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玉皇山周边景区的保护与开发

玉皇山在西湖西南面，山环水抱，亭台楼阁依山而据，名胜古迹不可胜数，1985年“玉皇飞云”更是被评为新西湖十景。玉皇山及其周边景观能够如此完整的保存至今，民国年间玉皇山福星观以及地方乡绅对其的保护与开发功不可没。

民国十二年（1923）张巨川勾结王盛麟、冯畅亭等将玉皇山化名龙岩山，盗卖给上海水泥公司采石。地方正绅徐宗溥瑑瑤等联名呈请省宪。经浙江省实业厅厅长详细勘察后认定张巨川等“实有化名认粮盗卖情事”，最终张巨川等吊销伪证，立案调查，同时勒石布告：“自示之后，凡玉皇山界内以及毗连支山，无论公有私有，永远封禁开采”。民国二十年（1931）又有上海侨商以公司名义勾结地方劣绅希图开山采石，同时试图行贿玉皇山福星观主持李理山，地方正绅程良驭、高云麟、吴庆坁、杨复等联名禀请省政府主持公道、保护文物古迹，几番波折获得省政府支持，同时将保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玉皇山界内以及毗连支山。在玉皇山福星观、地方乡绅和政府的合力下玉皇山避免了一场场灾难，山上的风景和古迹也得以保存。

除了对玉皇山周边地区保护外，福星观还对其进行良性开发，丰富玉皇山人文景观，为来往信众提供便利。“紫来洞”，最初为玉皇山山腰七星岩畔一天然洞穴，民国十九年（1930）李理山将其开凿出二亩大小的“洞天”，冬暖夏凉，可容千百人，为湖上增一名胜，列为玉皇山十景之一。其后在抗日战争中，紫来洞宽敞的面积为玉皇山福星观收容难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民国三十三年（1944）福星观修建了由阔石板（慈云岭下）沟通禹王亭和黄泥平路的道路，方便行人往来。

宗教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组织形式。“在传统社会，其他组织性社会机制并不发达，政府的行动能力和公共责任都很小，宗教组织是社会中很少的能够提供组织性慈善事业的社会机构”。有着信仰背景的宗教慈善行为是宗教社会功能的最好表现之一，“此种功德，福利社会甚大”，真正体现了宗教悲天悯人、利他度世精神。近代传统宗教在失去上层社会支持的背景下加强服务地方的社会职能，利于得到广大信众和社会的归依与认同，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从目前史料看，玉皇山福星观的慈善活动主要集中在玉皇山周边地区，规模、影响等较弱。但其能在国难之时举全观之力就济难民，充分体现其爱国爱教精神，这在近代道教史上的是难能可贵的。

三、民国年间福星观的斋醮活动

斋醮科仪，俗称“道场”、“法事”，主要指道教祭祀仪式，通过仪式以祭告神灵，祈求消灾赐福。据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回忆，民国时期李理山每年举办“官学”，聘请当时著名的全真高功法师教授全真音乐、斋醮、科仪等，可见其对斋醮科仪活动的重视。史料所见的玉皇山福星观斋醮活动主要有：

（1）皇经胜会

“《皇经》者，《高上玉皇本行经》也。玉皇乃诸天之法主，皇经乃万宝之正宗”。“皇经胜会”是玉皇山民国年间以祭祀玉皇大帝为中心进行的斋醮活动，其目的是求福禳灾，福国康民。整个活动“以三年为一愿之圆满。一愿之中，又分三期，周一年为一期，十年愿者为永远”。除此之外，在每年每月的初九日（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举行“帝诞特供”的斋醮活动。玉皇山福星观自称此斋醮“绵绵不绝，无论何项罪愈，日久功深，无不解释”。该活动盛请民众入会，入会的人分天、地、人三愿交纳不同的“香金”，在第一次斋醮活动圆满后创建功德专祠，按照入会人员名册供奉长生禄位。

（2）金箓大醮

正统道藏所收杜光庭的《金箓斋启坛仪》称：“上元金箓，为国主帝王，镇安社稷，保佑生灵，上消天灾，下禳地祸，制御劫运，宁肃山川，摧伏妖魔，荡除凶秽”。而民国时期玉皇山福星观的“金箓大醮”却主要面向普通信众，且次数众多。其“首开赐福之门，次辟赦罪之路，更创归真之典礼，以觉迷途”。该活动也“藉结香火之缘”，诚邀广大善士入会，凡是参加该会的人“率凡延生祈福，超荐先亡，除均设禄位供奉外，理合给予牒文，阳牒当坛发给，阴牒随库焚化，余如经功法事，依科奉行”。

（3）祈祷全国平安日道场

该活动由福星观上海分院举办，从1939年到1944年至少举办了五届，“择于国历九月廿九日（农历八月十七日）至国历一月六日（农历十一月廿七日）圆满，逐日虔诵《道藏》天经，朝礼玉皇宝忏”。希望通过斋醮“能感召天和，救生者于万劫之中，慰死者于九泉之下”。同时该斋醮活动举办多场，也向民众募集善款。

（4）祈祷世界和平大醮

该活动由福星观上海分院举行，从1939年到1944年至少举办了五届，李理山认为道教慈悲为念，国内已经通过“祈祷全国平安日道场”斋醮活动获得祈祷，但未及全球，所以发起“祈祷世界太平大醮”。该活动“谨择于国历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十七日）开经，至九月十八日（八初九日）圆满。虔诵〈道藏〉天经，朝礼玉皇宝忏。每隔九日，设放萨祖洪文炼度一堂”，希望能“拯救生者浩劫，超度死者幽魂”。该活动也向中外善信募集资金。

（5）其他小型斋醮活动

除了大型的斋醮活动，玉皇山福星观也有针对个人而举行的小型斋醮活动。民国时期俄国人顾彼得的游记里记载了玉皇山福星观20世纪30年代针对个人的两起小型斋醮活动。一起为“亡人祈祷的仪式”：7月来自上海的香客一行三人，梁先生、其母亲和妻子，傍晚到达玉皇山福星观，他们是在朋友的推荐下上山，即过来避暑，也过来敬香。李理山首先在大殿接待他们，详细交谈，梁先生介绍说其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其父亲已亡三年，然后李理山晚上专门为其父亲做了一场祈求安息的仪式，仪式很简短，但梁先生的母亲很满意。

还有一场仪式是：上海的商人长子生命危在旦夕，医治无效，其家人打电报给玉皇山福星观，玉皇山福星观道士在庙里为这位危重病人点了一盏油灯，并且由人通宵看守，第二天得到上海商人回电报称，病有所好转。

《杭州玉皇山志》上说“本观历届所办斋醮，均为国家、为地方、为人民而设”，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从材料上看，大型的斋醮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世界、国家和民族祈祷，体现的是玉皇山福星观为国为民服务的精神。但失去国家、上层社会支持的大型斋醮活动耗资巨大，将斋醮对国家“福国”的功能与普通民众“驱祸”的意愿结合起来，更能获得广大地方普通信众支持，得到更多善款。而针对个人小型的斋醮活动更能体现玉皇山福星观为民服务的精神。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清楚玉皇山福星观具体经济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由普通民众集腋成裘，支撑起来的大型斋醮活动成为宫观宗教活动很重要的一部分。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玉皇山福星观的斋醮活动很多是针对上海信众而设，这与上海经济发达，民众慷慨有很大关系。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的设立就是为了募集善款。这也可以看出，在失去上层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宫观必须到普通信众中去寻找生存的土壤。

四、民国年间福星观的进香活动

以西湖周边寺院宫观为主形成的杭州进香是明清以来全国非常重要的大范围朝山进香活动之一，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大规模的庙会、香市等活动。对玉皇山福星观的进香全年均有，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皇圣诞进香”活动，主要分为玉皇山福星观举行的为纪念“玉皇大帝”生日的宗教活动和以宗教活动为中心形成的庙会两部分。

传说农历正月初九为玉皇大帝生日，而且正逢西湖香市，固玉皇山上游人如织。民国前玉皇山福星观“玉皇圣诞进香”在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这一天，但民国后改为正月初八，提前一天。提前的原因主要是民国之后政府认为以进香活动为中心的庙会有伤社会风气，影响地方治安，准备取缔，但鉴于社会压力对普通烧香活动给予保护，不过“朝审（庙会）不准举行”，所以玉皇山福星观采取了变通手法，初八庙会、初九上香，而从材料上看，普通民众明显无法准确区分上香与庙会活动的区别，固在初八庙会时也上香，久之形成习俗。但玉皇山福星观纪念“玉皇圣诞”的宗教活动还是主要放在了初九这一天。可见，失去政府支持的民国道教生存之艰难。

民国时期之江大学教师队克勋跟随着进香队伍，以一个上香者的视角完整地记录了玉皇山福星观正月初八的活动，大致过程如下：

先攀登玉皇山的石阶到达福星观，在道观内院落里可以看见各种小贩兜售食物、蜡烛、焚香和纸钱。首先是前殿，香客把蜡烛和焚香放在玄天上帝的面前；第二是主殿也是最重要的大罗宝殿，为玉皇上帝（玉皇大帝）祝寿，贡献贡品；然后是侧殿，供奉的是老子、马鸣、九天后母、南极仙翁、眼光圣母菩萨和送子观音像。最后是后殿，供奉的是斗母（星斗之母）。香客要逐一拜完各路菩萨，并奉上自己的贡品。有一些进香者还会在人群边缘上的桌子旁边，一边念经，一边忙碌地折叠着功德钱，或聚在水坑前，用寺庙里的仙水来洗眼睛，以治愈疾病或预防疾病。福星观的道士们在早上十点和下午两点会专门做两次法事，整个仪式一般都要重复一两次。福星观的法事结束后，从外面来的香客们便接着开始他们各自崇拜玉皇上帝的仪式，其中有许多香客是远道而来的。有些香客会在福星观的客房里过夜，并且为晚上或第二天黎明的法事付钱，或是替自己赎罪，或是为死去的亲戚超度，或两者都有。第二天，他们又会踏上那漫长而累人的归程。

正月初九为玉皇大帝圣诞，玉皇山福星观会举行名为“帝诞特供”的宗教活动，依科祈祷，镶灾弥患，福国康民。是日“山观典礼，固极隆重”，来自全国各地的香客云集。

除此之外，夏季也是玉皇山福星观进香较为集中的时间。主要是迎接杭州、上海等地到西湖避暑和游玩的香客。近代杭州逐渐转变为一座旅游城市，而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大量的香客既来避暑旅游又来进香祈福，玉皇山福星观也适应这一趋势在福星观内开设“精舍”，提供斋饭等帮助进香者休息，将旅游与宗教活动结合起来。

通过进香活动，玉皇山福星观不仅进一步与地方民众互动，扩大信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宣传了自身宗教事迹和理念，这能让玉皇山福星观获得更多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天一池的修建就是很好的例子：

民国李理山天一池并跋玉皇山为杭县诸山之祖，关乎全城之休咎者甚多……民国丁卯夏，管华恭裕夫人来山进香，见山上水源缺乏，以为影响于杭城之火灾匪轻，乃慨捐巨款，建筑此池。越三载而工竣，名曰“天一池”，盖取“天一生水”之义也。杭城人烟稠密，回禄频遭，虽有七星缸之设，而位置既低，范围亦小，以致收效未宏，识者憾焉。今得斯池，以辅助七星缸功用之所不及，从此原（源）泉混混，四境永宁。夫人之嘉惠吾杭，功德甚伟，询堪与李（卫）、杨（昌濬）诸公并传不朽矣。

可见，天一池获得资助修建的契机就是进香活动。善士通过进香了解福星观在风水上镇压杭州城火灾的作用和历史上杭州地方人士对其的支持。这使玉皇山福星观获得更多善士们的理解和支持，得到更多的援助。

五、结语

以上可以看出，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的崛起首先是得益于福星观自身教团的努力，其次是加强了与地方社会互动：借用政府、乡绅之力重建宫观；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扩大社会影响；通过斋醮与进香活动扩大信众基础等。而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键是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为普通信众服务，与国家同命运，与社会共呼吸。

近代，失去上层社会支持的道教逐渐下沉，一般认为这是道教衰败的标志，但通过对玉皇山福星观个案研究可以看出，道教在近代与地方社会互动中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土壤。道教的“世俗化”和“民间化”只是意味着道教在社会上层的“衰落”，而在地方社会中道教逐渐繁荣，并对地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固盛指出：“佛教自元、明、清以来不断趋于沉寂，到近代却出现了复兴的势头。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总体来说处于衰落的局面，但仍然在困境中寻找生存与变革的机会”。加强宗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强化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就是道教在困境中变革的一种方式。正如《杭州玉皇山志》中所说：“非徒习科仪之形式、诵经忏之功课，遂信以为完道士之本分也；又非高谈神仙以惊世俗，侈言丹药以夸羽流，遂认以为得道家要务也”。道教的作用和使命在近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远离世俗的丹药、修炼和科仪等，而是要积极介入社会，加强与地方社会互动，强化自身为地方社会服务的意识和作用。

（感谢刘迅、韩松涛在收集文献资料上的帮助。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