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老子想尔注》一书的性质

汉晋以来，对《老子》的解释及《老子》文本的整理逐渐形成以河上公注本、王弼本、五千文本为代表的三大古本系统，河上公注本倾向于道家，而且又与后来形成的道教声气相通，是养生家、数术之士的读本；王弼本成于玄学盛行的时代，又接近道家，是文人的主要读本；五千文本也就是严格的五千字的本子，是道教徒传习《老子》的主要文本，人们有时也称为“张镇南本”，也就是张鲁定下的本子。敦煌文书中有众多白文《老子》或注解《老子》的写卷，据不完全统计，经缀合后的白文无注本《老子》有50件左右，都属五千文本。

敦煌白文老子五千文本有甲、乙两种形式，甲本卷首有葛玄《序诀》，每章末有小字注，标明本章字数；乙本文字格式大致与甲本相同，但缺少每章末的字数注文以及甲本的四行题记。甲本的四行题记一般为：

道经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

德经卌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

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

太极左仙公序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

第三行的“四千九百九十九字”，是因为《老子》第十一章“卅辐共一毂”的“卅”为“三十”的合文，可以视为两个字，那么该类本子恰好为五千字。上引文末行的“系师定”，也就是指张鲁定下来的《老子》文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想尔注》所根据的《老子》文本，和敦煌甲本五千文相同，也就是道教内部相传的“张镇南本”。又，上引文末行的“河上公章句”，意思是说，“系师定”的五千文《老子》，分章和句读采用的是河上公本《老子》。严格的五千文（字）本《老子》是系师张鲁删定的，这一点自古及今无异议，五千文本《老子》的出现，一方面是道教崛起、“以道统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合乎《老子》文本字数不断趋减这一大趋势。

据大约为南北朝晚期形成的《传授经戒仪注诀》记载，当时道士入道门后应诵习十种经目，为“太玄部卷第一”至“太玄部第十”，下分别对应相关的书目，其中第一与第六与《老子》有关：

太玄部卷第一：老君大字本《道经》上；

太玄部卷第二：老君大字本《德经》下；

太玄部卷第三：老君《道经》上、《道经》下河上公《章句》；

太玄部卷第四：老君《德经》上、《德经》下河上公《章句》；

太玄部卷第五：老君《道经》上《想尔训》；

太玄部卷第六：老君《德经》下《想尔训》。

实际上也就是三本书，一是《道德经》，所谓“老君大字本”，应是指无注疏的白文《老子》五千文本；其次为《老子》河上公本及河上公的注疏；再就是《想尔训》，也就是《老子想尔注》。换句话说，当时道士入门首先必须学习《老子》，直接读无注释的《老子》五千字文本不易读懂，因为那只是方便人们用来背诵的，那么，要对《老子》有所理解，就要有注释本，于是就辅之以河上公的注释和《想尔注》的注释。现在所见的《想尔注》写卷纸的后面还有空白部分，为什么没有继续抄下去？就是因为《老子想尔注》的上篇和下篇本来就是各自单行并可以分别流传的，如前引《传授经诫仪注诀》所记。

《传授经诫仪注诀》还有一段文字，是历来研究《想尔注》的重要资料：

系师得道，化道西蜀，蜀风浅末，未晓深言，托遘想尔，以训初回。初回之伦，多同蜀浅，辞说切近，因物赋通。三品要戒，济众大航，故次于《河上》。《河上》、《想尔》，注解已自有殊，大字文体，意况亦复有异，皆缘时所须，转训成义，舛文同归，随分所及，值兼则兼通，值偏则偏解。

人们对上引文字的普遍看法是，该段文字反映《想尔注》是为了教化巴蜀地区初入道者学习《老子》的读本。这一看法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尽管早期天师道阶段确实是如此，但天师道走出汉中后，学习《老子想尔注》的道教信徒的来源应该远远超出巴蜀地区，如前举《传授经戒仪注诀》所记录的该时期。

还有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是，从注疏文字本身看，《老子想尔注》要远比《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简朴深奥，当然其中也不乏俚俗之语，但总体上讲，显然要比河上公注难以理解；因此，就道教教内人而言，与河上公注本相较，《想尔注》可能是进一步阅读和理解《老子》的读物；站在道教本身的角度看，《老子想尔注》在教内的地位也应该比河上公注的地位要高。

《想尔注》所使用的《老子》文本是经系师张鲁删定的，《想尔注》则是对张鲁删定本《老子》的神学解释，那么，即使在还没有能够认定《想尔注》本身撰写时代的情况下，仍然完全有理由视《想尔注》为天师道乃至早期正一道的教内《老子》读本。

四  《老子想尔注》成书年代及撰写者拟测

《想尔注》的成书年代与撰写者，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自古以来，道教内部对这一问题没有争议，即认为完成于第三代天师张鲁之手，迄今仍然如此，争议主要存在于教外的学术界。自饶宗颐先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始终存在分歧，可以细分为下述几种：

1、“天师道一家之学”说，也就是饶宗颐所表述的：“当是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讬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这一说法影响最为广泛，迄今国内（包括港台地区）大部分学者、欧美学者采此说。张陵大概死于东汉末的熹平六年（177），张鲁入魏在建安二十一年（216），那么《想尔注》就应该成于此一时间段内。

2、台湾学者陈世骧的张陵、张鲁继承张修说。

3、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的南朝刘宋中到后半期说。

4、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的北魏至唐初说。

5、日本学者如楠山春树、麦谷邦夫等人的南北朝说；旅居澳洲的柳存仁教授近年也有类似看法。还有学者持北朝说，如台湾学者严灵峰的一系列论文。

至于《想尔注》道教教派背景的争议，大致有下述说法：东汉曹魏时期三张天师道教派的经典；东汉五斗米教的经典；南朝刘宋时期天师道教派的经典；北魏新天师道的经典。基本上对应的是前举关于《想尔注》成书时代的各家讨论。

基于本人多年来对《老子想尔注》的理解和研究，笔者倾向于认为《想尔注》为早期天师道中人的作品，注语虽不能确定为系师张鲁所撰，但《想尔注》使用的《老子》文本本身的确与张鲁有关；至于《想尔注》的成书时代，本人则倾向于认为在汉、晋之间，虽并不一定专属张鲁所撰，但其中无疑含有张鲁的思想。理由如下述。

第一，从《想尔注》注释《老子》的某些训诂方法及语言风格上，表现出该书具有汉代人解经遗风。

前文已提到，《想尔注》解释《老子》的方法有“反训法”、“倒装句的使用”。反训方法出现很早，如“乱”可以解释为“治”，在西周金文或《尚书》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也常见于汉代经师对各种先秦经典的解释之中。在近代的研究中，人们也称这种反训的句式为“不A，A也”句式。《想尔注》注语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较多地使用了倒装句，这些倒装句中，部分就是人们常说的“宾语前置”。愈是时代早的文献，宾语前置的现象也愈常见，这是人们对中国古籍的一个基本认识。《想尔注》的倒装句，有时又表现为形容词的后置，这也是该书注语的特点之一。当然，《想尔注》中也有不少看起来比较“现代”的词语，如“福报”、“三千”等，还有一些俚俗语，但这些词语基本上都能在传世的汉晋乃至汉晋以前的文献中找得到。

第二，质朴与简约是《想尔注》文字的基本风格，从《想尔注》对《老子》的解说中，还可以看出作者有比较深刻的小学功底，并能够使用较罕见的假借字、古字、生僻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假借字的使用，如“柔辐”假借为“輮辐”（第十一章）、“錧鎋”假借为“輨辖”（第十一章）等。《想尔注》注语中也常见使用古字，如图写作啚（第四章等）、籥写作蘥（第五章）、闭写作閇（第九章）；皦（皎）写作曒（第十四章）、流写作氵不（第十五章）、企写作屳（第十六章）、算写作笇（第二十一章）等。《想尔注》还使用有传世文献及字书都不见的失传字，如掔（第六章，假借为坚）、山+行（山下行，第二十一章，假借为洐）、日+攵（第三十章）等。

上举各例，有些可能是写卷抄写者的原因，但如輮辐作柔辐、輨辖作錧鎋、闭作閇、皦作曒、算作笇、洐作山+行、掔、日+攵等等，则不可能是抄写者的笔误为，应该是保留了《想尔注》原本的面貌。

第三，长期以来《老子想尔注》教内被视为张鲁所撰，是有理由的，即《想尔注》所根据的《老子》文本是张鲁删定的，那么，即使认为《老子想尔注》不是张鲁所撰，但是也得承认其中蕴含有张鲁的文字。不过，认定《想尔注》出自张鲁之手，还嫌证据不足，除了以往的讨论者已经指出的原因外，笔者也曾论到，《想尔注》中有较多而又深刻的汉晋之际流行的谶纬内容，而史书中记载张鲁对谶纬并不感兴趣，或知之甚少。从这一点看，《想尔注》的作者就很难认定为张鲁。本人认为，《想尔注》应该出自当时道教教团内部的某个甚至是某些“传道人”之手。

毫无疑问，《想尔注》撰写的目的是为了让教徒们理解《老子》，可以说它就是一本关于《老子》的讲义，细读《老子想尔注》，可以发现讲授者讲授《老子》的语气在的注语中有所表露。《老子》第二十一章“其中有信”一句下《想尔注》说：

古仙士实精以生，今人失精以死，大信也。今便结精便可得，可得生乎？不也，要诸行当备。所以精者，道之别气也，入人身中为根本。持其半，乃先言之。

上引文中的“持其半，乃先言之”，与前面一段解说《老子》语义的文字没有关系，很是突兀。笔者的理解是，该句实际上是对上面注语的一个总结，意思是“先讨论其中的部分道理”。那么，从“持其半，乃先言之”一句看，《想尔注》的“讲义”性质是很明白的，持讲人就是当时站在讲席上的“传道人”。至于这位“传道人”究竟是谁，难以拟测。

人们通过对近些年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献证明，古代那些思想家们的著作，最终编成书往往并不是作者本人所为，而是由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甚至是没有干系的人编辑而成，但是主旨不会脱离原创者的基本思想。《想尔注》的撰成，有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

结语

《想尔注》是学习老子的教材，也可以说是道教中人学习《老子》的教内读物，该书作者无疑是既对《老子》有深刻的理解，又对道教的发展肩负有使命的人物。从《老子想尔注》的注语看，作者的知识结构包括下述几个部分：对道教教团的运作及其教义的熟稔；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著作及其思想的深刻理解；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及对儒家经典重要术语的随机借用； 对以 《黄帝内经》 为代表的古代医学的理解，其中包括古代医学框架下的阴阳五行理论、气的理论、房中养生的技术及其理论；对谶纬说、星象学的理解；对古代小学的深厚素养。很显然， 《想尔注》作者并不是一个仅具道教知识的人，而作为《老子》讲义的《想尔注》 ，其受众也不仅仅是那些初入道门“未晓深言”的“初回之伦”。

（本文作者：刘昭瑞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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