，因袭其说，于是就有了河东汾阴之说。又查隋代有“马赜，河东汾阴人，少好玄言，去俗为道士，解天文律历。隋炀帝时，引入玉清观，每加恩礼，召令章醮”。(15)其人名与薛赜同，又占籍汾阴，亦易混淆。《玄品录》就将二人事迹混为一谈。而黄州黄冈和滑州都不是薛氏郡望，因此薛赜籍贯究竟属于何者，还是颇为令人纠结的。两《唐书》本传没有记载他的家世出身，而根据《墓志铭》提供的线索，其曾祖明孙，为齐中书侍郎；祖仕敬，梁武帝褒赠北定州刺史；父宠，陈期思县令，都是发生在南朝的事情，因此黄冈说最有可能。据此可知，薛赜大概是出身于南朝的一个官僚家庭，其世系为：

明孙————仕敬————宠————赜

此可补两《唐书》本传之缺失。

关于薛赜的生卒年，在两《唐书》本传中都没有明确记载，《墓志铭》也没有记其生年，但却记载了其卒年为贞观二十年(646)十月十三日，“春秋若干”，同年(646)十二月十四日陪葬于昭陵。这也可补史载之不足。

二、薛赜其人其事

薛赜是一位道士，但他却不是一般的道士，而是受到统治者重用的“政治道士”。在古代社会，道士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隐居在深山老林、炼丹学道、追求长生的神仙道士；另一种是游走于王室宫廷、出谋划策、待时投机的政治道士。薛赜就是一位善于把握时机、先后得宠于隋、唐两代的政治道士。

两《唐书》本传说他在隋朝大业年间(605-618)出家为道士，这大概是受到其祖父的影响，《墓志铭》说其祖仕敬，“栖神秘道，山林静默”，应该是一位隐居山林的修道高士。《墓志铭》又载：“先生降灵仙府，资气上元，情用玄漠，忘识清远。淡虚心于物我，盪妙思于烟霞。以为大象无形，尚因形而言□。明德若昧，犹学之于不学。乃探综流略，考览经纬。步三光之眺侧，推二气之盈虚。不出户庭，洞精机妙。然而运拒屯剥，时惟艰限，俗情好径，道隐未彰。遂超尘绝迹，高尚其志。披黄褐而朝丹府，赉玉简而趋金阙。放心碧落，静虑清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薛赜出生在一个具有浓厚道教氛围的家庭，从小就受环境的影响，表现出喜好玄道的倾向。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就掌握并精通了“天步律历”(16)，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于混乱状态，于是他就选择了出家人道。这里有为墓主回护之处，事实上薛赜出家后，由于他“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因此曾被隋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17)。章醮是道教拜表设祭的一种祈祷形式，《唐六典》卷四礼部祠部郎中条说：“禳谢复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醮，其三曰理沙。”(18)《隋书·经籍志》也说：“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之仪以奏之，名之为醮。”(19)隨炀帝是一位颇为热衷于道教的统治者(20)，他曾尊礼东海道士徐则，“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炀帝所重。”(21)薛赜受到炀帝的礼重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的。

李唐王朝勃兴，统治者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李耳为祖，从而使道教与李唐皇室结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道教在唐代受到统治者的极大尊宠。许多具有政治眼光的道士纷纷抛弃杨隋，改投新朝，薛颐就是其中之一。《旧唐书》本传说：“(薛赜)武德初，追直秦府。颐尝密谓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愿王自爱。’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迁太史令。”关于其担任太史令职务之事，《旧唐书·天文志》载：“武德年中，薛颐、庾俭(应为唐俭)等相次为太史令，虽各善于占侯，而无所发明。”(22)《墓志铭》也说：“我皇帝俯膺应试，弘济艰难，玉帛山林，弓旍薖轴。于是解巾南郭，托乘西园。虚揖申访道之言，惟帟殿畴咨之问。圣明驭历，万物惟新。授太史，亟迁太史令。”由此可见，薛赜早在李世民做秦王时，就入府成为重要幕僚，并且参与了秦府与东宫之间的政治斗争，以密告符命而得宠。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著名道士王远知身上，王远知先是受重于隋炀帝，“炀帝亲执弟子之礼”，及李渊晋阳起兵之前，“远知密传符命”，秦王与太子相争时，远知又密告：“(王)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23)据说曾经做过道士的傅奕(24)也有过相同的密奏，《旧唐书·傅奕传》载：“武德九年(626)五月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25)薛赜与王远知、傅奕以及曾经是道士的傅仁均(26)等人都过从甚密。

薛赜曾代表朝廷前往茅山慰问高道王远知，唐太宗在《赐王远知玺书》中说：“朕昔在藩朝，早获问道。眷言风范，无忘寤寐，近览来奏，请归旧山。……近已令太史薛颐等往诣，令宣朕意。”(27)道士江旻在《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中也说：“在昔藩朝，频经降问。法主卷怀处世，三变市朝，语默人间，一逢有道，既遇龙田，方知必举之翼，将攀凤羽，故审扶摇之势，以兹先觉，曲招恩礼，屡有陈奏。乞还江外，乃诏洛州资给人船。……贞观九年(635)四月至山，敕文遣太史令薛赜、校书郎张道本、太子左内率长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镇彩、金龙、玉璧于观所，为国祈恩。”(28)这两段史料应该说得是同一件事情。“王远知是个热中(衷)政治，善于观察政治风向的道士，颇与‘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本领相似。他受到陈朝、隋朝和唐朝统治者的优渥，使茅山宗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的扩展。”(29)在热衷政治这一点上，薛赜看来与王远知也有相似之处。
薛赜与傅奕、傅仁均等人来往也非常密切。唐临《冥报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风。少好博学，善天文历数，聪辩能剧谈。自武德、贞观二十许年，尝为太史令。……初奕与同伴傅仁均、薛颐，并为太史令。颐先负仁均钱五千，未偿而仁均死。后颐梦见仁均，言语如平常。颐曰：‘因先所负钱当付谁?’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颐问：‘泥犁人是谁?’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30)这虽然是小说家言，但其中所反映的薛赜与傅奕、傅仁均同在唐初任职太史的情况则是真实的。

薛赜与另一位有道教背景的太史令李淳风(31)也颇有交情。贞观十四年(640)，在薛赜与南宫子明等人的建议下，朝廷采纳了李淳风的定朔奏议(32)。《墓志铭》说：“自昔两正司和，四官钦□。巫咸著星辰之志，姬旦贻略景之书。年代浸远，次舍寥落。缪占□说，异端竞起。先生识悟玄通，性理明瞻。芟剪浮伪，断以经术。物色祯祥，信同符契。”这段志文讲述的就是武德、贞观年间，因修订历法而发生了李淳风等人与傅仁均之间的争执时，薛赜以渊博的天文历法知识支持了李淳风定朔之事。

两《唐书》本传还提到薛赜在贞观年间谏止太宗东封泰山之事：“贞观中，太宗将封禅泰山，有彗星见，颐因言：‘考诸玄象，恐未可东封。’会褚遂良亦言其事，于是乃止。”此事当在贞观十五年(641)。其年三月下诏，于来年二月，封禅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宫，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进日：‘陛下拨乱反正，功昭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33)于是下令停封。此事在道籍《仙传拾遗》、《三洞群仙录》、《玄品录》中都曾有记载，但在《墓志铭》中却没有提到。

两《唐书》本传说：后来，薛赜“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置紫府观于九嵏，拜颐中大夫，行紫府观主事。又敕于观中建一清台，候玄象，有灾祥薄蚀谪见等事，随状闻奏。前后所奏，与京台李淳风多相符契。”(34)《墓志铭》曰：“及乎盛德光被，先天弗违。冯相罢弥晕之占，穰祈无瓘斝之请。乃抗表陈诚，求志林壑。天子凝神当扆，永怀恬退。激其清尚之风，贲以尊贤之典。有诏特授中大夫，听志瀴弁，还袭巾褐。别于昭陵之左创紫府观以居之。”《新唐书》本传作拜太中大夫，《昭陵碑石》的编者指出与墓志不合，不知孰是(35)。不过，《墓志铭》与《旧唐书》本传相合，应以中大夫为是。太中大夫与中大夫都是文散官，其阶品为从四品上和从四品下。唐代有许多道士因为供奉掖庭，随侍帝后，从事经、教活动，并积极参与政务乃至政争，受到帝后戚属的欣赏或倚重，被授予各种俗职、封爵，荣宠无比，成为道教中的贵势阶层(36)。薛赜就是这样一位道士，他在退居紫府观后，唐太宗还专门为他在观中建起了观察天象的天文台，虽说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但薛赜所观察预报的天象与国家天文台的报告基本吻合，这表明薛赜在天文学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

《墓志铭》还提到：薛赜死后，“陪葬于昭陵之所。王人监护，事加周给。”陪葬帝陵是唐代对死者的极高奖赏，陪葬者主要是宗室及功臣。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曾下诏说：“密戚懿亲，旧勋宿德，委质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赐以葬地，并给东园秘器。事从优厚，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37)薛赜显然是作为功臣宿旧得以陪葬昭陵的，其丧事由国家出面主办，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通过对《墓志铭》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可知，薛赜是一位精通天文历算的政治道士，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天文律历和占星术之类的知识介入隋末唐初的政治斗争，为帝室宫廷服务，或章醮祈禳，或预卜政治前途，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天文历算学的发展。由于古代道士大多隐居山林，默默无闻，能留下墓志及在正史中有传记者寥寥，所以《薛赜墓志》就显得尤为弥足珍贵，它对研究道教史和隋末唐初政治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