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事之二(18)：9月下旬，戴祥柳在修水普济道院为来自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授箓。这对夫妇不仅自己受箓，还代全家另外5口人(包括7个月大的女儿)受箓。据说女信人先前因久不怀孕，受过观音箓，心想事成，喜得千金，深感灵验，故夫妇二人又代表全家前来更受它箓。这场授箓法事历时二日：第一日的仪节包括闹坛、颁师、请水、请印、封厨、涤秽、借地、禁坛、勅水、点将、开光、正告、颁赦；第二日的仪节包括豫禳、化箓、解关煞、传度、朝告谢朝、拨将分兵、挂勘、签押、谢神。

法事之三(19)：12月圣诞节之前，戴祥柳在香港玄妙道观为观主陈建业及香港信士共47人授箓。玄妙道观位于九龙大角咀，是一个私家道坛，上面提到的东莞玄缘观是其分坛。观主不仅经办本次授箓法事，而且本人是受阶位很高的大洞箓。其他受箓人基本上是普通信士，根据各自需要选择受不同的箓，如受天医箓以治病、受求财箓以致富，等等。陈观主还特地安排其小侄子受童子箓，保其顺利成长。法事历时二日，由于道坛空间狭窄，观主安排大部分受箓信士第二日正式传度时才到场。戴祥柳及其随班人员所做授箓法事虽因地制宜有所简省，但重要仪节绝不敷衍，表演得相当完整精彩，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戴祥柳传承了祖传清微派授箓法事。他佩用的科仪抄本《清微正宗》由其曾祖父戴文瑞(号竹平，民国修水县举道教研究总务长)作序，其中列载三日授箓法事节目(原抄本称为“坛规”)及各出法事所用文书等物件或相关说明文字。例如，首日包括请水、请印、封厨、涤秽、借地、勅水、卫坛、正告等节目，其中请水节目须采用颁师词文、龙泉水引、请水疏文和花坛一只。

综观科本记载和现场观察，戴祥柳主持的授箓法事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基本遵循传统授箓法事程序，但为适应现代社会，也作了适当的简省和改编。例如，过去授箓是传度与斋醮结合，现在是大大简省斋醮仪节，以传度为主；在香港授箓简省了封厨仪节，因为没有厨房或厨房太小；不再沿袭过去传度时师傅给受箓弟子吃过口肉的陈旧陋仪，改为师傅与受箓人各吃一只鸡腿，等等。

②无论掌教科事(高功法师)戴祥柳还是随班道士，都很熟悉法事过程，一般不照本宣科，说、唱、念、做颇有功底。

③呈经化箓过程中使用的行移文书比较多，包括《查验公文》、《自呈口意》、《寄马札文》、《请法表》、《呈箓表》、《呈箓疏》、《证因表》、《呈勘表》、《开箓光疏》、《安凭疏》，等等。

④受箓人大都是火居正一派道士、普通信士，也有少数全真派道士(20)。

⑤受箓人通常不止受一种箓，同时受道士箓(特别是都功箓)和信士箓(特别是七元箓、文昌箓、真武箓、求财箓、天医箓等)的大有人在。

⑥受箓人获得的折迭本文凭(即题名“真凭实据”的阳凭)内容丰富，展开乃长幅图文，非常吸引人的眼光。

(二)明《道藏》正一部收载出自明代的五种正一箓——《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DZ 1213)、《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DZ 1214)、《太上北极伏魔神咒杀鬼箓》(DZ 1215)、《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DZ 1216)、《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DZ 1217)，其中前四种分别与戴祥柳收藏的真武箓、文昌箓、伏魔箓、延生箓逐一相合。明《道藏》五箓附载《请箓法词》，内容格式与戴氏所藏天师经箓的《请法词》(如《太上三五都功治祭酒箓请法词》)大同小异，二者均列具三种“三师”(即最初三代天师、经籍度三师、临坛法师——证盟师或引进师、监度师、保举师)名讳。《道藏》五箓所列“经籍度三师法讳”分别是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其中度师张宇清殁于1427年，表明这些箓在明朝初叶已由龙虎山颁行天下。戴氏藏《请法词》所列三师名讳分别是六十一代天师张仁晸、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表明戴氏所藏天师经箓的使用年代早不过清末民国时期，但因为与《道藏》五箓内容近似，所以可以溯源至明初。

又，《道藏》本《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还假托天师正应先生说：“第法箓传世寝远，乃选良匠锓木成书，以久其传。”(26)据此可知，戴氏所藏天师经箓之所以采用板刻样式，显然承袭了明朝以来天师祖庭龙虎山的做法。(27)

又，明《道藏》所载五箓主要记载箓本身和请箓法词，并未说明具体如何使用，戴祥柳所藏天师经箓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些问题。例如，戴氏藏真武箓是与《太上元始天尊说真武灵应护世妙经》配合使用的，此经正是明《道藏》收载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DZ 27)。但因为明《道藏》限于体例，将《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玄天真武无上将军箓》分开雕印，割裂了真武箓和真武经的关系，现在只能参考戴氏所藏真武箓才可以明白这一点。

(三)戴祥柳所藏延生箓与明《道藏》本《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大体相合。明《道藏》中另外两部中古天师道经典也收录延生保命箓：一是《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DZ 1208)卷六“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箓品”，二是《太上正一盟威法箓》(DZ 1209)中的“太上保命长生箓”，但与前两者文字内容差别甚大，表明自中古至明代此阶法箓已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北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籤》卷一一五“经传部”引录杜光庭(850-933)所著《墉城集仙箓》，其中记载唐玄宗时剑州女冠王法进得受正一延生箓，丁培仁认为王氏所受之箓即《道藏》本《正一延生保命箓》，故断定后者唐代以前已有流传。(28)此说疑误。窃以为王氏所受之箓属于中古时代流传的正一箓，可能比较接近《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或《太上正一盟威法箓》中记载的延生保命箓。

又，戴祥柳所藏童子箓与中古时代流传的仙灵箓(即童子若干将军箓)(29)在授予对象和名称方面互相一致，但前者的内容组成(包括太上正一解童子三十六关秘箓法词、太上正一童子将军护身秘箓法词、太上正一护童斩邪华盖秘箓法词、太上正一释童五音咒诅秘箓法词、太上正一消灾保命延生童子妙经法词、太上正一解童子十二命关牒、佑天御皇宥童敕赦、太上正一童子护身保命金牌、先天斗母摩利攴天救生宝诰、先天王母三仙统运度命延生宝诰、天心文曲元真文牒、天朝武曲紫极文牒、南极长生延龄寿书、先天道祖延寿金章、太上正一护童照身文凭、星关二牒、职牒、四驿火牒、十宫三八牒)与后者绝不相同。这说明自中古以迄近代，孩童授箓仪式变革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