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各宗教团体。

各宗教团体都收藏宗教图书，其中很多团体程度不等地收藏有宗教古籍。

一般来说，各宗教团体均将现代图书与宗教古籍分别存放。比如佛教寺院，将古籍，特别是大藏经供养在藏经楼，而将一般图书存放在图书馆、阅览室。但也有相互混杂的情况，即藏经楼供养的，既有古本大藏经、其他佛教古籍，也有现代出版大藏经乃至其他现代书籍。而图书馆中，有时也存放少量的古籍。

就保管条件而言，随着这些年寺院建设的大发展，很多新建寺院修建了宏伟、庄严的藏经楼。建筑虽然宏大，但除了少数寺院外，大多数寺院的藏经楼都没有考虑保存古籍所需的恒温恒湿等条件。至于一些历史悠久的寺院，藏经楼依然是多年前的老建筑，有的经过维修，有的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楼板吱吱作响，更不用说恒温恒湿之类的保管条件。更有甚者，藏经楼虽然供养着多部藏经，却常年闭锁。名义有人看管，实际无人照料。灰积尘蒙，听之任之。由于没有专业修复人才，寺院无法开展宗教古籍的修复工作。我们自然不应以此苛责寺院。但是，确有不少寺院缺乏古籍保护意识，对所藏古籍缺乏关心。南方某寺，藏品长期无人过问，据说颇有损坏、丢失等情况。直到后来中国佛学院毕业的某年轻僧人担任监院，才予以编目、保护。北方某寺收藏大批古籍，其中不少古籍扃锁多年，从不检视，亦不知是否有虫蛀鼠啮。甚至有的寺院见有些古籍虫蛀、霉烂，干脆一火了之。总之，除了少数寺院外，大部分佛教寺院古籍保管、保护的情况，令人很不乐观。

第五，私人收藏。

我国民间从来有收藏的传统，很多宗教古籍收藏在私人手中。从这些年诸多拍卖公司及网上古籍拍卖的情况看，私人收藏的宗教古籍数量颇为可观，这是我们从事宗教古籍保护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到私人收藏，我想特别提出关于佛教忏仪文献的收藏问题。作为宗教仪轨，忏仪是佛教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下，以大规模忏仪为代表的信仰层面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主流之一，对佛教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佛教大藏经的发展已经滞后于佛教的发展，大量忏仪文献未能收入大藏经。它们流传于民间，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不少忏仪古籍因此亡佚。忏仪文献的这种存在状态，对我们研究宋以下佛教造成极大的障碍。多年来，笔者始终关注这一问题，并与同事一起收集了民间流传的忏仪文献数百种，其中不少均为古籍，有些甚至可以定为善本。其实，我们收集到的，只是民间传本中很小的一部分。希望更多的人士能对这些民间传本有所关注，注意收集。

私人收藏的保管、保护情况，因人而异，很难一概而论。

宗教古籍是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不少为孤本，承载的信息是唯一的；不少为善本，本身又是珍贵的文物。这些古籍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对宗教古籍的保护迫在眉睫，应该引起各地宗教事务部门、宗教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二）宗教古籍的整理

下面分目录编纂与文献整理两个方面谈谈当前宗教古籍的整理。

第一，目录编纂。

近些年来，我国在宗教古籍的编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就图书馆而言，作为全国古籍整理项目之一的《全国古籍总目》已经完成，其中《子部·释家类》由南京图书馆善本部负责编纂，这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图书馆所藏佛教古籍的联合目录。遗憾的是该目录仅涵盖我国几大主要图书馆的藏品，没有包括所有的省级图书馆，更不要说地、市、县图书馆。就寺院而言，苏州戒幢律寺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编纂了寺藏古籍的目录。四川文殊院近年也将寺藏古籍编纂了目录，并计划继续将四川其他寺院的古籍也逐一编目。就专题目录而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本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也即将完成。但是，也应该指出，与浩如烟海的中华宗教古籍相比，上述工作还是非常不够的。本文上面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华宗教古籍的收藏，下面谈谈它们的编目。

我国不少图书馆已经将自己馆藏的古籍（包括宗教古籍）编成目录，公开出版。但也有不少单位的古籍目录中不包括所藏的宗教古籍，或不包括所藏的全部宗教古籍。据我了解，有的图书馆收藏的宗教古籍数量相当大，但因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至今尚未编目。

我国的博物馆一般不公布藏品目录。所以，对博物馆收藏的宗教古籍，除非得到相关博物馆的允诺及大力配合，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否则难以了解其实际收藏情况。

就档案馆而言，除已经整理出版的专题档案外，档案资料一般不公布目录。保存在档案馆中的宗教古籍的专题目录，至今无人编纂。除了少数寺院外，绝大多数寺院的古籍，均无目录。至于个人的收藏品，自然更无目录问世。由此可见，宗教古籍的目录基础非常薄弱。

第二，文献整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宗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此特别应该提到汉文、藏文、傣文三大语系佛教大藏经的整理。由任继愈先生主持，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历时13年编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总107册。该藏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将历代大藏经中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均皆收入，并用八种有代表性的藏经进行校勘，成为当代一部重要的汉文大藏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主持，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总232卷，是第一部现代化的藏文大藏经。由中国贝叶经全集编辑委员会主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贝叶经全集》，全100册，该书的傣文佛典逐段均有原书影印、电脑转写、国际音标、汉文翻译等四个部分，每部典籍并附汉文翻译全文及新傣文全文，是我国南传上座部佛教史上的创新。上述三大语系大藏经的整理出版，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古籍整理工作取得历史性的成就。此外，近年还出版了《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共130册，涵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民间信仰等各宗教的典籍，其中包括不少宗教古籍。中国国家图书馆则将所藏敦煌遗书全部影印出版，全书约160册，已经出版133册。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对宗教典籍日益增长的需求，一段时间以来，影印宗教古籍与佛教大藏经成为出版流通宗教典籍的重要方式。应该指出，影印古籍虽然部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但有些质量较差，难以阅读；有些名不符实，有欺世盗名之嫌。凡此种种，值得我们重视并在将来的工作中改进。

宗教古籍不仅具有供养功能，还是宗教界人士及研究人员学习研究宗教的重要资料。单纯的影印，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对宗教古籍进行深度加工，即校勘、标点、撰写提要等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以中华书局为代表的佛教典籍丛刊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笔者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致力于整理发表敦煌遗书及民间散落的历代大藏经未收佛教文献，陈士强先生多年来在佛典提要的撰写方面用力甚勤。近年，一些佛教寺院开始致力于佛教古籍整理，如鼓山涌泉寺与学术界合作，将寺藏古籍（版片）中的重要文献校勘标点，嵩山少林寺也将寺院中的石刻碑铭录文整理。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文献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古籍的电子化。目前，宗教古籍电子化的工作也正在蓬勃开展，已经取得良好的成绩。

与我们面临的任务相比，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可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

三、对宗教古籍保护与整理的展望

我国是汉传、藏传佛教的故乡，也是南传佛教的重要流传区域，是三大语系佛教并存的唯一国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迟早会成为世界佛教研究的高潮。就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的其他宗教而言，同样会遇到与世界同行进行宗教交流、对话与研究的高潮。为了迎接这一高潮，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

为了真正有效地对宗教古籍进行保护与整理，当前需要进行三项工作：

（一）要普及宗教古籍意识

宗教古籍保护、整理工作能否顺利展开，与有关人士的古籍意识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在相关人员中大力普及宗教古籍知识，培育与提高宗教古籍意识，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宗教古籍的价值，主动自觉地投入到宗教古籍的保护、整理工作中。

我认为，提高宗教古籍意识，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认识到宗教古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既是宗教界的重要财富，也是全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任何人，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毁伤的权力。保存尚好的古籍自然应当精心爱惜，已经残破的古籍更应该努力保护。再也不要发生将残破古籍一火了之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对古籍如果仅仅是扃锁起来，束之高阁，不准阅览，并不是真正的保护。那样做，有古籍等于无古籍，使活宝变成死宝。因此，任何古籍收藏单位，都应该促成古籍的合理使用，让它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促进各宗教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如何正确处理使用与保护这一对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

（二）组织力量，进行宗教古籍普查

我国现存宗教古籍到底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不同古籍的保存状态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宗教古籍保护与整理时必须首先落实的问题。有了符合实际的调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整理方案。目前，国家正在进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的古籍普查，也包括宗教古籍的普查。遗憾的是，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除了少数单位外，宗教界对国家这次的普查工作普遍表现出热情不高，参与度较小。我们希望宗教界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一利己利国的活动中。我们更希望各宗教古籍收藏单位，能够将本单位收藏的古籍编纂为详尽的目录，最终争取编撰成全国联合目录，为进一步做好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宗教古籍整理

目前，宗教古籍整理的势头很好，但问题不少、困难很大。就编印大藏经而言，不少单位正在从事这一工作，有的单位正在计划推出新的大藏经编印工程。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单位编印的大藏经定位不清，大量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是否有必要去做那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值得有关人士深思。

中国已经进入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拿出文化精品。古籍整理工作，本来就容不得半点浮躁与虚夸。我们只有沉潜笃实、精益求精地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真正打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协调相关宗教单位与学术力量，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分清主次，区别重点，分批分期，逐步展开，并充分利用电子化手段，将宗教古籍整理的工作提升到新的层次，尽可能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文化财富。

（作者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本文同时系上海市教委085工程项目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传统思想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