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政府无力征讨，乃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遂以政权、教权首领的双重身份，在汉中地区大力推行五斗米道，使五斗米道在教义、教仪、方术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张鲁得以“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在政教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下，早期正一道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张鲁在统治的区域内，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长吏原来是对秦汉时期县尉的称呼，后来演变为一切地方官吏的通称。他们是东汉王朝在郡县的代理人，大多贪聚无厌，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为了区别于没落腐朽的东汉王朝，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入教和归顺，张鲁废除了长吏制度，而改以以祭酒为核心的五斗米道的组织系统。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 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凡初学道者不论其贫富贵贱，一律称为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称祭酒。祭酒忠诚信仰，有办事能力，在教徒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担任统辖教民之职，也就是对信众负有执掌教化、推行政令、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管理生产、维持治安等任务。统领教民多者称为“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这样，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严密的体制，由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构成，并用这种师徒之间的隶属关系取代了五斗米道活动区内的汉朝原有地方行政机构，把长吏的以治民为务改变为祭酒的以教民为先，体现出寓治于教、因教达治、政教合一的特点，形成以以师君为领导、以祭酒为核心、以鬼卒为基本力量的道教徒众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

张鲁规定教徒要诚信不欺诈，有病要自己忏悔，以使疾病痊愈。“诚信”是指教徒对五斗米道的忠诚信仰，也是教徒处理五斗米道内部关系的道德规范。同时，“诚信”还是五斗米道选拔教职人员的主要依据。五斗米道认为人的疾病和灾祸都是鬼神对其欺诈行为的惩罚，教徒有病是不诚信的结果，要治好病，首先应当“自首其过”。为此特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并设“鬼史”，为病人请祷。显然，张鲁有继承和发展张修米道的色彩，故《典略》云：“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张）修业，遂增饰之。”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记载，张鲁还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以为给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这为制订道教斋醮仪式开创了先例。此外，五斗米道还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进行守一、行气、房中术等道术。张鲁提出的“诚信不欺诈”的道德规范，要求教徒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仅使五斗米道形成了一种互爱互助、友好相处的关系，也为道教的发展奠定了极好的伦理道德基础。

此外，张鲁还在境内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实施宽刑、禁酒等利民措施。当时由于战乱频繁，灾疫遍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活资料极端匮乏，流民问题十分突出。为了解决流民的吃饭问题，张鲁要求教内的祭酒在政权所及范围内普遍设立“义舍”，免费供应“义米肉”，让流民能够量腹而食。“义舍”是张鲁政权继承五斗米道在生活上互助互济的宗教会社传统而设立，它面对所有人开放。“义舍”的设置，起到了解决旅客生活困难、稳定社会秩序、扩大五斗米道的影响、壮大汉中人口等作用。“义舍”使道教在创立之初就有了慈善公益事业的性质，为道教近两千年的社会慈善事业奠定了基础。汉中社会相对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吸引了大量流民前来投靠汉中政权。

对正一道而言，尤为有意义的是，张鲁注《道德经》五千文而成《老子想尔注》。《想尔注》在南北朝时期即被视为是“道教徒内部理解《老子》的唯一一本完全道教化了的《老子》注疏本”，为今人研究正一道早期的教义内容提供了直接而又宝贵的资料。刘昭瑞教授指出：“《想尔注》是学习《老子》的教材，也可以说是道教中人学习《老子》的教内读物，该书作者无疑是一位既对《老子》有深刻的理解，又对道教的发展肩负有使命的人物。”有关《老子想尔注》的作者问题与成书时间问题的争议主要存在于学术界，实际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形成了纷纭的多种说法，我们认为，《想尔注》的作者就是张鲁，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政权的张鲁确能堪当此任。《想尔注》推崇老子，宣扬信行真道，重生道，务清静，守道奉诫，积善成功，致太平及敬仰天道。

张鲁汉中政权的上述作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史书上所谓“民夷信向”、“民夷便乐之”应该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这一局面的形成，既得益于五斗米道的教义，得益于政教合一的政权，又反过来推动了五斗米道的发展，使五斗米道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为道教在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任继愈先生指出，张鲁时期的五斗米道“其性质已变为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思想工具，它与朝廷官方神权的对立，不再表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主要表现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张鲁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固然由于汉廷软弱，鞭长莫及，也由于五斗米道变得平和自守，可以加以容忍。”

三、张鲁北迁与正一道的发展

曹操征张鲁与汉中政权的灭亡，《三国志·张鲁传》载曰：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建安二十年（215 年），曹操率兵十万西征汉中，张鲁投降。张鲁投降后，被曹操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五万户，其五子皆封列侯。曹操还让自己的子女与张鲁的子女互为婚配。关于张鲁受到曹魏宠待，胡适先生曾推测说：“张鲁‘以鬼道教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汉中的‘民夷’好象大部分被曹魏迁徙到关陇去了。我颇猜想张鲁一门在曹魏得保持尊荣，——也许还保持‘父死子系’的‘铁卷’‘客礼’，——可能是曹魏认识三张道教在民间有大势力，故不能不维持这‘父死子系’的教主？”这样推论不无一定的道理。

优宠之外，曹操吸取东汉王朝黄巾起义的教训，对待归降的张鲁及信徒，采取了数项控制措施。一是让张鲁北迁移居邺城(今河北临漳)。曹操将张鲁和其家属带回北方，令居邺城，还留夏侯渊、张郃守汉中，以便就近监视控制道教首领，防止出现反复。二是迁徙张鲁米民。史载，张既“从征张鲁，……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杜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太祖克张鲁，（和）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汉中五斗米道道民数万户被北迁到长安、三辅（今陕西中部）、洛阳、邺城等地，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关、陇一带。先后累加，几乎将汉中民众大半都迁到了北方地区。对曹操来说，“从而达到了既利用道教力量又防止其行‘奸宄’扰乱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取得了对于曹魏政权来说比较满意的政治效果”。

曹操将汉中道众迁入北方诸省，并解散分编户籍，为五斗米道北传中原，乃至在江南的传奠定了基础。张鲁及大批汉中道民被迫北迁后，他们利用曹魏政权宽待张鲁家族的机会，在曹魏既限制又利用的宗教政策夹缝中，或明或暗地向社会下层和上层传播五斗米道。任继愈先生指出：“张鲁降曹后，五斗米道中上层首领受曹魏的收买，更进一步脱离下层道民，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帮凶。大概正因为如此，五斗米道才得以在北迁后被统治者允许继续传播，并且乘太平道被镇压之机向全国扩展，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张鲁北迁次年即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就去世了，天师道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从巴蜀、汉中发展到北方、南方，成为全国性的大教派。以江南天师道为例，流落于北方关东的第四代天师张盛遵其父张鲁所嘱，放弃官禄，携带祖传印剑，迁回了曾祖张陵曾修道三十年的龙虎山。《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九《张滋传》载张盛感叹说：

吾先世教法，常以长子传授，而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无传乎? 西晋永嘉中……乃弃官南游，至鄱阳郡望之，曰：“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处山岭，秀丽登无，喜曰：“吾得之矣。”山顶有真人丹穴井灶存焉，乃昔日炼丹修养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结庐。

对此，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二《天师世次》有另一传说的文本：“献帝时，嗣天师第四代张盛至鄱阳，炼丹解化，人名其居曰龙虎山。”南宋僧人志磐专门记载了天师世次，说明其时民间传说的天师世系亦受到佛教人士的重视。《元史•释老志》说：“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张天师第四代张盛居龙虎山之说，最终得到元代正史的肯定。张盛之后，张天师子孙世居此山不变，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张天师家族世系，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传至六十八代，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宗教世家。与其能相提并论的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所以有“北有孔夫子，南有张天师”之说。

张鲁对正一道的贡献彪炳史册，并使汉中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种影响，直至《隋书•地理志》仍记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

（本文作者：吴成国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更多链接

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专题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