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道也很重视以伦理道德来疗治人的疾病与社会疾病。《三国志•张鲁传》记载，早期正一道除了教病人饮符水外，还设立静室，教病人叩头思过。“叩头”就是向神明行崇敬大礼，在“叩”的过程中，头部朝下，弯腰跪膝，伸拉脊柱，可以促使血脉流通，是一种很好的躯体锻炼形式；叩头时面对的是神明，神明在上，己身在下，寄托了谦恭的伦理内涵；“思过”就是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病人到底是如何“思过”的？《三国志》没有详细记载，但既然是思“过”，便是一种道德反省，由于反省而释放了内心积压的不良情绪，因此产生特殊治疗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许多道教经典和官修史书言及此等疗法使“病者颇愈”，故“百姓信向之”，因为有好的疗效，老百姓都来皈依，这足以佐证道德疗法切实有效。从性质特征上看，道德诊治就是典型的人文疗法。由于这种疗法与神明信仰相联系，现代中国大陆医学界许多专家不承认其医疗价值，甚至将之当作“迷信”，那是偏执立场所致。就疾病救治与健康的需要而论，信仰也具有疗治作用，因为信仰的标志是承认神明存在，道教神明本来就是宇宙伦理和人间美善品德的象征。具有道教信仰表示一个人服从了宇宙伦理、人间基本道德准则，故而有益健康。正一道当年采取了这样的疗法，体现了从整体上对待疾病的态度，至今依然有借鉴意义。

基于神明信仰立场，正一道形成了系统的礼拜神明、超度鬼魂的斋醮科仪体制。在《道藏》里，有大量的正一道斋醮科仪经典文献，例如《正一威仪经》《正一解厄醮仪》《正一出官章仪》《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太上正一阅箓仪》《正一指教斋仪》《正一指教斋清旦行道仪》《正一敕坛仪》《正一醮宅仪》《正一醮墓仪》《太上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正一殟司辟毒神灯仪》《正一法文十禄召仪》《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这说明斋醮科仪在正一道中是很重要的文化活动。本来，斋醮科仪是用以礼敬神明、超度鬼魂的，但实际上对于驱除疾病、保障健康也是有裨益的。因为斋醮开始之前要沐浴更衣，不食荤酒，不居内室，这都有助于培养精诚意念，促使参加者调整自我的内在机能。整个斋醮过程，发炉、礼拜、上章、进表、步虚、散花、施食等环节以及辅助的音乐，形成了环环相扣的礼仪系统，营造了很好的人文氛围，可以引导人们进入一种专注的境界。再说，斋醮中的祝祷辞、咒语的使用，也能够对病人产生心理疏导作用。从这个方面看，正一道的斋醮科仪也具有人文医疗价值。借鉴其形式，对于当今社会的一些疾病，譬如个体精神疾病、集体狂躁病、老年孤独症、歇斯底里发泄症等等的治疗来说应该是有帮助的。

（5）在传统科技与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留下宝贵文化遗产

在长期流行与发展过程中，正一道积淀了丰富文化遗产，其经典文献包含着众多学科知识，具有等方面价值。除了医道养生外，正一道也重视天文、历法、农业以及文学艺术等学科知识的应用，并且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中，发展了众多学科的知识系统。

如上所述，张道陵在创教之前就获得了“黄帝九鼎丹法”。考《正统道藏》，存有《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凡二十卷，业内专家认为卷一的本文出于汉末，估计当年张道陵获得的正是这部经典的卷一部分，且又传给了弟子赵升。作为外丹经典著作，“黄帝九鼎神丹法”当然以讲述外丹烧炼为主，但也涉及多方面知识，其内容颇为丰富。炼丹选址，必须具备天文地理知识；炼丹器具制作必须具备物理知识；药物配合与烧炼过程，必须具备化学知识。故而，此书的价值是等方面的。张道陵获得此书，学习探研，先在江西省贵溪云锦山采药炼丹，据说丹成而龙虎现，故云锦山改称龙虎山。此外，根据葛洪《神仙传》的记载，张道陵也在四川新都之南的繁阳山炼丹，《蜀中广记》卷五“新都县”条云：繁阳山“在繁水之阳，因以为名”；《蜀中广记》又引《本际经》云：“天师张道陵所游，太上说经之处。”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张道陵炼丹应不止一处。他要炼丹必然得掌握炼丹的基本知识与要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炼丹的敬业精神，包括信念的确立与科学态度，后世正一道之所以有众多的科技贡献，与张道陵当年认真学习与钻研炼丹学说是不无关系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正一道留下了丰富的经典文献。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诗词曲赋作品，颇具艺术特色。例如《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七卷，收录其文、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歌行、联句、词颂等多种体裁。读来别具风味，如其歌行《钱塘有作》写晨起所见红霞、白云、双鹤之舞蹈，谓：“红霞映朱栏，白云隐青山。尘中人不到，双鹤舞柴关。”又写听琴、观江景色：“瑶琴一曲诗数篇，山童煮茗炉无姻。为思尘世去游乐，一别洞天今几年。湘江江上月初白，湘浦浦边风色清。断肠声咽玉笛碎，愁杀霜堤多少情。人生总浮云。仙家依旧春，归去来兮乐吾真。”作者将景物描写与体验记忆以及自身的理想追求融为一体，颇具匠心。像虚靖真君张继先天师这样的文才在正一道里为数不少，从一些侧面展示了正一道中人的艺术创造才智。

三、正一道的历史地位

关于正一道的历史地位问题，许多学者的论著已经有所涉及。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一些评价存在偏颇，尤其是清代以前一些儒家学派史学家更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判正一道，例如陈寿《三国志》谓之“妖巫”、“米贼”等，当代一些学者不明真相，也跟着瞎说，实在不可取。

笔者以为，正一道历史地位问题应该从广阔社会背景和人类整体生存角度入手来审视，才能有比较客观的认识。经过一番梳理与分析，笔者感到了解和认识如下方面，对于评估该道派的历史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1）正一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宗教。

目前，在中国境内活动的主要宗教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人们称之为“五大宗教”。在五大宗教中，唯有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这是所有学者都认可的事实。

从源头上看，道教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千的伏羲氏时代。到了黄帝时期，道教有了雏形。《史记》之《五帝本纪》以及《封禅书》言及黄帝时期，国家祭祀山川鬼神、举行封禅大典，黄帝晚年炼丹求仙，奠定了道教神仙信仰基础，此可谓“雏形道教”。黄帝而下，神仙传说逐渐流传，到了春秋时期形成了以阐述大道思想为主题的老子、庄子学说，此可谓“义理道教”，此时的道教基本上是思想教化，如《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讲：“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老子不仅提出了“教”的概念，而且使用了“教父”的名称。而《庄子》也多言“教”，例如其《大宗师》篇言：“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这样看来，老庄学说有“教”的属性毋庸置疑，只是尚未具备制度特征。

真正使道教制度化是从东汉末开始的，其肇始者即张道陵天师。换一句话来说，东汉末由张道陵创始的正一道标志着制度道教形成。此时的道教不仅确立了以大道为核心精神的思想体系，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神明信仰、科仪典章、授度礼仪，有了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的教区管理体系。这种制度是上古原始宗教所没有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正一盟威之道”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宗教。张道陵之后，正一道在组织机构、教理教义、典章制度等各方面不断发展，从正一道之中衍生出来的各个道派，诸如灵宝派、上清派、楼观派、神霄派、全真道、太一道、真大道教等继承和发展了正一道的斋醮礼仪、修炼法门，丰富了道教文化，从而使得道教的制度日趋完善。

（2）正一道提供了应对疾病与驱除“魔鬼祸害”的精神武器，开拓了新的生命境
界。

东汉晚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疾疫流行。林富士先生《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一文比较详细地考考察了当时疾病流行的情况，他指出：“据范华《后汉书》的记载，中国社会在桓、灵二帝时期饱受‘疾疫’的侵害，其后，在献帝期间，则似乎只有建安二年有‘大疫’发生。然若综合各种史料来看，则一种或多种不知名的‘疾疫’（即现代医学所说的‘流行病’）在东汉王朝最后的三十多年间，仍不断侵蚀中国社会，尽管可能只是间歇性的肆虐于某些区域。”林富士先生查找了不少官修史书、医书以及志怪、方志等大量文献，依据时代先后论述了当时出现的疾疫情形，读起来触目惊心。依照此文线索，笔者也读了一些相关著述，颇有感触。其中，医家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序》反映的情况令人震撼。该序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一个两百余人的家族在十年间死亡者达到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瘟疫的就占了十分之七，也就是说差不多有百人左右死于“伤寒”，可见伤寒流行病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另外，陈寿《三国志》、干宝《搜神记》、《昭明文选》等书的资料也不时出现“疫疠”、“疾疫”、“大病”等描述，这些文献虽然没有具体指出“疾疫”是何病，但社会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疾病却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言之，在东汉社会，瘟疫大病的确是困扰民生的一个大问题。

瘟疫疾病流行，造成人们心理恐慌，也促使人们寻求疾病原因。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人们把疾病流行与厉鬼作祟联系起来。应劭《风俗通义》有一段话反映了这种情况：“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相信“厉鬼”存在，是东汉社会颇为流行的意识现象。