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理性、自由是康德表达人的本质的核心概念，尤其是他对自由概念的卓越阐释，是其尝试解答传统形而上学问题、道德与宗教问题的灵魂。

本文拟从知识、道德和宗教三个方面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几个问题进行重新解读。

一、理性与自由。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主要被理解为人类的一种本质力量与创造模式，它涵摄认识领域与实践领域。柏拉图认为，理性的人处在世界与理念二极之间的张力关系中，既有属神的超验理念本质，又必然地生活于大地之上。希腊精神经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康德。在康德那里，人的理性特质更加突显，而且那种张力色彩依然是思想的必要前提。不过，康德的伟大在于其综合精神。我们不好使用“折中”、“调和”等词汇来纠缠康德，而应积极地体会他那深邃的创造思想。人不需要从二元中逃出，极力站在某一边谴责另一边，而是要理解源于更深统一体的人的精神和“质料”[1]（第六章）。在康德那里，质料与理念、现象与本质空前地统一，存在因而获得完整的根据，这根据显然不在传统意义上的超验理念中，不在彼岸——那人迹难至的永恒的空虚与黑暗中，而在我们的思想概念、在我们的理性理念中，在理性本身。而且，人只能生活于自己的理性中，而不能生活于生命之外的超验理性之中。在倡导主体性哲学的康德那里，理性只是人的理性，理性（思想）不仅是人类的能力和工具，更是人的本质、源泉、依据和目的。人类藉理性而为的，不是去探求身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和奥秘，而是对自己理性本身的自觉，自觉其作为人以及人的整个世界之源泉、之模式、之理想的身份及尊严。这种自觉即自由，乃是人类的起点与终点。

人的理性之外，康德并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精力，只是存而不论。康德认为，理性是完整的、唯一的、永恒的。人的一切都在理性的呈现与运用中。通过纯粹理性的思辨使用，人类获得关于经验的知识以及经验本身，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通过纯粹理性的实践使用，人自觉地服膺道德命令，成就一个纯粹道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以人的自由为前提的、超越自然秩序的价值世界。正是这种世界，必然地把上帝存在以及对上帝的信念推设出来。这可被视为纯粹理性的信仰使用，或者纯粹理性的信仰阶段，此乃纯粹理性的最高运用与呈现。康德并未明确地表达理性的阶段性，但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纯粹理性的内在发展与过程性。这样，在理性的永恒性中，表现出其历史性的一面。不过，应该指出，康德的这一历史性是自身合理性的、先验而非经验性的，它指的是直接源于理性概念本身的自发性的生成。无限永恒与历史有限性具体统一于理性自身，这即是康德对传统哲学内在矛盾之解决的有益尝试，又体现出他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把握。

另外，虽然理性之外，康德存而不论，但康德还是对“物本身”、对“上帝”等概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思辨理论领域，人由于自身的局限，关于物自体，除了意识到它是经验世界的绝对的基础和界限外，别无可言。这既表明人类认识的漫长与艰巨，又表现出康德朴实的思想风格，他不愿意离开人的经验去奢求无法对象、虚幻飘渺的东西。再者，把物自身如此“悬置”起来，正表明康德对它的重视。康德将尝试以其他的方式对待它。关于上帝，康德在本书多次论及，他严格地固守着理性，让上帝只通过理性，即实践理性呈现出来，呈现为理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前提，成为人的自由本性所必须的设定。

二、知识论、存在论、本体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哲学的中心问题集中于其“哥白尼革命”中。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从根本上颠倒了人们关于能知主体与被知客体相互关系的一般认识。他把对象之全部知识的根据置入主体之中，从而把知识问题归结为，认知对象必须与认知主体的认知条件相一致。而这种认知条件又严格地建立在其所谓的先验哲学中。在康德那里，经验、世界、知识与知识对象具有同等的意义，标示着人与物自体之间生成着的现象世界，这个世界的依据在主体的纯粹理性之中。在主体自我与先验直觉统摄下，知性的先验条件与感性直观整合的材料共同构造着知识与知识对象。先验哲学研究的就是这些先验的可能条件，它们根植于人类本性中，源于我们的心灵。这些先验条件作为认识的先天形式客观地存在并支配人们的认识活动，成为知识的本质，同时限定着知识止于其经验的有效范围内不得踏空一步。

把《纯粹理性批判》主要看成关于知识的著作是远远不够的。对科学知识可能性条件的探讨固然是康德批判哲学的重要动因，但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义远非如此。康德把整个可能性经验世界还原到其主观先验根据，虽为知识论洞开了奥秘之门，但同时也为知识的对象，为经验世界的存在，为这存在的可能性做出了完美的阐释。把世界存在的根据也同时给予出来，这根据正是人的理性，因“对象必须只能以某种被（理性）给定的方式存在”[2]（A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