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判教为前提，中国佛教诸宗对佛教内部的各宗派、各种思想，也以圆融的原则，进行判别平章。诸宗在教理方面亦不无争论，但一般皆限于教内的学术讨论，态度友好，只是有理有据地分析批评对方学说的不圆满，肯定其所对之机，承认其价值，不一概否定。只有对违反佛法之异说，及违犯佛教制度的作法，如三阶教、后期白莲宗等，才进行严厉批评。中国佛教诸宗之间，大多保持着和谐融洽的关系，从无不同宗派之间的激烈争斗和战争出现。在这一方面，与印度部派佛教之间因见地不同而分河饮水，及日本、吐蕃佛教亦曾发生佛教内部宗派之间残酷战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印度佛学空有之争势若水火不兼容，从中国去的玄奘法师特撰《会宗论》三千颂，调和空有，主张“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表现出中国佛学的圆融风格。清末至近代，藏传佛教界由宁玛派大德吉美林巴（1729－1798）等发起的“利美运动”，以调和诸派为宗旨，主张诸宗融通，佛法一味，藏语“利美”，与圆融含义相近。只有对虽然打着佛法旗号而实际危害佛教、欺世误人的附佛法外道，如古之罗祖教、今之“法轮功”邪教等，中国佛教界则毫不客气，如明代附佛法的无为教（罗祖教）盛行，莲池大师号召“凡我释子，宜力攘之。”当代中国佛教界对法轮功邪教从1996年起便不断进行揭露批判。但即使对此类邪教，中国佛教也只是响应其对佛法的假冒和诋毁，进行口诛笔伐，从不以武力主动攻击，而且还注意从此类邪外的流行中反思佛教自身的缺陷，吸取有益的教训，实际上承认邪教也有其充当反面教员的作用。

中国佛教也以判教的圆融精神，对待佛教以外的其它学说，特别是中土传统的儒、道二家之学。佛教入中土之初，即对本土儒、道之学采取顺应、融会的态度，肯定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会作用，并以“辅翼世教”的社会职能自居，以佛教之五戒和会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语翻译佛典。与佛教同属宗教的道教，从东晋到元初，有时与佛教矛盾较为尖锐，曾有过几次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武”之灭佛及宋徽宗之抑佛，皆以佛、道冲突为重要背景。但佛教对道教的挑战，从来只是以辩论的方式进行响应，有理有据地批驳道士对佛教“三破”、“舍华效夷”等攻击及“老子化胡”说之无据，而对道教崇道敬天化民的社会功能，佛教人士也多予肯定。佛教对儒学虽然多行和会，但这种和会只在世间法的层面，在有关出世间的见地问题上，从来注意保持理论的严肃性，分清佛法与世法，指出儒、道二家世界观、心性论的世间性、不究竟性，以显出唯佛法为堪以超出世间的、究竟如实的真理。如吉藏《三论玄义》分辨震旦“三玄”落于无见，与佛法不同；宗密着《华严原人论》，通过追究人生本原、建构宏大体系，显示儒、道之见的不究竟及佛法的究竟。宋元以来，三教一家、三教同源一致，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特别被道教中人所提倡，佛教亦顺应社会需要，持圆融三教的态度，一些佛教大德如智圆、憨山、藕益等还著书立说发挥儒、道之学。然这种圆融，多非如道、儒二家多混淆三教之学尤其核心心性说为一致，而是以佛法判教的方法，只将儒、道之学判为世间人天善法，严格区分三家心性说的不同，显示出佛法的究竟。如憨山《观老庄影响论》判老庄为天乘法，孔子为人乘法，皆不出世间。莲池《竹窗随笔》论儒家喜怒哀乐未发之性尚非佛法之本来心性。其《正讹集·三教一家》云：

三教则诚一家也矣，一家之中，宁无长幼尊卑亲疏耶？佛明空劫以前，最长也，而儒、道言其近；佛者天中天、圣中圣，最尊，而儒、道位在凡；佛证一切众生本来自己，最亲也，而儒、道事乎外。是知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

莲池还撰有《天说》三篇，响应当时传入的基督教对佛教的诋毁，只批驳其说之不合理，而肯定其教人敬天为善，肯定其信奉者皆正人君子，表现出一种谦虚有礼的态度。因为有圆融精神的指导，中国佛教从未像基督教、回教那样强烈排斥异己，发动宗教战争。

圆融精神，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深深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佛教。近的弘法者，大都继承传统的圆融精神，以响应时代及多元文化的挑战。如前辈太虚大师，虽然主张佛教革命，声明自己非某宗某派的传人，而始终立足于中国佛教两千年积淀的传统，肯定传统诸宗的价值，尤其对长期作为中国佛教主流的禅宗特别注重，主张革除禅宗的弊病，稳建于教、戒的基础之上，认为中国佛教若能复兴，仍然在于禅。对科学、哲学等各种现代文化，他以中国佛教传统的判教方法予以评论，批评了多家学说的局限。对西方基督教，他充分肯定其长处，吸收其弘传的经验，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而西方需要佛教，然对上帝创世的信仰，也进行了批驳。当代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表现得也很突出，内容是诸宗融合，对外则圆融世法，和谐无争，与政府部门、其它宗教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星云大师进一步发扬太虚大师的圆融精神，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圆融性格，认为现在是“人间圆融的时代”，以“法界融和”为佛光学的基本精神，主张“人间佛教，八宗兼弘”，将从佛陀到现代的南传、北传、汉传、藏传、大乘、小乘、显、密等一切佛法融合为一，将传统与现代、生活与佛法、佛法与世学、僧众与信众、男众与女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各种宗教等，都圆融起来，“使世界融和一体，不分种族、国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能和睦相处。”他不但如此主张，更如言力行，做了许多圆融佛教各宗派、各种宗教、各种矛盾乃至中国海峡两岸关系的实际工作。当今在海外弘法的净空法师等，也常与其它宗教和世俗文化对话，表现出鲜明的圆融精神。

三、当今世界呼唤圆融精神

圆融精神，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宝贵。西方未来学家、星象学家们曾经预言：21世纪将结束以往的对抗和战争，走向一个以和平、发展、生态为主题的“宝瓶座”新纪元。这反映了人们对苦难的过去之反省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应该说是人心所向，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一美好新世纪的到来，起码需要全人类以明确的和平、发展、生态意识为指导，去排除重重障碍，共同努力营造。

当前的世界，仍然充满了各种矛盾冲突，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在地球上空。刚刚跨入21世纪的门坎，迎接人们的便是美国“9·11”恐怖事件震天动地的爆炸声，造成3000多人死亡，近千亿美元的损失，至今尚使许多人惊魂不定。接着又是伊拉克战争。以色列、车臣、非洲等地的局部战争还在继续，恐怖事件、反恐怖斗争此起彼伏。贫与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仍然在加剧。中国学者张立文先生说，21世纪的人类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各文明之间五大冲突，引发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虽然经济在不断发展，贫穷之苦仍然困扰着许多人，据统计，全世界目前贫困（每天收入1美元以下）者有28亿人，其中赤贫者12亿人，极端贫困者约3亿人，长期营养不良者8亿人，中国绝对贫困者达3000万人。到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者将达4亿人。穷国与富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1960年，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和20％的穷人收入差距为30：1，到1999年，差距上升为74：1，在40年中增长了1.45倍。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均GNP超过2.5万美元，49个最不发达国家仅235美元。贫富差距的加大，制造着敌意及偷盗、抢劫、杀人、贪污等罪恶。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除经济因素之外，公认为在于政治、宗教、文化的冲突。在当今中东问题的背后，不难看到历史上耶、回二教“圣战”的阴影。

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改善问题尽管已经受到相当重视并着手改变，但问题尚十分严重，全球许多地方破坏生态环境的速度仍然大于保护。盲目开发某种资源而导致其它自然资源破坏、造成更大损失的情况在到处发生。热带雨林在迅速减少，温室效应在不断提高。空气、食物污染及新技术带来的基因污染相当严重，全球自然灾害在不断加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自20世纪50年代的年平均40亿美元增加至1999年的4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自然灾害有更为加剧的兆头。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也十分严重。经济增长、意义丧失，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价值失范、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犯罪率尤其青少年犯罪率不断提高，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心理和精神问题日益严重，据估计，因压力、紧张和挫折导致的抑郁症，将在2015年成为人类的两大杀手之一。

尽管各种矛盾冲突相当尖锐，与以往相比，全球经济文化大融合，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趋势。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地球日益缩小为一个小村庄。文化的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市场化，跨国商品与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增加，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国家主权弱化，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它有利于各国经济协调发展、走向共同繁荣，也有使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等负面作用。2000年以来，不少地方兴起反全球化运动，然全球化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文化全球化，各种文化、各种宗教之间的碰撞加剧，在不免有矛盾冲突的同时，也促使其互相学习，去伪存真，改造充实自身，最终融合为一体。科学与宗教、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也呈现出整合、融通的趋势。

时代的发展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呼唤着一种能消解各种矛盾冲突，促进全球化、一体化，足以将全人类联结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呼唤着一种没有西方宗教文化对抗性、排斥性、隔碍性缺陷，高扬和谐、和平的指导思想。最适合这种时代需要、内涵深厚的学说，无过于佛学的圆融说。张立文先生针对时代需求，从中国古籍中拈出“和合”二字，进行发挥，创立“和合学”，主要包括和谐、和平、祥和，合作、和好、融合六大精神及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这一学说自是符合时代精神，有其应予重视的现实意义。但与佛法的圆融观相比，还只是一世间的思想，理论深度尚嫌不足，且不解决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需要问题，其影响当然也就有限。

佛法的圆融观，可以运用于处理当今和未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类心灵等各种矛盾冲突，教导人们从整体观和因缘观着眼看待一切，认识到这个世界本来和谐圆满，一切矛盾冲突，无不由人为而致，由人不能如实认识缘起性、一体性，不能控制自己的贪欲嗔恨等烦恼、不能慈爱他人而造成。认识到任何国家、民族、个人，都同生共处于一个“大缘起陀罗尼网”中（《华严经》六相之总相），既各有其独立自主性（别、异、坏三相），又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成相），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论你愿意与否，都必然同安危、共患难，一地区、一国家、一民族乃至一个人的不和谐，会影响其它，使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如局部战争必然影响其它地区的经济贸易，所造成的污染会殃及邻国乃至破坏全球生态；部分人的贫困和受压抑会滋生偷盗、抢劫、恐怖活动，破坏社会生态环境，使富国、富人也难得安乐。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使全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虽然不无男女、长幼、贫富等差别，而尊严、价值、佛性平等不二（《华严经》六相之同相），理应以平等心、慈爱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富国应帮助和带动穷国，富人、富国和社会应扶贫济困，谋求共同发展，才会获得共同的繁荣、富强、安乐。

在文化方面，佛法圆融观判教及对待外学的方法，教人承认各种宗教、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所对的机宜，应在友好交流中互补，在互相对话、比较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多元互动中促进各自的发展完善，而圆融为人类文化之整体。

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佛法圆融观教导人们：自然界作为人类主体（正报）之依报，与人类息息相关，为依正不二的关系，乃人类自身的一部分，并非只是征服的对象。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必然导致人类主体自身的不和谐，产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滋生各种疾病。经济建设应从整体思维出发，进行集约式综合资源开发，兼顾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可持续发展。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在治好人心，所谓“心净则国土净”。

作为一种依瑜伽实证而建立的哲学观，佛法圆融思想对哲学和科学能不断提供启示。与现有多家线性哲学、思辨哲学相比，圆融哲学高屋建瓴，是立体多维的，是以理性严密思辨而又超越理性思维的，是落实于人心而可以实证的。它描述的无碍境界，其实是对自心潜能的开发，这种玄妙之说，启发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心理学家突破种种人为自设的逻辑疆界，脱离佛法所谓“法执”的系缚，揭破宇宙最深秘奥，如实认识自心，由如实认识心物的深层关系，走出哲学的误区和科学的瓶颈，促使科学大飞跃，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精神传统的整合。按圆融思想，事事无碍之理乃万法本来具有，当然可以从人心及物质世界中发现，一小片硅片中可容纳大图书馆的全部图书信息、一个细胞中含有全部生命全息等科学成果，使人们不能不想到佛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说。

圆融思想根本上是一种用于出世间了生死之瑜伽实践的工具，它旨在以圆满无碍的见地，打破各种法执，直下圆证真如，明心见性。这是其主要用途，对佛教徒乃至其它宗教信徒的修持永远具有指导意义。

圆融思想虽然是中国佛教大德禅观中的智慧并主要运用于禅观，然其理、境无不本于印度大乘经教，虽为宗教教义而甚具哲学性质，虽超越意识思维而利用意识思维，可以理性思考而接受，可以由社会现象和科学发展不断提供证据，这使它有超越佛教范围，而广泛运用于世俗生活、科学研究、社会问题处理的功用。全人类如若能掌握圆融的智慧，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心等关系的处理，则一个和平、发展、生态良好的新世纪之创造，殆非难事。

作者：陈兵，1945年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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