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传承道教，陈撄宁在创办于上海的道教刊物《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上介绍道教思想和养生功法，让大众能够正确理解道教，以扩大道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其次，倡导仙学，重整教义。在以陈撄宁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坚守下，道教在近代虽遇危机，但道脉仍存，精神不绝。而倡导教义上回归《老子》，则显示道教发展的希望。

老学的民间化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民国年间北京白云观道士

道教老学中还存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即存在一些托名神仙解《老》的著作，如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诸家姓氏》录有宋代张冲应、张灵应两著，并注云：“以上两家，系鸾笔。”可见宋代已有以鸾笔解《老》者。明清时期，此类注解明显增多，如八洞仙祖《太上道德经解》，吕真人注、顾锡畴解《道德经解》，纯阳吕仙撰、杨宗业校《道德经注》，纯阳子注、刘沅重刊《道德经解》，纯阳真人释义、牟允中校订《道德经释义》，纯阳吕仙衍义《道德经注释》，吕纯阳解、田润校《太上道德经》等等。这些著作所借托之神仙主要就是吕洞宾，八洞仙祖虽然是指八个神仙，但中心人物为孚佑帝君，仍然是吕洞宾。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道教民间化的结果。正一与全真两大道派在明清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由停滞走向衰微，但道教多神崇拜、内丹炼养及立善积功等宗教观念进一步深入民间，与儒、佛二教混融在一起，并与民间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融合，由此在社会上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扶乩与劝善书的盛行。随着扶乩之风的兴盛，以鸾笔形式解《老》的情况明显增加，其中托名吕洞宾所撰的老学著作大都为扶乩之作，如署名纯阳真人的《道德经释义》就宣称该著是“吕祖降鸾释义”，署名纯阳吕仙的《道德经注释》亦称孚佑帝君“降鸾释义，普化群黎”。此种以神道设教说解《老子》的方式，不一定有助于《老子》哲理的展开，但对道教教义、道教伦理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二是吕祖崇拜在老学中的反映。对吕祖的信仰和崇拜大约开始于北宋末年，如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封吕祖为“妙通真人”，到南宋时已有专门奉祀吕祖的庙宇。又由于全真道奉吕洞宾为纯阳祖师，随着元代统治者对全真道的扶持，吕洞宾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多被敕封，如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褒赠其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又又加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关于吕洞宾的传说众多，元代道士苗善时曾编有《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七卷，汇集吕祖一百零八化的故事。到明清时期，吕祖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所谓“古今圣真，未可数计，妙道真传，群推孚佑帝师。非特开南北宗派，传经演典，至大至精，即片语只词，亦必关合道妙，玄微难名。且敕普度，化被四洲”。可以说，吕祖劝人尽忠行孝、积善除邪的传说在明清时期已深入人心，道教的教义也多借吕祖之名加以宣称，所以托名吕祖的各类经书也大量涌现，仅以《道藏辑要》为例，全书收入不少托名孚佑上帝的作品，如《先天斗帝敕演无上玄功灵妙真经疏解》、《九皇新经注解》、《玄宗正旨》、《玉枢宝经》、《十六品经》、《金华宗旨》、《同参经》、《吕帝心经》、《吕帝诗集》等等。由此看来，明清时期出现大量托名吕祖的老学著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1935年华山老照片东峰道士练功

又如托名孚佑帝君所著的《太上道德经浅注》，约成书于民国年间，亦是扶乩降笔之作。前有孚佑帝君序云“时维丁巳嘉平月降于崇正精舍”，又有文昌帝君、武圣帝君、阿南天尊、太上老君各序，武圣帝君序降于“崇正堂芸窗下”，其他均言“降于崇正精舍”。道坛诸子敦灵、广灵、明功、明广都有“命序”，其中敦灵在序中记载了当时扶乩的原委及具体情况：

惟《道德经》一书，传自太上，其旨既深，其理无穷，皆实学也。治国治家之要言，修性修命之捷径，反不能家喻户晓，移风易俗。揆原其故，委以文理深奥，读者多不甚解。以致数千年弃黄金如泥土，等珠玉为尘沙，浮沉埋没，良可慨也。魁有鉴于斯，特邀同志诸人明功、广灵、明广、明华、灵真、明孝、明谨等，虔叩孚佑帝君，降鸾浅注《道德经》 ，简而易明，以冀流传世界，俾上至国家，下及黎庶，挽颓风为淳朴，化譎诈为善良，咸归善域，共乐升平，实有厚望焉。爰协靖灵操乩，明勤录字，樾灵缮写，不避艰辛，历两寒暑，全书始克告竣。并有延庆永宁善灵、慧灵诸大志士，捐资刊刻。

认为以往的《老子》注都过于深奥，读者不知所解，而吕祖之注，简易明白，易于发挥教化的作用。该序又指出：“慨近世人心浇漓，久失道德之观念，以致天灾人祸接踵相逞，遍野哀鸿，惨不忍睹。假使尝读《道德经》，得以于内而不惑于外，以众人之心为心，以天意为民意，饥寒相顾，疾病相持，上迓天和，下弭灾患，魁敢谓此书一出，胜如施金粟千万石也。”联系到近代社会时局的艰难多变，此言确非无的放矢。另一道子明广也云：“愿得是书者，果能口诵心唯，犹如耳提面命，以事理循天理，化除私欲，去恶心，生善心，改作好人，免将道德二字沦亡，庶可消灾殃，脱苦恼，定邀天锡福禄，世见清平，人得安居乐业，实于国民有大幸焉。”可知此注的宗旨不在于阐发老子之哲理，而在于用老子思想济世利人。

道教自创立以来，便注意依托《老子》宣扬道教教义。如最早的道教老学著作《老子想尔注》，弘道阐教，旨在教化，正如陈丽桂所指出的：“细读《想尔》对《老子》为人诟病的‘浅末’转化，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宗教家宣教的艰辛与苦楚。《想尔》其实是在用老，而不是在解老。”同理，近代吕祖降笔的老学著作，同样是在发挥《老子》之用，并且是民间之用。

宗教和谐发展，兼具时代特色

民国白云观

近代西风东渐过程中道教人士具有不一样的文化态度。如德园子《道德经证》全书以道教性命之学解《老》，其书之《后语》则记载了他与秋根居士讨论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关问题，颇值得重视。秋根居士广览西学，但对耶稣事不太理解，向德园子请教。德园子回答说：“余夕见泰西书所言耶稣降世，钉死十字架，及真神造物，七日息工，并种种荒远不经之说。辞虽不经，察其意旨，亦犹中国所传共工触山、女娲炼石、断鳌立极、聚灰止水之类。盖以阐道微言，寓之乎荒远不经之说，非拘牵文义者所能解会也。”

随后德园子提到《景教流行中国碑》，他认为景教即是基督教，在唐代已颇流行。据碑文，阿罗本刚来中国的时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在西郊隆重迎接，入内翻经书殿，翻译其教经书二十七部留在中国，这当是该教的《新约》，当时的翻译，想必远胜今本，可惜已不存。德园子进而指出，据景教在唐代的传播，中西之通已在千年之上，但中西之通实际上早在唐之前就已开始，“观乎和仲分宅西之命，少师联入海之踪，梨轩停汉使之车，算学记东来之法，又焉知三五之世大地之中非本属一家哉？”

德园子还根据《景教碑》所载，指出景教宗旨和我国儒道释三教相通，“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者，性之旨也。窅然灵虚，后后而妙有者，命之旨也。三一妙身者，涵三为一之旨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风而生二气者，太极两仪之旨也。七日洗心者，天心来复，大道见前，妙中之妙，旨中之旨也。”德园子还认为，除西方宗教以外，对于西方科技，亦不必排斥：“夫道本也，艺末也，历算机器，出乎道者也。吾子倘探其本，一以贯之不难矣。”总之，对于西方文化，都可用道统括起来，并加以消化吸收。对于德园子的这些见解，秋根居士评价说：“子之读书论道也，既祛三教门户之见，复烛泰西性学之宗，信乎《景教碑》所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非虚语也。”

如何应对外来文化，成上道《老子心印》也有论及。其《自序》言：“此经之作，在古圣东到西来出关化胡之始，此解之述，在晚近西风东渐宗教会同之余。”由此可见，成上道虽为道门人士，还是颇有时代意识。他提出读《老》要审明四大关系：一曰保全国粹，二曰改良社会，三曰统一宗教，四曰复真古道。

他进一步分析说，古昔儒、释、道、耶、回五教皆为真道，但发展至近世，其信徒或只知为官，或只知披剔，或只知云游，或只知礼拜斋课，固已名存实亡，不知真 道为何事，其甚者则至于祸国殃民，借教殖民，挑起战争，危害更大了。而《老子》实可救此五大宗教之弊：“今得此经以挽回之，然后知中外之道皆不过先修人 道，学圣人以培功养性，次修天道，由圣人以长生了命。其余一切富贵权利之心，妖妄暴戾之行，固当屏除罄尽也。”

道教向来具有包容的文化精神，所以纵使在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对中国文化形成强烈冲击时，前辈们仍然主张宗教和谐相处，反对宗教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今，我们更要以《老子》为枢纽，坚守本教文化的同时，求得世界五大宗教在教理上的彼此认同。

（本文由道教之音根据刘固盛《近代道教老学述论》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