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次正一道国际研讨会，我原来准备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正一道的“入世”与“出世”》。

但是，在八月中旬，我改题写了这样一篇回忆家大人陈莲笙道长二三事的文章。这并非是因为今年是陈莲笙羽化五周年，而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已经有博士研究生在做陈莲笙思想研究的论文。指导老师希望学生能够揭示陈莲笙著述背后的“微言大义”，但是学生却苦于找不到陈莲笙生前活动背后的思想变化的材料。于是，我想，我还是尽可能将我知道的陈莲笙的思想轨迹记录下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陈莲笙的思想发展变化记录下来，留给年轻学子们作研究参考。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篇长文。

坚定不移地走爱国爱教的路

陈莲笙道长羽化以后，海内外道教界公认他是爱国爱教的模范。这个结论是否公允呢？我想说几件事情。

陈莲笙是经历过旧中国和新中国二个时代的人，他的爱国爱教是发自内心的。前三十二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陈莲笙已经是上海滩上著名的高功法师和道教界的年轻的头面人物，关心社会，关心时局。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他坐在客堂里埋头读报，阅读各种小开本的综合性杂志。他没有接触过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他对于新旧社会的认识来自于他自己的观察。

陈莲笙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既无钱财，也无文化。虽然立嗣在姨父母家，但是，对于贫苦人家一直怀有深情。他常常说，做道士的，什么样的人都要接触。旧社会里，做道士很穷，可是有时候被叫去为亡魂“分路”（人死后为亡魂引路的一个小仪式），看见亡人躺在草棚里，身上盖着芦席，真是心里难受。做完“分路”小法事以后，真不想拿东家送上的微薄经资。

我从小就在道场里混。记得我十一岁快小学毕业的时候，跟他去一个大户人家做道场。那是一座别墅完工，做安土净宅道场。别墅不小，法事排场也很大。陈莲笙特别要我乖乖坐着敲小钹，不要乱走动。可是，做了道场以后，别墅东家开出的经资支票，连续多次在银行里取不到钱款，害得祖母为出工的道友垫付。他连续到这家人家去了几次，最后都不愿意去了，结果就由我陪着爷爷去讨钱。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爷爷在客厅等东家，直到看见穿着睡衣的东家下来，得到承诺，我再陪爷爷回家。陈莲笙很鄙视这些富人。

他还跟我说过，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的道教组织恢复活动。他当时三十岁不到，在道教界比较活跃，人称新闸地界上的“小莲笙”。当时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很注意道教，也关注他。有一个科长亲自跟他谈，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当即告诉这个科长，道士信道，不信别的，拒绝了要他参加国民党的要求。每当他说起前半生的时候，他总会说，我对国民党和旧社会从来不抱希望。

1949 年，上海解放后，一时间道教活动急剧减少，家庭生活很困难，有的道士埋怨时局变化，但是他从不抱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道教界人士参加建国游行、抗美援朝游行和捐献飞机大炮的民族音乐义演等等，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靠拢党和政府。虽然当时道教还没有被承认，但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政府不会不承认道教，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宗教。1955 年，上海宗教局的姜尚文同志找他，邀请他出来组织筹备上海道教协会。我那时已经高二了，记得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他同一位陌生人在客堂里商谈。事后，陈莲笙高兴地告诉大家，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平等待人，和蔼可亲，要他出来做组织道教界人士的工作，给他科员的薪资，享受相当于公费医疗的待遇，等等。从此，他就成为专职的道教协会工作人员，直到他羽化。

1956 年，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到了北京，那时我才十七岁。从父亲的信函里得知中国道教协会准备成立。1957 年，陈莲笙当时只有 40 岁，他和上海道教界代表一起到新建的前门饭店参加中国道协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我专门去饭店看他。他很高兴，拉着上海虹庙当家张源琨叔叔和几位道长一起到刚在北京开张的上海老正兴吃饭。后来，他经常说，从辛亥革命起，道教界就要想成立一个组织，都没有成功。从1957 年起，道教终于有了跨宗派的全国统一组织，这只有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才能办成。

1960 年初，陈莲笙又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宾馆。我去看他，说话时，他常常欲语又止，房间里还不断有人来张望。我觉得气氛不对，坐不多久就离开了。那时候，北大刚刚结束“反右倾”。我猜想道教界大概也在经历这场运动。1961 年，我因为得病后回上海休养，才得知陈莲笙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挨了批判。虽然他还留在协会，但是，只做上海道教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这段运动经历，陈莲笙很少谈及，也从没有流露出怨恨的情绪，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正因为这些工作，才留下了他做的史料整理的内容，现在编入了《陈莲笙文集》下册。一些学术界的朋友都非常重视他编写的有关上海道教界的史料和上海白云观的碑志以及同官府往来文书的原始材料，认为极其珍贵。

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陈莲笙是想不通的。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抄了我们家，他们甚至将我家的雕有蟾酥的大砚台也当作四旧没收。当时，陈莲笙还是天天走到老西门的白云观，在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里做史料工作。突然有一天，白云观里冲进来红卫兵和宗教局的造反派。他们的扫“四旧”，就是毁文物和烧道书。眼睁睁看着白云观供奉的明代朝天宫铜像被拉走，他无能为力。面对红卫兵将二部半的涵芬楼《道藏》一册一册扔进火海，他熬不住了，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止，嘴里说那是国宝，那是历史。可是，立即被宗教局的造反派拉在一边，红卫兵拳打脚踢，批判他是保皇派、反革命，还要准备复辟，勒令他低头认罪。他站在火堆旁边，眼角看到有机会，就以财务账册为名，将有的簿册抢下来，留在身边。其中被抢下来的，就有后来挂在“老君堂”里的吴道子画老君像的巨幅拓片，以及他整理的文史资料和当时上海道教协会收藏道教书籍的目录。

1967 年，上海造反派“夺权”高潮时期，他和玉佛寺的大和尚真禅法师一起关在西藏中路的慕恩堂里，随时接受批斗。一道一僧天天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检查。在房里没有人的时候，一僧一道又悄悄交换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马路消息。他们二位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共产党的本意，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要耐心地等待变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停发了陈莲笙的工资，改发微薄的生活费。但是，陈莲笙就是拒绝领取所谓生活费，他说，我到道教协会的时候是政府要我来的，我是有级别的，有工资的，我不领什么生活费。因此，我们家当时二老六小的生活，在这几年里就靠我的六十元工资和弟弟妹妹寄来的一点工资钱维持着，直到陈莲笙恢复工资发放为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没有工资，陈莲笙从静安区家里到南市区劳动的工厂的路程，从来不坐公交车辆，每天来回都靠二条腿走路。那时他年龄在五十岁到五十九岁之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佛教协会的一位秘书长，他告诉我：他每天早晨走路从黄浦区走到圆明讲堂，你父亲从新闸路走路到城隍庙，二人在早晨在人民广场经常碰到，都要亲热地打招呼。如果几天碰不到彼此都会挂念和担心对方，相互祈祷平安。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莲笙被安排到立新伞厂劳动，他同大和尚一起每天做伞柄制作，在劳动中相互关心和照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佛教恢复的步伐要比道教快。后来，上海道教协会恢复和成立的时候，无论在舆论上、财力上和人力上都曾经得到佛教协会的帮助。协会成立的当天，真禅大和尚还亲自到白云观恭贺。陈莲笙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露过他对真禅大和尚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那时，我已经搬迁到金陵东路居住，正是他每天走路经过的地方。每当周末前一天晚上，我家都要烧一点菜，请他来家小聚，有时候还请我老丈人一起聚餐。当时，不论有多么辛苦，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不满和埋怨共产党，或者埋怨自己出身道教的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陈莲笙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我的家也从金陵东路搬到了江苏路。他看到北京的春节招待宴会有宗教领袖出席，他就多次走到我家里，跟我说要给市领导写信，要求恢复道教的活动。我记得当时我就曾经帮助他起草给恢复工作的上海曹荻秋市长、胡立教书记等领导的信。当然，那时百废待兴，政府还顾不上道教的事情，也得不到回复，但是，陈莲笙始终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忘记道教。

在上海还没有恢复一个道观的时候，在人民政协工作刚恢复的时候，陈莲笙利用自己是静安区政协委员、原道教协会筹备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商得静安区政协同意，就在康定路静安区政协所在地，借了一个办公室，开始联络道教界人士的工作。他组织道士开展时事政治学习，举办道教讲座，排练道教音乐等活动，直到在市委和市府支持下，白云观正式收回为止。当时，陈莲笙已经六十五六岁了。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陈莲笙得到道教界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他从静安区政协委员，变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从筹备会工作人员变成了上海道教协会的秘书长、副会长、会长，还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和顾问，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道士，只不过遇到了好日子、好政策，对于党和政府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他常常对我说，你能够到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家里四个孩子都有大学学历，在旧社会里的一个道士家庭是绝对做不到、供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