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道德与宗教——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几个问题(2)

中国社会科学网 赵广明

2012-03-15 19:19:19

康德认为,知识对象的存在与否,其根据只有在认识主体的本性中发现,一个对我们存在的对象一定是由认识它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构成的。但这不意味着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对立,对象与主体是一致的,一致到好像“现象(对象)是在自身之内并凭借自身而发生的”[3]。在此本质与现象完美地结合于存在,而这主体性的存在又牢牢地关联于经验之中,拒绝主观唯心主义与二元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苟同新康德主义的努力,它企图消解人的经验以外的绝对因素的意义,否定恰恰是理性内在品质的超验特征。对物自体等概念的消解与抛弃,实际上是断绝了存在的源泉,使存在自绝于本体。

本体是康德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本体必缘于人,但本体又绝对无缘于对象性。“知性限制感性……在它警告感性绝对不可冒昧要求应用于物自体,而只能应用于现象时,它确是自行思想到一个物自体的对象,但只是作为先验的对象而思之,这个先验对象是现象的原因,因而本身不是现象,而且不能被想作量,为实在性,为实体等。我们完全不知道,在我们里边或者在我们外面能否碰见这种先验的对象”,这先验的对象对我们永远是无迹之象,无“有”之有[2](A289)。可见,从主体,从我们的心灵开始的思想和思想的世界穿越感性和知性却思到了感性与知性之外的“本体”,一个“X”。它作为真正的最终的原因存在着,永远限制、导引并决定着人们。这里发生了一个视野的转换:起始于人的视野在经历了人的世界之后,投向了一个无法投向的去处,那儿成了一个新的视野的起点,我们无法照亮它,甚至无法看视它,但却完全被这神秘的视线所照耀,所支配。对此,康德认为:“每一个概念都可看作是一个点,作为观察者的站,这一点有它原有的视野,就是从那个观点所能表现而且好像能概观的形形色色的事物。这个世界必须能够包括着无数的点,而每一个点又有它自己的更狭隘的视野……但是对于种种不同的视野……都有一个共同的视野,我们能够从它像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点那样,来概观一切的类;而从这个更高的类,我们就能一直进展到我们达到一切类的最高类,从而达到那个普遍的、并且是真正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从最高的概念的观点被确定的。”[2](A659)这种从人的视野向最高者视野的倒转,是在一种新的基础上为人的存在找到了基础。这是人类学的,而这种人类学是建立在“人与从人出发的内在超越于人”这一关系上的。

总之,在康德那里,认识论与存在论是内在一致的,而存在论又以本体论为基础,这也许是“哥白尼革命”的又一种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含义。

三、自由与宗教。自由与宗教是《实践理性批判》与《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等后来著作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其基本思想已经成熟。康德认为,思想必然超越于思辨而至于实践领域,这是人类的必然。何谓实践?实践是人为自己立法的自由自发的活动,以此确定人的存在,这种确定独立于感性直观的种种条件,与非感性的理智世界有关[2](A430)。实践中行动的绝对自发性,并以此作为行动应自负其责的固有根据所标示的正是“自由”这一概念[2](A448)。自由乃是一纯粹先验理念,是自发地开始一种状态的意思。表明在人里面有一种自决的能力,它独立于任何情欲冲动的强迫[2](A534)。可见,自由乃是选择行动,有如一个系列,自然的系列,必有一非自然的、自发的开头,这一开头不在时间之中,而因果作用意义上的在其之前的时间及自然原因对它无确定影响,但它却开始了一因果系列[2](A450)。

自由概念应当是认识人类本质与历史的首要概念,它意味着毫无意义的自然秩序的结束、中断,新的属人的世界秩序的开始。自由以其绝对自发的决断,使理性得以确定人与自然的位置与本质,从而开始了人的历史。“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活在历史中”,而“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4](第1章第5节)。可见,人类必然要设定一个神圣的起点,这是自由的必然,正是在这必然中上帝呈现出来。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系统批判了对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论证,包括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但康德的目的不是要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要说明,单纯由思辨理性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神的实在性[2](A669)。康德接下来明确表示,神(像“自由”一样)不是从自然从思辨,而是从人从道德的意义上得以说明的,而且是自由与道德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又成为自然之解释与研究的基础。

康德是一个虔诚的人,这表现在:(1)对人类理性的推崇与信念;(2)仅仅从理性、从道德的意义上确定神以及对神的信仰。就像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所进一步展示的,康德始终坚持从人自己、从人的自由、从人的道德理性这唯一的角度,自觉地走向宗教,而排除其他的信仰方式(主要是经验实证的方式和启示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康德坚持人类学的立场。正像柏拉图《尤息弗罗篇》中在上帝与道德之间的抉择一样,康德选择了后者。但这并不能消除他在人与神之间所表露出来的那一丝迷茫,这迷茫使他坚持在一个哲学家的立场上遥想上帝。

参考文献:

[1]蓝德曼.哲学人类学:第六章[M].工人出版社,1988.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1929年英译本,译文参考韦卓民译本。

[3]查尔斯·谢尔奥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哥白尼革命[J].德国哲学,(11).

[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1章第5节[M].漓江出版社,1999.

(文章转自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宗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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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 赵广明

    2012-03-15 19: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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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认为,知识对象的存在与否,其根据只有在认识主体的本性中发现,一个对我们存在的对象一定是由认识它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构成的。但这不意味着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对立,对象与主体是一致的,一致到好像“现象(对象)是在自身之内并凭借自身而发生的”[3]。在此本质与现象完美地结合于存在,而这主体性的存在又牢牢地关联于经验之中,拒绝主观唯心主义与二元论。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苟同新康德主义的努力,它企图消解人的经验以外的绝对因素的意义,否定恰恰是理性内在品质的超验特征。对物自体等概念的消解与抛弃,实际上是断绝了存在的源泉,使存在自绝于本体。

    本体是康德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本体必缘于人,但本体又绝对无缘于对象性。“知性限制感性……在它警告感性绝对不可冒昧要求应用于物自体,而只能应用于现象时,它确是自行思想到一个物自体的对象,但只是作为先验的对象而思之,这个先验对象是现象的原因,因而本身不是现象,而且不能被想作量,为实在性,为实体等。我们完全不知道,在我们里边或者在我们外面能否碰见这种先验的对象”,这先验的对象对我们永远是无迹之象,无“有”之有[2](A289)。可见,从主体,从我们的心灵开始的思想和思想的世界穿越感性和知性却思到了感性与知性之外的“本体”,一个“X”。它作为真正的最终的原因存在着,永远限制、导引并决定着人们。这里发生了一个视野的转换:起始于人的视野在经历了人的世界之后,投向了一个无法投向的去处,那儿成了一个新的视野的起点,我们无法照亮它,甚至无法看视它,但却完全被这神秘的视线所照耀,所支配。对此,康德认为:“每一个概念都可看作是一个点,作为观察者的站,这一点有它原有的视野,就是从那个观点所能表现而且好像能概观的形形色色的事物。这个世界必须能够包括着无数的点,而每一个点又有它自己的更狭隘的视野……但是对于种种不同的视野……都有一个共同的视野,我们能够从它像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点那样,来概观一切的类;而从这个更高的类,我们就能一直进展到我们达到一切类的最高类,从而达到那个普遍的、并且是真正的视野,这个视野是从最高的概念的观点被确定的。”[2](A659)这种从人的视野向最高者视野的倒转,是在一种新的基础上为人的存在找到了基础。这是人类学的,而这种人类学是建立在“人与从人出发的内在超越于人”这一关系上的。

    总之,在康德那里,认识论与存在论是内在一致的,而存在论又以本体论为基础,这也许是“哥白尼革命”的又一种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种含义。

    三、自由与宗教。自由与宗教是《实践理性批判》与《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等后来著作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其基本思想已经成熟。康德认为,思想必然超越于思辨而至于实践领域,这是人类的必然。何谓实践?实践是人为自己立法的自由自发的活动,以此确定人的存在,这种确定独立于感性直观的种种条件,与非感性的理智世界有关[2](A430)。实践中行动的绝对自发性,并以此作为行动应自负其责的固有根据所标示的正是“自由”这一概念[2](A448)。自由乃是一纯粹先验理念,是自发地开始一种状态的意思。表明在人里面有一种自决的能力,它独立于任何情欲冲动的强迫[2](A534)。可见,自由乃是选择行动,有如一个系列,自然的系列,必有一非自然的、自发的开头,这一开头不在时间之中,而因果作用意义上的在其之前的时间及自然原因对它无确定影响,但它却开始了一因果系列[2](A450)。

    自由概念应当是认识人类本质与历史的首要概念,它意味着毫无意义的自然秩序的结束、中断,新的属人的世界秩序的开始。自由以其绝对自发的决断,使理性得以确定人与自然的位置与本质,从而开始了人的历史。“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可以不必了解上帝是否存在和为什么存在;不过却要知道,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活在历史中”,而“历史是从基督开始的”[4](第1章第5节)。可见,人类必然要设定一个神圣的起点,这是自由的必然,正是在这必然中上帝呈现出来。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系统批判了对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论证,包括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但康德的目的不是要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要说明,单纯由思辨理性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神的实在性[2](A669)。康德接下来明确表示,神(像“自由”一样)不是从自然从思辨,而是从人从道德的意义上得以说明的,而且是自由与道德的必然要求。反过来,又成为自然之解释与研究的基础。

    康德是一个虔诚的人,这表现在:(1)对人类理性的推崇与信念;(2)仅仅从理性、从道德的意义上确定神以及对神的信仰。就像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所进一步展示的,康德始终坚持从人自己、从人的自由、从人的道德理性这唯一的角度,自觉地走向宗教,而排除其他的信仰方式(主要是经验实证的方式和启示的方式)。在此意义上,康德坚持人类学的立场。正像柏拉图《尤息弗罗篇》中在上帝与道德之间的抉择一样,康德选择了后者。但这并不能消除他在人与神之间所表露出来的那一丝迷茫,这迷茫使他坚持在一个哲学家的立场上遥想上帝。

    参考文献:

    [1]蓝德曼.哲学人类学:第六章[M].工人出版社,1988.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1929年英译本,译文参考韦卓民译本。

    [3]查尔斯·谢尔奥弗.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哥白尼革命[J].德国哲学,(11).

    [4]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1章第5节[M].漓江出版社,1999.

    (文章转自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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