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早在秦汉时期，古蜀文化中已有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神话、鬼神观念和驱鬼避邪的诸多方术，以及顺其自然、适得其乐、不为物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诸多要素。这种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便是中国正一道教早期主要道派——五斗米道在蜀地诞生的思想文化根源；而五斗米道(或道教)形成以后，其人生价值理念又深刻地影响着汉代以后该地区的士族文人研习文章的重点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以文学见长的蜀学特色和极具休闲特色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学术界对“蜀文化”内涵的理解，因时空及其思想维度等因素的差异，先后出现了若干不同的界定。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笔者仅在以下范围使用这一概念：所谓蜀文化，即孕育、形成和传播于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域的物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它是该地域的民众在生产与生活中创造并长期积淀而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形态。从思想层面看，至秦汉时期，古蜀文化中已经出现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神话、鬼神观念和驱鬼避邪的诸多巫术，以及不为物役、顺其自然、适得其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为中国正一道教早期主要道派——五斗米道在成都地区创立提供了思想元素和方法；而五斗米道作为中国道教的肇端，其形成以后又反过来强化了古蜀文化的上述观念。今天，道教的神仙信仰虽然在成都地区已逐渐淡化，其价值观却已渗入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使蜀文化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休闲特色。对此，笔者仅就古蜀文化对五斗米道的催生作用及其道教价值观对蜀文化的影响问题作如下浅议。

一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特定时空条件的产物。这是因为，地理环境等因素规约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人们在改造环境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过程中，只能创造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并形成与之匹配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维持这一关系的政治、伦理、宗教等理念形态。因此，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形态无不具有地域特 特色。而且，在文明形成的早期阶 阶段，其自然环境的制 制约作用更为明显，地域性特征更 更加突出。可以说，地理环境等因素对初始阶段的文明在内容、特征与发展方向等方面 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对该环境中形成的古蜀文化的作用亦不例外。

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的盆底西部，四周 周被一系列绵延的山脉环绕：东有龙泉山脉向盆东丘陵延伸，直至华蓥山，与巫山相连；西有青城山、西岭雪山、天台山等，并向外与邛崃 崃山、大雪山相连；北有龙门山和岷山并与秦巴山地南缘相连，南有瓦屋山等向盆南丘陵延伸，并向外与峨眉山、大凉山相连。这样，盆底西部的成都平原与环绕四周的山脉便构成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孕育而成的蜀文化及其世界观、价值观等精神内核，作为环境的产物，必然有其浓郁的地域特色。而这种特殊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观给五斗米道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

第一，古蜀文化中的鬼神观念和巫觋之术是五斗米道重要的道术来源。包括成都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是我国古代巫与巫术盛行的地区。秦汉时期，西蜀人口仍是蜀族与土著民杂居的格 格局。其中，土著民主要居住于 于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如青城山等)，他们大多是氐羌人的后裔。这些蜀地先民生活于大山环绕的封闭环境中，以有限的能力认 认识生存环境中的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四季交替、生命与死亡等自然现象，并在怀疑、恐惧、崇拜等复杂的精神状态 态下形成了关于这些现象的各种神话和鬼神观念，以及与神交通、驱鬼避邪的诸多巫术，由此组成上古时期流行于蜀地的原始宗教——巫鬼道。人们普遍认为，鬼神具有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神力，并且宰割着人的行为与命运 运。为了役使鬼神、祈神赐福、趋利避害，人们纷纷与神修好，因而形成巴郡南郡蛮“俱事鬼神”、人(即巴人)“俗好鬼巫”等浓厚的鬼神崇拜风气，并造作出符书、咒鬼使鬼、教病人叩头思过等与神交通的巫觋之术。据《蜀志》记载：崩江多鱼害，“民失在于征巫，好鬼妖。”《先贤士女总赞》上卷记载：成都人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此外，蜀地少数民族在汉代已有长生修仙思想，《后汉书》记载：“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都县(今四川汉源东北)………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巴志》记载：“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综上所述，早在五斗米道创立之前，古蜀地区便已经形成并广泛流传鬼神观念及仙道思想，人们崇拜鬼妖，巫觋方术盛行。这表明，鬼神观念已经成为这一地域中的民众理解世界本原和本质问题的答案。这种世界观作为古蜀文化的精神内核，它影响着该文化的诸多组成要素，如习俗、生活方式等，使之呈现出浓郁的敬鬼拜神的风貌。而这是正一道教早期主要道派——五斗米道之所以在成都地区诞生的思想认识前提。

张陵于汉顺帝时入蜀创立五斗米道。他作为神仙方术盛行的沛国丰人(即今江苏丰县人)，燕齐之地的鬼怪思想和方术不可能不影响其创教活动。但是，在具体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张陵及其子孙受蜀地风俗与通神方法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在蜀地创教过程中，大量吸收了该地的鬼神观念及其驱鬼避邪的巫术。例如，道教科仪中延传至今的“禹步”，即是模仿西蜀地区氐羌族巫师“许”的跳神动作而来。这些跳神动作至今仍然存在于岷江两岸的羌族巫师“许”的法事活动中。又如，古代蜀地氐羌等西南夷对天官、地官和水官的信仰及其沟通三神的“三官手书”等方术，亦被纳入五斗米道的信仰体系。“三官手书”由最初为病人服罪治病的祈祷仪式，在南北朝时期衍生成三元节等道教重要节庆，并在民间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张修早年是巴蜀地区原始宗教——巫鬼道的道首，他在改信并传播五斗米道时，亦不可能完全摆脱巫鬼道的影响。上述情况说明，古代蜀郡的鬼神崇拜及其与神交通的巫觋之术，是五斗米道及其之后诸多道派重要的道术渊源。五斗米道亦因此被称为“鬼道”、“米巫”，这也反映出古代蜀郡的鬼俗巫风对五斗米道的深刻影响。为此，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五斗米道的鬼神信仰及其交通鬼神的方术是受古蜀地区相关思想及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例如，向达先生认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王家佑先生认为：“张陵的‘道’是在蜀地学得的五斗米道。‘造作道书’也是根据蜀人原有‘道书’(即‘符书’，‘微经’)新编译的。”

第二，古蜀地区的生 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是吸引张陵入蜀并在此创教和传教的重要原因。成都平原系第四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岷江冲积平原，水患一直是危及该地区的人们安居乐业的大患。至泰国蜀郡太守李冰修治都江堰水利工程，“穿二江于成都之中”，采用截流、分段排水和疏浚等工程技术根除水患之后，成都平原才逐渐变成面积辽阔、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溪流纵横、气候温湿、动植物种类繁多、宜于农耕的区域，古蜀地区的先民才逐渐从盆地周边山区向盆地底部平原迁徙，并在此主要从事农业耕作等生产活动。与游牧业不同，农业劳作不需要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不断迁徒，因而生产与生活的地域相对稳定；另外，农业劳动必须随季节交替而进行，因而生产的时间相对固定。农业耕作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时间上的固定性特征，加之盆地周边绵延的高山增加了盆地内外 外交通的难度，客观上减弱或阻隔了盆地之外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自然灾害等对该地区的影响，这些原因促成了相对封闭、稳定且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因较少外部冲击，亦少本地天灾，早在东汉以前，成都地区便已经形成“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的生活方式，并孕育出从容、闲适、平和、随遇而安而非暴虐、焦虑、急促、刚烈、侵略性强的生活态度和性格特征。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 活态度包蕴着 着顺其自然、适得其乐、不为物役的人生价值趋向。而这种趋向(恰好与道家的价值观念相吻合，并与主张“克己复礼”、匡扶天下、强调个人的社会使命和责任的儒家思想及其人生价值观相反)虽然当时鲜有文人疏理， 但却成为三张在 在蜀中而非在其他地域 域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神仙传》曰： “(张陵)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所谓“纯厚”，即人的心性少有礼制或社会因素的羁绊，且处于自然本真状态。正是蜀郡民众的这种“纯厚”风气，成为吸引张陵入蜀，并促使其“著作道书”和创立五斗米 米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道书在神化老子、阐扬长生成仙观点、提出“保形”、“炼形”、“食气”等修仙方法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出世的人生态度、飘逸自由和远离俗制约束的价值取向。如果说，道书中的这些人生价值原则与老庄体系之间具有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话，那么，成都地区与道家思想相吻合的上述人生价值观，则通过习俗和生活方式直接激发和强化了张陵的已有思想，并为其五斗米道在成都地区诞生和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