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斗米道因其教规、教义、教仪和组织等较完备的构成要素，而与古蜀地区自发产生的巫鬼道等原始宗教相区别，标志着中国道教已经形成。而道教形成后，又对蜀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下面，笔者仅以道教人生价值观为例，力图从蜀地士族文人和普通百姓的精神层面廓清道教对蜀文化影响的痕迹。

所谓人生价值观，即人对自己生存的目的、意义的看法和选择。人生价值观是道家与道教关注的重要问题。 具体表现为， 道家与道教始终以下述两个问题为中心问题：第一，人是否具有自然和社会难以限制和约束的自由?如是，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自由?第二，人的生命是否具有永恒性?如是，怎样才能实现生命的永恒?它们围绕这两个问题构建了道家与道教的理论体系或信仰体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直接表达了道家和道教的人生价值观：人应该具有自然与社会难以控制或约束的自在和自由本性。在如何获得自在与自由的问题上，道家和道教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和践行路径：老子提出“不为物役”的方法，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过分贪恋和占有名利，必然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因而知足并适可而止，可避免屈辱和危险，生命因此才能长久；庄子认为，获得自由与永生的方法，仅以“不为物役”的方法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性必然使人受制于社会秩序，人的血肉之躯必然使人趋于感官享乐，并面临生死极限。人要实现形神的自由与永生，必须在精神层面超越自我，采用“齐万物”的思维方法和“坐忘”等修炼形式，将人从物我、生死等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混同物我和生死的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与永生；道教继承了道家关于生命具有自由与永恒特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道家“生死齐一”观点，即肯定生死有别，坚信长生可学、我命在我不在天，并提出实现长生久视和自由的多种修炼方法。综上所述，在人如何获得自由与永生的方法问题上，道家与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不同的答案。但是，肯定人的自由与永恒的本性， 并将此视为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 则是道家与道教彼此一致的思想。这种生命价值观在生活中常常通过无俗好静的生活态度、关怀生命的自爱精神、闲适逍遥的生活方式、 “出世”与隐逸而非“入世”与张扬的处世方法等表现出来。

道家与道教的上述思想对蜀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蜀地为中国道教的发祥地，有青城山、鹤鸣山、青羊宫、阳平治、文昌宫等著名的道教名山和宫观，加之东汉以后的历代高道如晋代的范长生、 隋唐时期的李荣、 清代的张清夜等人在此修道和传道，并用重玄理论等对蜀中较为原始的五斗米道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发展为具备一定理论形态的新道派，因而使蜀地道教成为引领或紧随中国道教发展潮流的重要力量。而这些宫观和道士在蜀地的传道活动，客观上强化了道教对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法、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文化要素的影响。今天，受史料限制，我们很难从微观层面厘清蜀地历代道士对这些文化要素产生影响的具体脉络，但是，我们可以在蜀文化中发现道家与道教特有的人生价值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蜀文化的精神内核，使之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具体而言，道家与道教的人生价值理念对蜀文化产生的影响表现如下：

首先，道家和道教(包括五斗米道)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蜀地历代文人研习文章的重点和方向，“蜀学”因此具有以文学见长的特色。西汉景帝(前157年——前141年)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办教育，通过向学生传授儒家典籍与法令、选派学生去京城体悟儒学思想等途径，将儒家思想等中原文化引入蜀郡，目的在于改变蜀郡社会不懂礼数的“蛮夷”风气。但是，将文翁兴学后逐渐形成的蜀学与齐鲁等地域文化相比，其特点不是以经学见长，而是“以文辞显于世”，不是使蜀人“笃信道德”，而是使他们“好文刺讥”、“文章冠天下”。例如，汉代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杨雄、严遵等人作为蜀郡文人，他们不是以道德文章，而是以辞赋这类被经学者视为雕虫小技的东西“显于世”。可见，成都地区弥散着的不为制度所役、逍遥自在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对汉代该地区的士族文人的影响之大，这正是他们被中国文学史而非儒学浓墨重彩的思想根源。五斗米道在成都地区形成并迅速传播以后，其“修道成仙”思想从神学维度强化了该地区原有的人生价值观，特别自唐宋以来，士族文人飘逸自在的生活态度和浪漫主义的文化心理更为凸显。他们往往在命运多舛、功名无望的情况下践行道家和道教关于顺应自然的思想，过着逍遥自在、风流豪放、不拘礼数的生活。在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下撰写而成的文章，与汉代蜀学代表人物一样，仍然是以讴歌人生和人性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显于世” ，而不是以压抑人性、弘扬礼制的儒家典籍为研习重心。这是成都地区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诞生或养育出许多文学巨擎而非经学大师的思想文化背景。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薛涛，宋代的词作家苏东坡、陆游，清代的李调元、杨升庵，近现代的巴金、郭沫若，李劫人等，他们诞生或客居于成都地区，亦或多或少地感悟到该地区注重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精髓和文化特色，并受其影响而创作出许多弘扬人性、否定礼教或制度约束的传世佳作。蜀地历代文人的这种研习方向使蜀学因此具有以文学见长的特色。

其次，道家和道教(包括五斗米道)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并使之呈现出明显的休闲特征。在富饶、自足、闲适且又相对封闭的成都地区孕育而成的五斗米道，力图通过符咒、上章、请神祛邪、消灾除病等方法来实现长生久视、获得永恒自由的人生目的。当它在蜀地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播以后，神仙具有的无所不能、长生久视、逍遥自在的特性激发了被贫困、疾病或不幸事件所折磨的民众的倾慕和向往，道教的清静自然、贵己重生、不为物役的人生价值观因此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生活的理想境界，并对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人们喜好游赏、娱乐、美食，性情平和，非暴力倾向明显，言行节奏舒缓，气定神闲；遇事顺其自然，而非刻意追求，富有者含蓄内敛，贫困者不自卑消沉，注重生活情调，善于发现或营造生活乐趣等。据史料记载，蜀地民众的上述生活习俗和性格特征早在唐宋时期便已普遍存在，《岁华纪丽谱》一书详尽记载了唐宋时期成都地区的游赏习俗和宴饮生活，该书序言部分写道；“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历经千年，直至今天，自在与悠闲的习俗和性格特征仍然在大众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可以在成都的文殊院、青羊宫、武侯祠等神圣之地感受到世俗的欢悦气息，亦可在城市周边众多的农家小院发现自在无虑的娱乐场景。这些欢悦气氛和娱乐场景折射出成都民众贵己重生、顺其自然、不为物役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理念，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亦因此具有休闲特征，以致于“安逸”(即安闲舒适)一词在这种城市生活中成为评判好坏和是非的标准。鉴于此，《新周刊》在做“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把成都称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

今天，成都大多数民众的鬼神观念日渐淡化，但道教的人生价值观却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解着竞争所带来的压力、焦虑和心理障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闵丽，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作者：闵丽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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