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0年，丘处机带领18名弟子从山东莱州昊天观出发，一边沿途传播全真道思想，一边追赶蒙古大军西征的脚步，两年后西行至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才得以与成吉思汗相会。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之后，开口便问：“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丘处机诚实的为人和坦荡的态度让成吉思汗颇为欣赏，为日后的交往奠定了信任的基础。

某日，成吉思汗在狩猎时落马，险些被附近的野猪伤害，丘处机乘机进言，说天道好生，堕马是天戒，野猪不敢上前是天之护。成吉思汗对于天意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此后两月不出猎。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性情有深刻的洞察，所以才能巧妙地向其宣传全真道贵生的思想。

《元史·释老传》记载说，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治国之方时，被告之以敬天爱民为本，询问长生之道时，被告之要清心寡欲。对于这样的观点，成吉思汗表示十分认同。每有战事，丘处机必然关心能否不杀人。成吉思汗询问不杀生的原因，丘处机就解释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恩推德，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宏基可保。”

丘处机以有利于个人养生和政权长远统治的角度宣扬不杀生的重要性，这正是能够让成吉思汗转变思想的关键所在。最终，成吉思汗在临死前宣布：“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发现，游牧民族掠夺式的征服方式，已经不适用于稳定的长期统治，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安抚百姓，获得民意的支持更为重要，“止杀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而这与丘处机的反复劝说无疑有密切的关系。

作为回报的是，成吉思汗厚待全真道士，免除其徭役和赋税，更让丘处机掌管天下道门事务，让原本独立发展的全真道逐渐融入道教，成为与正一道并列的道教两大派。1224年，丘处机东归，居燕京长春宫，以此为中心大力发展全真道，派弟子去各地营造宫观，成为大量流民的庇护所，全真道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追求个人长生与成仙是道教早期的目标，刘宋以后，《灵宝经》从佛教吸收了大乘思想，开始强调对他人的救济优先于个人的修炼。我们回顾全真道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开祖王重阳原本不过是普通的内丹道士，他开创的全真道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庞大的教团，根本原因在于其教法重视“功行两全”，特别凸出“行”的重要性，摆脱了神秘主义和个人修行团体的局限，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功能的大众宗教。金、元时代战乱不断，正是因为全真教徒实践利他行为，所以获得百姓的拥护，由此获得了朝廷的重视，逐渐与国家权力结合，被赋予一定的便利和特权，进而加速了教团的扩张，实现了宗教发展中的良性循环。

贵己之生，必先贵他人之生；贵人之生，必先贵万物之生。道教这种齐同慈爱、天人合一的贵生思想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中国复兴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国家软实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