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應天府書院的教授們

范仲淹在與王鎬及兩位道士“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之後，就“東歸長白山”（《王鎬墓表》）。後又於大中祥符四年二十三歲時赴南都（即應天府），入應天府書院求學。該書院本是私人書院，關於其創立過程，有如下的記述：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詔應天府新建書院，以府民曹誠爲本府助教。國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餘人。故工部侍郎許驤、侍御史宗度、度支員外郎郭承範、董循、右諫議大夫陳象輿、屯田郎中王礪、太常博士膝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同文有子二人，維爲職方員外郎，綸爲龍圖閣待制，至是誠出家財，即（戚）同文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令同文孫奉禮郎舜賓主之，召明經藝者講習，本府以聞，故有是命。並賜院额，仍令本府职事官提举。(20)

范仲淹的入學是在書院建立不久，王瀆做首任山長（書院長官）之時。王瀆是戚同文的門人王礪的次子，據也曾在應天府書院求學的張方平的記載，王瀆的爲人如下：

風閎邁，凜凜有奇節，嘗慨然曰：“士志於道，在得其大者遠者。學而不究於古今之變，究而不適於幾深之用，豈士也乎？”(21)

現不清楚早年范仲淹與王瀆具體的交往情形。當時直接教授范仲淹的當是韋不伐(979-1052)。韋不伐，字次德，張方平在爲他而寫的墓誌銘中這樣追憶道：

好古學，篤信義，立風節……尤善與人交，范仲淹希文、石延年曼卿、劉潛仲方，山東豪俊，慕君名從游者甚多。好急人患難，始終不渝。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22)

張方平在爲韋不伐的父親韋襄所寫的墓誌銘中也提到韋不伐，稱他“通經術，有節義，士君子推重之”。(23)從這些記載看，雖然不清楚韋不伐的學術特長，但人品高邁，很受學子們的敬慕。他的受聘於應天府書院，大概與其父韋襄的人際關係有關：

君（韋襄）天性和易，識致冲遠，從之游者，皆一時高流名士。善與人交，淮陽孫茂蘭、萬適、南頓喬維岳、江南李虛己、睢陽戚同文、宗度、泰山張茂直，咸以趣尚相得。同文子綸、西蜀李建中、雒陽崔遵度、鉅野王禹偁、合淝姚鉉，並以同年生定交。(24)

韋不伐雖然不是戚同文的門人，但韋襄與戚同文、戚綸父子有交誼，韋不伐大概是因這層關係而受聘的。

還需申說的是，這段資料中所記述的這種交游關係實非尋常，意義深遠。韋襄(935-997)是太平興國八年(983)的進士，而在考察宋代易學與古文發展的關係上，太平興國八年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有一批以易學爲其學問核心、以古文爲其文章志趣的士子考上了進士，如李虛己、李建中、崔遵度、王禹偁，姚鉉等。(25)至於韋襄，既然《墓誌銘》稱他與諸人“趣尚相得”，恐怕也是這樣的一位人物。儘管他的生平資料幾乎不存，但他爲兒子取名爲“不伐”，恐是出典於《易經·乾卦》“文言傳”中的“善世而不伐”一語，而當時治《易經》的人往往喜歡從《易經》中爲子孫取名，由此可以稍稍推測出韋襄的學問志趣。

范仲淹在應天府書院時期的狀況，由於他本人也没有留下什麽文字，所以不能窺其詳；但他的易學來源恐怕也是始於與周德實、屈元應的交游，並得益於應天府書院的學術環境，這一點從後文將論析的范仲淹本人的易學思想中即可明確地看出。同時范仲淹入仕後熱心於振興文教活動，這也與他在應天府書院的這段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應天府書院對范仲淹的學問的形成、人格的鑄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