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为了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张道陵选择民风比较纯朴的巴蜀作为传教场所，他采取了“阴阳有别，各有司存”的措施，将原先的魔鬼信仰限定在一定的区域；与此同时，张道陵注重整肃民风，号召信徒们造桥修路，“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辜，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愈，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致。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作为宗教信仰，张道陵创立的“正一盟威之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坚持了有神论，但这种有神论并非纯粹教人膜拜，而是以神的名义来教人净化自己的心灵，使得社会能够形成一套符合生命法则的行为规范，因此具有正信意义。

（2）逐步完善教理教义，使得道教有了明确发展方向。

从张道陵开始，正一道不光是树立了具有整肃社会风气的神明信仰，而且逐步完善了教理教义。张道陵是一个勤于撰述且著作丰富的道门领袖，葛洪《神仙传》说他“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今人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所附“张道陵著述考”列有《道书》《灵宝》《天官张本》《黄书》等多种经典文献，还有一些虽然不能确认为张道陵所撰著，但属于早期正一道经典文献却无疑，例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妙经》等，这些著作说明正一道在开创之初即重视文化建设。

更为重要的是，正一道从诞生起就确立了以老子《道德经》为大宗的教理教义传承体系，体现了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导向。饶宗颐先生在《老子想尔注校笺》的自序里说：鹤鸣道士，“著三官之手书，置五斗之义舍，因五千文而都习，设二十四治以登真。敷扬妙义，风行蜀中，翼赞玄言，讬遘想尔。阐守一之旨，携契天人，劝长生之方，先拙忿怒，本无为以去恶，立道教之元胎”。这段话中的“五千文”即指老子《道德经》。“阐守一之旨”就是要信徒们守正道，达到天人合一，延年长生；而贯彻“无为”的精神就是要去恶从善，让其教区树立美好的道德风尚，这些主张无疑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因此饶宗颐先生称之为“道教之元胎”。

从《老子想尔注》的解说可以看出，早期正一道领袖是从社会伦理道德入手来阐明教理教义的，该书在解释“上善若水”一章时指出：“人当法水，心常乐善仁。人当常相教为善，有诚信。人君理国，常当法道为政，则致治。”这样的阐释言简意赅，明确地宣示了教人为善的思想趋向。按照《老子想尔注》的看法，行善不仅是起码的社会伦理要求，也是健康长寿的修行路径。

张道陵确立的以老子《道德经》为教理教义思想基础的原则不仅在正一道里世代相传，而且对后世道教各派都有巨大影响，查《正统道藏》，收入的《道德经》注释本有五十余种，而《道藏辑要》《藏外道书》也有大量的《道德经》注本，充分显示了《道德经》在道教教理教义建设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3）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礼仪制度。

为了更好地教化信徒，正一道十分重视礼仪制度建设。针对两汉时期的信仰乱象，正一道告诫信徒们应该皈依正道，不要陷入“淫祀”的迷圈。关于此，刘宋著名正一派道士陆修静在《道门科略》里说：三五失统之时，“人鬼错乱，六天故气，称官上号，构合百精及五伤之鬼、败军死将，乱军死兵，女称呼夫人，导从鬼兵，军行师止，游放天地，擅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飨祠，扰乱人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枉死横夭，不可称数。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官章文》万通，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明正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复有淫邪之鬼，罢诸禁心，清约治民，神不欲食，师不受钱，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文中的“三五”当指三辰五星，三辰即日月星，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五个星球天体。“三”与“五”，合起来泛指日月星辰；而“六天故气”指的是六大区间的恶气。《云笈七籤》卷八《释六天玉文三天正法》称：“六天者，赤虚天、泰玄都天、清浩天、泰玄天、泰玄仓天、泰清天。”据说“六天”区域自从黄帝以来，民人互相杀害，违背自然。这种残杀之气就是“六天故气”。由于“六天故气”横行，妖魔出没，败死的将兵化而为鬼，在天地间游行。反映在宗教信仰生活中，就是出现了众多庙舍，祭祀十分混乱，老百姓受到这种“淫祀”干扰，苦不堪言，又不敢不祭祀，耗费大量钱财，却不能得到保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三天正法”应运而生。三天者，即清微天、禹余天、大赤天。正一盟威之道以“三天”代替六天，就是要以正教取代“淫祀”，具体做法就是制定一套能够为万民遵循的“禁戒律科”，让万民明白善恶之别，祸福之由，以便改恶从善。与“禁戒律科”的颁布相配合，“正一盟威之道”还创造“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的宗教修行与行政管理合一的制度，保证了“禁戒律科”能够得到落实。

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正一道所建立的二十四治以及三十六靖庐并没有续存下来，但禁戒律科却得到了发展。其中，授箓传戒便是这方面的典型礼仪。“箓”本指天赐的符命文书，后来道教用以作为道士入道的凭信，也是法师行法的依据。正一道认为，“箓”是自然之炁凝聚而成，也是道门仙真传法的见证。故而，正一道特别重视授箓仪式。早在张道陵时代即有“正一盟威箓”二十四品，后来更有演绎，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授箓仪轨。初看起来，正一道授箓似乎只是表征入道资格与品阶，但在深层次里却贯彻着修真养性、劝善成仙的文化精神。《太上正一盟威法箓》之《太上一官童子箓》谓：“素被新出老君太上高皇帝王神气在身，不能自分别，今赍信诣三洞法师臣某，请受太上一官童子箓，自实悉言，被君召，即日听署之后，要当扶助天师医治百姓疾病，不得轻泄淫盗，鬲戾忌妬，行不正之事，自作一法，诽笑师主者，此魔鬼所嫉；但当慈仁育孝，敬老爱少，父母兄弟，更相承奉，常以五腊吉日于堂上祝家亲九祖，二月八月同日祀社灶，其余不得私祀他鬼神，一旦违犯，坐见中伤，不得怨道咎师，一如律令。”这篇文字是正一道信徒们授“童子箓”时的宣誓词，其中有禁戒，也有倡导，基本精神是引导信徒们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具有严肃的监督功能。对照一下同卷的《太上十官童子箓》、《太上七十五官童子箓》、《太上三五赤官斩邪箓》、《太上护身将军箓》等一系列的授箓盟誓文，可知“正一盟威法箓”有统一格式，其中有些誓词是各道阶都要遵守的。此类典籍的流传，让我们得以明白早期正一道的授箓仪式事实上是让信徒能够遵守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对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后来，正一道的授箓仪式虽然有所变化发展，但注重人的品德修养却是始终坚持的，例如明代问世的《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在授箓的品类上增加不少，而在核心理念上依然是守约劝善。

（4）建立了自然疗法与人文疗法相结合的救治体系。

面对衍生的天灾人祸，正一道从诞生起就以救治疾病为基本目标，以延年益寿、羽化登仙为长远目标。为了治病救人，正一道领袖积极学习传统医疗理论与技术。葛洪《神仙传》言及张道陵为人治病，皆“采取元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所谓“元素”就是本初质料的意思，“采取元素”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治疗原则上遵循基本医理，二指在用药上采取天然材料。由此，我们可以将其医疗称作自然医疗。至于“改易其大较”是说在配方上有所变通，而“转其首尾”是说在整个疗程过程中又对配方份量有所加减。尽管治疗方案根据具体情况做出一些调整或变通，但总体上依然遵循着自然疗法的大原则。这样的医疗方式不仅在正一道中流传，而且为衍生于正一道的其他诸多道派所继承。魏晋以来诞生的灵宝派、上清派等道派也颇重视以自然疗法为人治病，《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医术名流列传》列有道医封君达、董奉、负局先生、葛仙公、鄞邵、蔡谟、殷仲堪、葛洪、许逊、徐熙、徐秋夫、羊欣、刘涓子、徐嗣伯、顾欢、徐骞、张远游等。他们的医疗实践虽然比较多样，但基本上不离自然疗法的核心精神，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由张道陵倡导的自然疗法的源远流长。

与自然疗法相辅为用的是人文疗法。所谓“人文疗法”就是运用人文元素来治疗疾病。“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刚美与柔美交相错杂，这是天的文采；文章灿明止于礼义，这是人类的文采。观察天的文采，可以知晓四季转变的规律；观察人类的文采，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如果说“天文”更多的是反映自然属性，那么“人文”更多的则是体现人类生活属性。人文的内容颇为丰富，语言、文字、礼仪、艺术等都属于人文范畴，而最具特色的是调节人类生活的伦理道德。

正一道实施人文疗法为人治病首先表现于“符水咒说”的使用中。“符水”就是将画好的符箓烧后融入水中，成为一种治病的特异水。“符”是一种古文字，相传黄帝作“云书”，故“以云纪官”，汉末正一道使用的“符”实际上是古老云书的继承与变通；至于“咒说”，乃是一种特殊音频气流形态。不论是“符”还是“咒”都具有人文特质。因此，“符水咒说”疗病可视为比较典型的人文疗法。根据《后汉书》《三国志》的描述以及道教经典的记载，“符水咒说”疗病是有特异功效的，其中的机理相当复杂，目前尚不能简单地用西方近现代实验科学理论来解释，但无论如何是一种应该引起注意的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