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自然

清静又称为“雌静”，“雌静”乃自然之妙用，治身治国者皆当以雌静自守：“大人量包宇宙，气含阴阳，所为雌静，则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雌静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国者，当以雌静自守。” 治身治国者只要坚守“雌静”，阴阳不能移，寒暑不能变，兴废无常变成“历数之常”，盖因“雌静”乃自然之妙用。无论治身治国，躁强犯物性，为死本，清静全物真，为生根：“躁为死本，静为生根者，以况君王躁强则拒敌饰非，犯物之性，以致家国凋敝，是谓躁强则寂然而寒薄，寒薄则衰灭矣。静理则垂拱无为，全物之真，以致社稷永安，是谓静理则煦然而人和，人和则隆盛矣。” 君王以清静治理则无为，社会和谐，国家兴隆繁盛。只有清静可以持众事为天下之中正，做到治国社稷永安，治身长生久视：“夫至清者在浊而物莫能滑，至静者处动而事莫能挠，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辩，则有不敝、不穷、若屈、若缺、若讷以对之，惟清惟静则可以持众事而为天下之中正也。庄子曰：‘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也。” 清静厚重为根本，躁动轻浮为枝叶，治身治国都要守道之重静：“夫草木花叶，轻脆而居标枝者，则为风霜之所零落，根本坚重而处于深下者，则物莫能伤而长存。以况治身治国，当以厚重为根本。夫龙蛇蟠屈沉静，则能变化升腾，虎豹威猛躁动，故遭射猎夭亏。以况治身者，心安静则万神和悦，故无嗜欲奔躁之患；治国者，君无为则百姓乐康，故无权臣挠乱之忧也。” 离弃了“道”之重静而行轻躁，对身体的危害不小：“君子若离道之重静，以行轻躁，其于身患岂为细哉！”因此之故，“至人君子常憺怕其心，不以纷华荣观为美，无为宴安超然，远寄遗其骄侈，此亦守重静之旨也。” 对于人君来说，去躁动而守重静尤其重要，这不仅关系身体健康长寿，而且连结大宝之位得失：“为万乘之尊，处大宝之位，岂可不守重静，轻身纵欲哉？”“人君不守无为清静，躁动扰民，则失其君位而丧其天和矣。”

人君治身治国因任自然也是题中之义：“古之善为道治身化民者，自修胸中之诚，使道洽于物而治名不彰，物任其能而亲誉莫间也。不欲其教令，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诈萌生，将以导斯民于质朴而复自然也。” 这里解释老子所谓“愚民”的含义，就是教化引导百姓回归质朴自然的本性，民复其本性则有“自然之治”的效果。陈景元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建立在对人性的分析上：“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圣人以不欲不学为教者，以佐万物之自然，使各遂其性而不敢造为异端，恐失其大本也。” 人的天性清静，天性质朴，圣人之治顺其自然，各遂其性。实际上，百姓心中的欲望，常想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满足其要求，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体道虚心，物感斯应，感既不一，故应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圣人使人人得其所欲者，岂非以百姓心为心乎？” 圣人之治不违人性，顺人性为化，天下无有不善：“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圣人不违其性，应之以善。其性本善者，圣人固以上善辅之，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之心，圣人亦以善待之，感上善之德而自迁其心为善矣。则天下无有不善者，此乃圣人顺物性为化，终不役物使从己也。” 圣人之治不夺百姓之志，能够顺任人之性情，天下无有不信：“夫百姓有好信之诚者，圣人不夺其志，应之以信，其信确然者，圣人固以大信辅之，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诚其信者，圣人亦以信待之，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而自发其诚为信矣。则天下无有不信者，此乃圣人能任物情，非爱利之使为也。” 圣人之治不逆百姓之情，百姓为圣德感化，各遂其能，效圣人自然之法，而圣人抚念百姓如赤子：“圣人以无为德化，不逆万物之情，故百姓被其圣德而各遂其能。明者为眂，聪者为听，皆倾注其耳目以效圣人自然之法，而圣人冕旒垂目、黈纩塞耳，不劳身于聪明，不察物于幽隐，抚念苍生，皆如赤子，故曰孩之。” 古代人君，心虚澹而冥自然，随顺百姓之性，认同百姓之欲，故能无往不可，治化天下：“古之人君在天下也，虽治迹忧勤同乎民事，而心常虚澹，冥乎自然，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磅礴万物以为一，而无物不然，为天下之民浑其心而同其欲，顺其性而同其化，孰弊弊焉劳神苦思，以事为事，然后能乎？” 圣人修身治国，如道之生物，任其自成，如德之养物，不禁其性，此乃圣人的“玄德”，这种“玄德”表面与物相违，实质上其理与民相同，同为自然境界：“修身治国……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养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万物卓尔独生，圣人岂有乎哉？群类各自营为，圣人何恃乎哉？物自长养，圣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极，是谓玄德也。” “夫圣人之玄德，深不可知，远不可窥，然观其迹似与物违戾，究其理则与民同归，然后入于自然之境而无所不然者，谓之大顺矣。” 自然境界符合天道，天道高明，而人的认识近蔽，以之取代高明天道，必定失去自然之治：“夫天道高明，人识近蔽，用近蔽之人，代高明之天，以致物理缪误而失自然之治矣。” 正是因为如此：“王者当法象二仪，取则至道，天下自然治矣。……将因无为，与道同体，其所任物，咸归自然，谓王者法天地则至道也。” 至道即天道，天道自然，圣人修身治国“咸归自然”。有道之君守清静，任自然，不贪财，不哀乐生死，不荣丑穷达，无祸无福：“夫祸藏福中，有福而憍矜则祸至；福隐祸内，有祸而戒慎则福来。此世之必然也。故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静，任之以自然，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如是则祸福倚伏于何而有哉？”

爱民无私

为何必须爱民？陈景元回答：“就国求之，则有士农工商万民之号，无有名为国者，合之则为国矣。忽群材，舆何以成？弃万民，国何以存？此重戒侯王令爱民也。” 因为国由民构成，无民则无国，故侯王治理国家一定要爱民。侯王爱民当谦逊而不以贵高自恃：“王者贯三才而为主，统万物而有之，当谦以自牧，寄托群才也，言王侯无以贵高自恃，若恃之则失清静之化，百官失职，万民不归，致蟨败之虞、颠仆之祸。” 道理很简单，侯王自恃高贵，就会失清静之化，导致“万民不归”，治国失败。侯王爱民应不扰动民：“夫治万乘之国，若烹肤寸之鲜，调其水火使其自熟则全；若挠之则鱼伤，鱼伤则糜烂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之自得则安，若扰之则民伤，民伤则溃乱矣。” 扰动民则民伤，民伤则国乱。侯王爱民应节俭民财，重积德茂养百姓，百姓富则天下向慕，社稷长久：“夫节俭民财，爱啬精神，以奉上帝，是一德也。又能早服从于道，使人悦神和，故曰重积德。”“有国之母谓重积德也，德可以茂养百姓，百姓丰厚，则社稷福祚可以长久矣。”“夫重积德之士，可以临御百姓，四方向慕，无有不克伏者也。” 反之，国君聚敛民财无已，夺民时，好淫巧，忘民事，废本业，民力殚竭，此非圣人之道：“夫入其国，其政教可知也：观朝阙甚修除，墙宇甚雕峻，则知国君好土木之功，多游嬉之娱矣。观田野甚荒芜，农事失耕治，则知国君好力役、夺民时矣。观仓禀甚空虚，农夫多殍饿，则知国君好末作废本业矣。观衣服多文采、质丧而贵华，则知国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观佩带皆利剑，刚强而竞鬬，则知国君好武勇、生国患矣。观饮食常厌饫烹肥而击鲜，则知国君好醉饱、忘民事矣。观资货常有余，务多藏珍异，则知国君好聚敛、困民财矣。仲尼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若聚敛无已，民力殚竭，非圣人之道也。” 赋敛重使民贫，民贫国也穷，国本动摇，故侯王爱民应以民为国本：“夫民者，国之本也，政令烦则赋敛重，民贫乏则国本弊，是以君待民而食，上资下而立，君税取多则上下同饥，剥下盈上则君人俱弊。” 民贫穷枯竭的原因，还在于政教之苛察：“不穷其民，故无逸民，不穷其马，故无逸马，马之蹶败，由策御之过分，民之知竭，由政教之苛察” “夫政令烦苛，赋敛重大，而民亡本业，亡业则触法犯禁，轻就死地，以其各求养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惧，逆白刃而不惊者，故曰是以轻死。” 政令繁琐苛察，赋敛重大，剥夺民生需求，违背民之常性，使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挺而走险：“夫人生而静天之性，乐生恶死人之常，耕而食，织而衣，安其居，乐其业，养生葬死，此世之常礼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无枉滥，皆得其死。民生死得常，则何畏之有？逮德下衰，不能无为，禁网繁密，民不聊生，盗窃为非，欺绐生乱，小恐惴惴而怀惊，大恐缦缦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诛之令恐惧良民哉？” 法令滋彰，使民常畏死，反使得顺化之民生奸诈之心，祸乱大作：“人之自然也，含餔而熙乎憺怕，鼓腹而游乎混茫，而不知老之将至，此顺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动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也。民畏死则偷安其生，而兴奇变奸诈之心，以矫其法令，奸诈生而祸乱作”。 《道德经》所谓：“朝甚除，田甚芜，食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在陈景元眼中，这些全是背离了“道”玩弄权术阴取民，亦即盗取民，且自吹自擂：“上之七事，皆用权术非理而阴取民也，故曰盗，既为盗矣，犹自夸大，故曰盗夸而非道也”。

总之，有德之君爱民治国，重积德，厚养民，不敛民财，不扰民，以民为国本，归根结底就在于无为无欲，清静自然：“积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国养民者，植根于无为，固蒂于清静，社稷延远，故谓之长生，临御常照，故谓之久视。” 身国同治，长生久视。能施行清静无为，就能做到爱民治国。“旧说曰：治国者爱民如子，临政不可苛虐，赋役不可伤性，务农简事，使民各遂其业而安其生，斯无为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爱养万民，令不伤天性，治国务农，使无繁细，当能清静无为，即是爱民治国之术也。”
爱民治国没有自私之心，王者之治，应当效法天地无私至公：“夫王者守雌静则与阴同德，所载无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变，将运刚健，则与阳同波，所覆至公，是法天也。” 无私至公才能长久，反而能够成就其私：“天地生育万物，而圣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岂有自私之心乎？实无私也。无私故能长能久，以其长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 有私即有为，有私即陷于绝境：“生而有为，动之死地，为有私故，劝之从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岂无由哉？” 圣人无为故均养无私，深受百姓拥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无为，身在庙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载，而均养无私，大有处谦而不敢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乐推而不厌，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爱之如父母，神明佑之若赤子，故身存也。”  不能均养无私，却损不足以奉有余，自私自利为奸，君病民伤：“夫天地之养人，君民无二，今则损不足以奉有余，逆理也。人神与天神同其至公，自许谓自与之私，是所谓奸也，民从君化，君病则民伤，故劳之。” 君有私之病，民受私之伤，究其根源，在上不在下，因为“民从君化”。 人君当法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公平施物：“《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阳主升，阴主降，阳升极天则降，阴降极地则升，此抑高举下张弓之象也。天道盈虚，一章七闰，损日之有余，补月之不足。日月寒暑，一往一来，则岁功成矣。人君当法天道，抑强扶弱，损有利无，故举亏盈益谦，欲令称物平施尔。” “问曰：谁能同天道下济以恤于人，减损有余之爵录，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答曰：唯有道之士、圣君哲人乃能然也。” 呼应天道则公，人神与天神，绝不容私：“应天则公，自圣则私，神岂容私哉？天道佑善，胜果在此矣。” 天道佑公，因为公是善，私为恶。公而不党，以法治物，唯执法而行：“党则不公，私则不明，无心则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则事无疑贰，故忘知而无择，唯执法而行，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而用选施教，则事不周，理不至矣。道总包而无遗，有自然之法也。” “以法拣炼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虽非善，犹愈于无法，无法则道理不立，乱莫甚焉。” 以法治理虽说有不完善之处，但总比没有“治法”好，没有“治法”，道理不立，天下大乱。知常道者，无所不包容，有包容乃公，胸怀坦荡乃公，至公无私，天下向往归心：“夫知常道者，应用万物，善救无弃，而无所不包容也。包容动植，于己无私，则襟怀荡然而至公矣。至公无私，则德用周普，天下无不归往者矣。” 以上是陈景元对爱民无私的言说，从中可以发现，“爱民无私”与“清静无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治身治国方略，没有“清静无为”，也就没有“爱民无私”，反之亦然。

简易无知

“大道”无为清静，至公无私，而实行“道”的人君以“简易”办事，便引导百姓进入“清静之域”，假如行政施为繁琐，便引导百姓走向“贪浊”，这就不符合“简易之道”，在政治上是令人生畏的：“大道者，无为清静、至公至直之道也。然而行道者必有所施为，施为简易，则导民于清静之域，施为烦挠，则引民于贪浊，独有所施为是可畏，畏其不合于古道也。” 人君不行“简易之道”，就意味着征收百姓沉重的赋敛：“政令烦则赋敛重”。 “政令烦苛，赋敛重大”。 这是“有为”所导致的：“有为则政烦，无为则简易，易则易从，烦则难治。”  “有为”带来的繁琐政治，使得天下难以治理，只有以“无为简易”施政，才是国家的福音：“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国者，则必以无为简易为事，致民安静，是国之福也。” 因此之故，圣人施政无为无事，简便易知：“圣人不为难大之事，而无为无事，易简易知，故能成其可大可久之业也。” 老子所谓无为无事、不出户知天下、行不言之教等都属于“简易之道”，言简意赅，容易操作：“经曰：‘为无为，事无事。’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并是无为分内简易之道，言则不繁，行则不劳，是易知是行也。” 无为而治实行不言之教，实行德化，简便易行：“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镇以无名之朴，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简易，无所施为”。  可惜这一“南面之至术”的“简易之道”，天下很少有人能做到：“故知清静简易之道，诚南面之至术，天下稀及之也。”

人君治身治国都行清静简易之道，而要把自己清静简易之道的政治“智慧”传达给天下百姓明白，那就莫如常守“无知”。“旧说曰：……治身者虽有慧照之心，聪明通达，若无见闻。治国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达海内，当塞聪蔽明，能如无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谓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达天下者，先须收视反听，常守无知，即是明白四达之原也。” “无知”要求人君在治理天下时，去掉“功用陈迹之圣”，放弃“揣摩纵横之智”，由此“祸乱不作”：“智者谓权变谋虑揣摩纵横之智，弃之者欲归于无为也。经曰‘以智治国国之贼。’夫不显功用陈迹之圣，不用揣摩纵横之智，则奸宄不生、祸乱不作，民如童蒙”。  用权变谋虑揣摩纵横之智治身治国，结果毫无疑问是亡身亡国，“无知”不用智治身治国，泽民福国：“夫用智者，害政蠹民，为国之贼，以致亡身丧家，是以为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夫不用智者，德政泽民，为国之福，以致荣乡显族，是亦为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 以智治国的表现形式即是“修崇礼教”，实乃“国之贼”。礼教繁琐引发动乱，多变之智生出奸诈，远不如“无知”，藏识藏智，返回朴实无华：“夫修崇礼教者，智也。智为先见，故曰前识。识既先物，安能忘怀，故以智治国国之贼，岂非道之华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识藏智，何思何虑，则反其质素矣。礼烦则乱，智变则诈，必然之理也。” 以先圣治天下之道反观当今，若天下之民皆如童蒙，无欲无知，先圣之道德明白遍达天下：“以先圣治天下之道反观吾天下之民，若吾天下之民能无欲无知，则其德乃普矣。” 圣人“无知”，在于其“守自然而不学”，世俗之智，丢失真性，务求外学：“世俗损天真以务外学，而失分内之真性，圣人守自然而不学，保分内之天和”。 可见，“无知”的人性论基础在于坚守自身本来面目的“真性”、“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