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想尔九戒

通观《想尔注》注文，并无“道诫”的具体内容。它只是根据《老子》的行文逻辑，在注释中不断强调“奉道诫”、“法道诫”、“守道诫”、“勿违道诫”。然而在正统《道藏》中，却有题名《太上老君经律》的戒律，列九行二十七戒。在“九行”之前，题“道德尊经想尔戒”。在“二十七戒”之前又列出一目，云“道德尊经戒”。九行（九戒）即：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行无欲，行知止足，行推让。二十七戒共分三品，上品为：戒勿喜，邪喜与怒同；戒勿费用精气；戒勿伤王气；戒勿食含血之物，乐其美味；戒勿慕功名；戒勿为伪彼（邪），指形名道；戒勿忘道法；戒勿为试动；戒勿杀言杀。中品为：戒勿学邪文；戒勿贪高荣强求；戒勿求名誉；戒勿为耳目口所误，戒常当处谦之；戒勿轻躁，戒举事当详心，勿惚恫；戒勿恣身好衣美食；戒勿盈溢。下品为：戒勿以贫贱强求富贵；戒勿为诸恶；戒勿多忌讳；戒勿祷祀鬼神；戒勿强梁；戒勿自是；戒勿与人争曲直，得诤先避之；戒勿称圣名大；戒勿乐兵[5](第128页)。陈世骧认为所谓“道德尊经戒”目是“复出之目或为衍误”，因为“不但想尔戒中二十七戒立意与‘想尔注’全同，甚有文句系从注中直接摘出者。因此他认为，“《想尔经注》为戒之所出”，并认为“九行”和“二十七戒”（合称“行戒”）与《想尔经注》二者“当俱为一事”，二十七戒是九行的化身[6](第379—393页)，也就是说，上列《想尔》九行和二十七戒所据均为《想尔注》注文，而非《老子》经文。这一看法值得进一步讨论。对于“九戒”的出处，饶宗颐曾反对说，虽然想尔九戒“乃是天师道早期之戒条，”但是由于《想尔注》三十多章中有二十余章反复言及“奉道诫”、“守道诫”，故道诫和《想尔注》不是一回事，《想尔训》（即《想尔注》）和《想尔戒》都出自《道德经》，所以敦煌本经注才会在卷末题为“道经上想尔（训）”，于戒则称为“道德尊经想尔戒”，这是仿照佛教三藏的构成，“（老子）《道经》是经，《想尔（训）》是论，而《想尔戒》是律。”[1](第103页) 不过饶先生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证。笔者非常赞同想尔戒出自《道德经》而非《想尔注》的说法，并通过对《想尔注》文的仔细搜检，发现在现存《想尔注》残文中，的确有文字明确提到了九行中的内容，似乎早有所据。最典型的就是九行中的“知止足”。如“将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和“名亦旣有，夫亦将知止，知止不殆”，其注文分别云：

此四事即四怨、四贼也。能知之者微且明，知则副道也。道人畏翕弱废夺故造行，先自翕自弱自废自夺，然后乃得其吉。及俗人废言，先取张强兴之利，然后返凶矣。故诫知止足，令人于世间裁自如，便思施惠，散财除殃，不敢多求。奉道诫者，可长处吉不凶。不能止足，相返不虚也。

王侯承先人之后既有名，当知止足，不得复思高尊强求也。诸知止足，终不危殆。

“知足”和“知止”是《老子》对圣人修身治国提出的具体要求。在《老子》一书中，“知足”出现了四次，即“知足者富”（第33章）、“知足不辱”（第44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46章）。“知止”出现了三次，即“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第32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44章）。《想尔注》把第32章的“知止”解释为“知止足”，实际上是把《老子》的“知足”和“知止”合二为一。汉代另两种老子注本《老子指归》和《老子河上公章句》在注解“知足”和“知止”时，基本上保持了《老子》原义，很少作宗教发挥。如《河注·还淳第十九》云：“［少私寡欲。］少私者正无私也。寡欲者当知足也。”[7] 《辨德第三十三》云：“［知足者富。］能知足之为足，则长保福禄，故为富也。”《立戒第四十四》云：“［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绝利去欲不辱于身。［知止不殆。］知可止则财利不累身，声色不乱于耳目，则身不危殆也。”等等。其中，有一次提到“知止足”：“［可以长久。］人能知止足，则福禄在己，治身者神不劳，治国者民不扰，故可长久。”[7]

因此，从《老子》的“知足”和“知止”到《想尔注》的“知止足”，并不是突发新见。“知止足”在想尔九戒中是第八戒，《想尔注》明确说“故诫知止足”，似乎是根据现成的条文而言。又《想尔注》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云：“去彼恶行，取此道诫”。“去彼恶行”相当于九戒中的“行诸善”。又注“化如欲作，吾将鎭之以无名之朴”云：“检以无名之朴，教诫见也。”注“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云：“……思欲损身，彼贪宠之人，身岂能胜道乎！为身而违诫，非也。”注“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云：“天子王公也，虽有荣观，为人所尊，务当重清静，奉行道诫也。”分别相当于九戒中的“行无名”、“行无欲”、“行清静”。从以上简要分析可以推测，《想尔注》中的“道诫”即使不是专指想尔九戒，也应该包含了想尔九戒。而这九戒从内容上看，和《老子》经文有明显的联系，如无为、柔弱、守雌、清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老子》五千文中引申出来的一系列戒条。“九行”经文十分抽象，不便于信众的具体实施，不大可能出自注重实践的五斗米道之《想尔注》。“九行”在《想尔注》问世之前已经存在，它极有可能是五斗米道徒在日常诵读《老子》的过程中，从《老子》经文中提炼出来的早期道诫。而《太上老君经律》中的二十七戒戒文则和九诫存在明显的差异，很多内容和《想尔注》文相似或相同，可能是后世道教对《想尔注》重点强调的行为准则进行的概括，后世道经遂将二者罗列在一起，总称“想尔戒”，成为道教最早的戒律之一。

当然，《想尔注》对《老子》的注释所体现出来的宗教化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对道的人格化、神格化以及建立道诫的权威两方面，它还表现在诸多其他方面，比如“贱死贵仙”（注“国家昏乱，有忠臣”）、“与道等寿”（注“万物归之不为主，可名于大”）等等。为了使注释与其宗教目的相一致，《想尔注》甚至不惜对《老子》原文进行篡改。但是，注文围绕着“道诫”所进行的宗教化注解，是《想尔注》宗教观念建立的主要体现，也是《老子河上公章句》等其它汉代《老子》注本所不具备的特点。在汗牛充栋的老学经籍中，如果说《老子河上公章句》代表着道家《老子》向道教《老子》的过渡，那么，《老子想尔注》则是第一部站在宗教信仰者的角度，使《老子》彻底道教化的注本，为汉代以后的道教徒注解《老子》树立了典范，它对“道诫”的重视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